一 家世和幼年生活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当西历1887年4月13日），他在《努力周报》发表文字，常用“宗淹”的笔名，那当然是表示他崇敬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是泰兴县的一个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文江是第二子。大哥文涛，三弟文潮，四弟文渊。他还有不同母的弟弟三人，文澜、文浩、文治。
文涛先生有《亡弟在君童年轶事追忆录》，说：
亡弟于襁褓中，即由先慈教之识字。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五年，毕四子书五经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
在君的天资过人，他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故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这种经验，崔东壁（述）曾在他的《考信附录》里说的很清楚：
自述解语后，〔先君〕即教之识字。遇门联扁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
崔东壁的自叙最可以给文涛先生这一段记载作注解，使我们相信“五岁就傅，寓目成诵”不是奇事，只是一个天才儿童早年先认识了许多字，后来拿着书本子，就觉得“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所以能“寓目成诵”了。
文涛先生又说：
弟就傅后，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儒语录学案。……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贽）史督师（可法）。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时取士犹用八股文，塾师以此为教，亡弟亦学为之。……于古文，始尝推许韩昌黎，既而……乐诵大苏纵横论辨之文。年十一，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
我详引这两段追记的话，因为在君十六岁已离家出国，他在日本时已能作政治文章，他读中国经史书，他作中国文、中国诗，都是在那十一二年中打的根柢。那根柢起于他母亲单夫人的教他识字，成于他自己在私塾时期的博览自修。
单夫人是一位很贤明的慈母。文涛先生说：
先严……诸事旁午，鲜有暇晷，涛兄弟以养以教，壹以委之先慈。先慈于涛兄弟爱护周至，而起居动止，肃然一准以法：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一钱之费，必使无妄耗。事能亲为者，毋役僮仆。即不能，偶役僮仆，亦不得有疾言厉色。
在君一生的许多好习惯，据他大哥说，是他母亲的家教“植其基”的。
二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
泰兴县旧属于南通州，是江北的一个小县，丁文涛先生说那是一个“风气锢塞”的“滨江偏邑”。在那么一个小地方做一个绝顶聪明的神童，是最危险的事。王荆公有《伤仲永》一篇短文，指出那个神童方仲永陷在一个不良的环境里，没有做学问的机会，结果是到了二十岁时竟是“泯然众人矣”。文涛先生说他们泰兴人“远涉数百里，已非习见，遑论异国！”丁在君能从那个狭窄的地方跑出来，十五六岁就到了日本，十八岁就到了英国，大胆的走到大世界的新学术的大路上去——这个大转变，这个大解放，都是因为他在十五岁时候，忽然遇着一位恩师——湖南攸县的龙研仙先生。
文涛先生这样记载这一件奇缘：
弟年十三，出就学院试。时盖“戊戌政变”后之翌年也。会攸水龙公璋以通人宰邑政，兴黉舍，倡新学。闻弟有异材远志，语先严挈弟入署，将面试之。弟……入谒，〔龙公〕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弟文多所阐发，龙大叹异，许为国器，即日纳为弟子，并力劝游学异国，以成其志。而赴日本留学之议乃自此始。
我细读此段，不能不指出一两个疑问。第一，在君出去“就学院试”，那是童生考秀才的考试。文涛先生没有说在君曾否取中秀才。照那时代的惯例，幼童应考，往往得到学院“提堂”的优待，在君已能作文字，他被取作秀才，似无可疑。海外无可稽考，只好等待丁文渊先生去考定了（丁文渊按：在君家兄并未取中秀才。）。第二，在君应学院考试在他十三岁时（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但他初见知县龙璋先生，似乎在两年之后（文渊按：适之先生的考证，一点没有错。家兄想要到上海投考南洋公学，照当时的习惯，须要经地方官保送才可。家兄初见知县龙璋先生。就因为这个缘故，和院试无关。），在他十五岁时（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因为他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和朱经农先生去游南岳衡山，凭吊龙研仙先生的纪念碑，曾有诗两首，其一首说：
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
文涛先生此文里用了一个“会”字，就好像龙知县面试在君的事也在在君十三岁时了。我们似当依据在君自己的诗句——只可惜在君的诗，我们没有看见原稿，只靠朱经农“记忆所及写出来的”本子。但“十五”两字，依平仄看来，似乎不错。
我们因此推想，这位龙研仙先生（他是攸县名士龙汝霖的儿子，龙润霖的侄子。龙汝霖就是光绪五年在长沙翻刻《宋元学案》的学者。在《宋元学案》的后序里，他曾提到他的“儿子璋”。）收了在君在他门下，必定还指导他去研读那个“戊戌维新”时代的“新学”。文涛先生记载的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公的书（文渊按：我们家中可能因为先曾祖曾游宦浙江，颇藏有若干书籍。我们年少时，每年须将藏书曝晒一次，尚能记及顾、黄、王诸公文集。先曾祖余堂公仅有子女各一人，子为先祖振园公；女则嫁六合唐府[名已记不清]其翁某为翰林，和曾文正公同时，奉命在乡主办团练。后因太平之乱，六合失守，先祖姑夫妇逃到我们家中避难。先祖姑就死在我们家里，她仅生有一女，因外祖母钟爱[即先曾祖母]。从小就留居外家，至出嫁时．才回其父家。我们这位表姑母，我们从小称她为“寅姑妈”，她的大名，我从来没有知道。她和苏州名进士曹叔彦先生结婚以后，她们夫妇起初每年都来我家一次。拜见外祖母，以后也往来不绝。我这位表姑父尝治《孝经》[我们家中也藏有此书]，虽未做官。然而对清室极忠，终身做遗老，不肯剪辫子。我在1935年。到苏州的时候，还拜见过他老人家。他对家兄们的读书，似有影响，因为先母的遗志，本来是要在君家兄去苏州，从叔彦先生攻读。先母去世时，在君家兄十四岁。）都不像是那个“风气锢塞”的泰兴私塾里的读物，可能都是他的恩师龙公指示他去阅读的。内地的私塾先生教人读《纲鉴易知录》，或乾隆《御批通鉴辑览》，那是可能的。在君幼年读《资治通鉴》，又读《四史》（《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我猜想也是龙公的指示。他读宋明诸儒语录及学案，大概也是龙公指导的，他读的《宋元学案》大概是龙家新刻的长沙本。
龙研仙先生对在君一生的最大造就，是他劝丁家父兄把在君送到日本去求学。这是泰兴县破天荒的事，所以文涛先生说：“戚友多疑阻，先严不免为所动。”龙公不但用“父母官”和“恩师”的力量来劝导，还替在君设法，托湖南的胡子靖先生带他到日本去。这样的出力，才打破了家庭的阻力，才使丁老先生“举债以成其行”。
这位湖南新教育家的恩惠，是在君终身不忘的。在他死之前一个月——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五日——他站在衡山上烈光亭的龙研仙先生纪念碑前，他还向朱经农说起当年如何遇见龙研仙先生，面试《通西南夷论》，如何劝他研究科学，并托胡子靖先生带他出洋。他说，他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朱经农先生的纪录，见《独立评论》一八八期。）
三 他在日本一年多——计划往英国留学
在君跟胡子靖先生到日本留学，大概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那时他十六岁。他在日本住了一年半左右，从他十六岁到他十八岁，从光绪二十八年的下半年，到三十年（甲辰，1904）的三月。
他在日本的生活，只有李祖鸿（毅士）先生和汤中（爱理）先生的追忆（《独立评论》第二○八期，第二一一期），可惜都不详细。汤中先生说：
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四年的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如……浙江留学生之有 《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永建）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荣宝）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
在君的文章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可惜在君在《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现在都散失了，我搜访了多时，一篇也没有找到。……
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兴（原文误作“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那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
在君在日本一年半，虽然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虽然参加了当时东京留学界“谈革命，写文章”的生活，但没有进什么正式学校。不久，日俄战争发生了——1904年2月8日夜东乡大将袭击旅顺口——大家更无心读书了。在那个时期，和李祖鸿兄弟同住的庄文亚先生常常接到吴稚晖（敬恒）先生从苏格兰的蔼丁堡（Edinburgh）寄来的信，信上常说，“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也常说苏格兰生活的便宜，常劝人去留学。据吴先生的估计，中国留学生到那里留学，一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用了。
李祖鸿先生说：
在君受了这种引诱，便动了到英国去留学的意思。……庄文亚君也在这时候起意要到英国，他和在君一旦遇见，彼此一谈，志同道合。……在君搬到我们那里来住了，他们时常商谈出洋事，自然也冲动了我去英国的念头。……后来是在君出主意，由他先资助我路费，且同我出去，到上船以后，再报告家中，商量以后的学费。
李先生继续说：
我们三人决定出洋以后，预备了大约一两个月的英语。在君的英语是一点根基都没有，比庄文亚和我都差。然而到我们出发的时候，一切买船票等等交涉，都是他出头了。……
我们离开东京是在光绪三十年，时间大概是春夏之交（汤中先生说是“三月某日”。）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于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
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了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
四 海上的救星
这三个大胆的青年，一路上“仍是花钱游玩，并不着急”。有一天，在君在船上听人说，蔼丁堡距离伦敦还很远，每人火车费要多少钱。他们估计手里的钱已不够买车票去会见吴稚晖先生了。他们这时候才着急起来了。
他们船上头等舱里有位姓方的福建客人，常常找他们三个人谈话。船到了新加坡，方先生约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文庆先生请他们吃饭，谈起康有为先生现住槟榔屿，船经过时，他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
到了槟榔屿，他们去拜访康有为先生。康先生见了他们，问了各人的情况，颇表示关切的意思，临别时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先生收到他丈人的信之后，也寄了二十镑钱给他们。李祖鸿先生说：“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
他们到了伦敦，当夜赶火车北去，到蔼丁堡见着吴稚晖先生，吴先生已给他们预备了住所。他们把他们的志愿和经济实况告诉了吴先生，吴先生替他们计划：他自己同庄文亚到利物浦（Liverpool）去过最刻苦的生活，因为庄家没有钱再接济他了。丁、李两人仍留在蔼丁堡学习英文，因为他们两家也许都还可以勉强筹点钱寄给他们。在三十多年后，祖鸿先生说：
在君和我所以不去〔利物浦〕，是恐怕那种〔最刻苦的〕生活不宜读书。若不读书，则不免失去了我们到英国来的目的。
在君自己也说：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苏俄旅行记》四，《独立》第一○七期）
吴稚晖先生一生宣传“留学”，往往用他自己能忍受的刻苦生活做标准，劝人往外国去留学。丁文江、庄文亚、李祖鸿三个青年“受了这种引诱”，做了吴先生的信徒，冒了大险，跑了出去。他们到了蔼丁堡，才明白“那种生活不宜读书”！吴先生自己陪了一位信徒到利物浦去过苦生活。剩下的两位信徒决心要在比较适宜的生活状态之下求点新学术，他们只好恳求他们家里寄钱来救济了。
五 在英国留学七年（1904—1911）
关于在君在英国的留学生活，李祖鸿先生写的《留学时代的丁在君》（《独立》第二○八期）有很详细很动人的纪录。在君自己的《苏俄旅行记》的“楔子”第四段（《独立》第一○七期），写他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八月路过伦敦时“偷空到我十八岁进中学的乡镇去了一趟”的一个下午，足足写了四千字，真是写的有声有色，细腻亲切，是最有趣味的一篇文字。我现在写他留学英国的七年，全靠这两件资料。
在君自己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幸亏〔在蔼丁堡〕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李文误作“司密士”，又注英文Smith，似应作John Smiller？）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Spalding）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程度很低。我一个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的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
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
我是1906年离开中学的，以后只有1909年去过一次。
他在二十四年后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去，还有不少的老朋友很热烈的欢迎他，很亲切的同他叙述二十九年前的旧人旧事。有几段故事是应该收在这篇传记里的。
例如这一段：
出了学校向右手转不几步就到了维兰得河边的小桥。当年我住在河的右岸，每天要经过此桥四次。从寓所到学校不过十分钟，但是遇到雨雪也就很狼狈。记得第一年冬天，鞋子穿破了，没有钱买新的。一遇下雪，走到这座桥，袜子一定湿透了。从学校回家，当然可以换袜子的。可是袜子只有两双，一双穿在脚上，一双在洗衣坊里。没法子，只好把湿袜子脱下来在火上烘。吃中饭的时候，往往湿袜子没有烘干，就得穿上跑回学校上课去。
又如这一段：
出了药房门，沿河走去，早望见法罗（Farrow）在门前等我。他欢天喜地的接着我进去。……他同我向各处看了一遍：“这是你以前睡过的房子。这是你教我解剖田鸡的临时试验室。……你同班最要好的几个人都很好。司金诺得了文学博士，现任沙赖省最大的中学校长。……你记得吗？当你没有升级以前，第一都是他考的。等到你考在他前面，他不服气，到教员桌子去偷看你的卷子。看了之后，他反特别同你要好起来。”
又如这一段：
梅（May）贝迟同我去看……班奈儿夫人，她今年八十二岁了。一进门看见她和她的第三第五两个女儿坐在家里做活。……班奈儿夫人的第五个女儿对我说：“你还练习钢琴吗？我记得你跟我学了两星期就能够弹Home！Sweet Home！”我笑道：“你不要挖苦我了。你难道不记得：后来在钢琴上弹那个调子的时候，我一点听不出。你气极了，就不肯再教我了？”“不错。你的耳朵是差一点！”
在君和我都没有音乐的耳朵，他曾亲口告诉我这个笑话。
他在中学时，不但曾学弹钢琴，还曾学骑马。那天他去拜访一位顾克（Cook）先生，老先生已成了疯子，老太太也龙钟了，都不认识他了。他惘然的走了出来。
到了门口，一个白头的老仆对我说道：“老太太不认得你了，我却没有忘记你。你记得我在这边草地上教过你骑马吗？”“怎么不记得！你故意的把马打了乱跑，几乎把我摔死！”“哈哈！他们那时都说你如何聪明。想不到你骑马那样不中用！”
但是在君骑马的本事并不是“那样不中用”。这一点，我可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他在《漫游散记》的第七节（《独立》第十四期），曾详细的叙述他学骑马的经验：
我十几岁在日本的时候，就到体育会去学骑马。教授站在场子中间，拿一根长绳子拴住马，再拿一根很长的鞭子把马打了转圈子跑。初学时，马跑的慢。以后逐渐加快。等到练习了许多时，马跑快了也掉不下来，教授就叫你把脚蹬去了骑。再等几天，不但脚蹬去了，缰绳也得放下，两只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后背，单靠两条腿夹住马背。我初学的时候进步的很快。但是到了把脚蹬去了，就常常要掉下来。等到把缰绳放了，一两分钟之内一定摔在地上。学来学去，一点进步也没有，一失望就不学了。
这是他在日本学骑马的经验，可以补充李祖鸿、汤中两位先生的追忆。以下他叙述他在英国学骑马的经过：
“到了欧洲，七年不骑马”——他忘了那个仆人在草地上教他骑马的事了。“从前所学的一点工夫都忘记了。一直等到要回国来的那一年，为预备旅行，又到马术学校去上课。那里的教法没有日本的复杂。你骑上马，教员在旁边看着。先颤着小走，再颤着大走，再学奔驰。等到奔驰不至于容易摔下来，就教你打着马跳过一根离地二三尺高的木杠。我学的成绩和从前一样，起初学的很快，但是到了奔驰的时候总不免要摔几交。一到跳木杠子，没有一回能够骑住！”
他自己的结论是：“一个人为天才所限，纵然积极训练，到了相当的程度以后，很难再向前进一步的。”
在君说他在中学两整年，“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但他在剑桥大学只住了半年，就决定离开了。他离开剑桥，主要原因是经济上支持不了。他那时还只靠家中寄钱，其中一部分是泰兴县的公费。他曾上书给两江总督端方，端方曾指令泰兴县每年津贴几百元的公费（见文涛先生文）。但剑桥大学的生活不是一个穷学生担负得起的，所以在君在1906年的年底就决定不再进剑桥了。因为英国学校的学年中间不能改进别的大学，他就到欧洲大陆去游历，在瑞士的罗山（Lausanne）住的最久。
1907年夏天，他到苏格兰的葛拉斯哥（Glasgow），他自己在本城的工科学院（Technical College）预备明年考伦敦大学的医科，又邀他的朋友李祖鸿来进本地的美术学校。
1908年，在君考伦敦大学的医科，有一门不够及格。这是他一生不曾有过的失败。他从此抛弃了学医的志愿，改进了葛拉斯哥大学，专习动物学，以地质学为副科之一。到了第三年（宣统二年，1910），他的主科动物学之外，还有余力，他又添了地质学为主科，地理学为副科。“到1911年，他是葛拉斯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见李祖鸿文）
他在葛拉斯哥大学的时期，得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帮助，补了每月十镑的半官费。到最后的一年，他有补全官费的希望。但他因为将要回国，请求把官费让给李祖鸿。李君不但补了全官费，还领得1911年1月到5月追补的官费一百多镑。李君和在君留英七年，总是有无相通的，他知道在君性好游历，屡次游历欧洲大陆，还想回国时游历中国内地，所以他就把这补领的一百多镑送给在君，作为旅行中国内地的游资。于是丁在君就在1911年的4月离开英国，5月初经过西贡海防，搭最近刚通车的滇越铁路，进入云南，5月10日到劳开——滇越路的第一天的宿站，在红河的右岸，对岸的河口就是云南的地方了。他在那一天记着：
我在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距我出国留学的时候，差不多整整的七年。
六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
在君的第一次中国内地旅行，见于他的《漫游散记》的第一部分。（《独立评论》第五、六、八、九、十期）
5月12日，他到了昆明。那时叶浩吾先生（瀚）在云南高等学堂做监督，他指导在君改服装，做铺盖，雇人夫。他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5月29日上午，他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上马褂袍子，戴着黑纱的瓜皮小帽，同九个夫子，及云南提学使派的两名护勇，从昆明出发。
他走的路线是从昆明过马龙、沾益、平彝，入贵州省境，经过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从贵阳经过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镇远。他的一个同乡从云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约他在镇远候他同坐民船下 水、沅江，到湖南的常德。在常德，他同他的同乡分手，他自己雇小火轮到长沙。从长沙到汉口，经过上海回家。
从昆明到镇远，陆路走了一个月，6月29日才到镇远。7月6日从镇远坐船，7月13日到常德。他的游记没有说明他用的是阳历或阴历，有时他说“1911年5月10日到了劳开”，有时他说“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了镇远”。那年阴历有闰六月，而他的游记从没有提及闰六月，故我们可以断定他用的是阳历。阳历5月29日从昆明出发，已是阴历五月初二日了。7月13日到常德，已是阴历六月十八日了。他经过长沙、汉口、上海（文渊按：在君家兄从汉口回家乡，没有经过上海。他是从汉口坐江轮直达南京。当时我奉了先父之命(我那时十五岁)。同了一个有旅行经验的一个男仆，早先到了南京。去接候他。那时同镇(黄桥)他的友人朱先志。是日本士官毕业生，在南京新军当管带。家兄和他是在日本认识的。家兄到了南京，他人为招待，每次也有我。我们以后从南京坐江轮回泰兴，到八苇港下轮船，换乘民船去黄桥。），他到上海大概在阳历的七月底，阴历的闰六月初了。
我的朋友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夫人杜联喆女士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的“附录一”有《宣统三年游学毕业的进士名录》，其年“五月”有周家彦等五十七人的名录（页二四三——二四四），地质学者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文渊按：家兄回家后，少住，就赶去北京，应游学毕业考试，大约在阴历八月的时候。地质学者李四光决不在内，房先生于此。必有错误。李四光先生在武昌起义以后，曾任教育厅厅长，以后自请以官费留学英国，习地质。我在1919年秋天到了英伦时。曾和丁巽甫去访问过他，他在另一小城，已忘其名。家兄考中进士以后，回家的时候，就顺道到了苏州。他为省钱起见，就在苏州和家嫂史久元女士结了婚，那时家嫂父母双亡寄居在其六婶左太夫人处。）三人也在此五十七人之内。依上文的年月推算，丁文江在宣统三年旧历五月，还正在云南、贵州旅行，决不会在北京应游学毕业的考试。据房先生的自序，游学毕业进士的名录是从《学部官报》及《东方杂志》采辑出的。此中可能有学部汇报国外留学生毕业名单，而被误列为游学毕业进士名录的。在君游记里的年月至少可以帮助订正房、杜两先生的书中这一榜的错误，这一点是值得指出的。
在君的第一次内地旅行最可以表示他的毅力、勇气、观察力。他带了许多书籍仪器，不走那最容易的海道，偏要走那最困难的云南、贵州的长途——“每天所看见的，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山，没有水，没有土，没有树，没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峡谷，两岸一上一下都是几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峡谷的支谷里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几处村落”，“通省（贵州）没有车轮子的影子”。
他从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针步测草图，并用气压表测量高度”。他发现了武昌舆地学会的地图，商务印书馆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德、法、日文的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都还是根据康熙年间天主教教士所测的地图做蓝本，所以“一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驿道，在地图上错误了二百多年，没有人发现”。
他这次旅行不算是调查矿产地质的旅行，只是一个地理学者的旅行，作为他后来在西南调查矿产地质的准备。他在贵州的黄果树，恰巧逢着“赶场子”的日子，看见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狆家子、青苗、花苗等。他自己说：“这第一次与西南土著民族的接触，很引起了我对于人种学的兴趣。”（民国三年，他第二次来游，才开始做西南人种学的研究。）
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他的一篇《一千五百里的水路》（《独立》九期），记 水与沅江，是一篇很美，很有趣味的游记。例如这一段：
在黔阳城西，沅水的正源从西来会〔合水〕。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做清水江。两条水会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
这样能作细密观察的一位地理学者，只因为要挑出一些“比较有兴趣的事情，给适之补篇幅”，所以他描写贵州人民吃盐的法子，偶然不小心，说的话就引起贵州朋友的抗议了。在君说：
我一到了贵州境内，就看见辣子，少看见盐粑。大路边的饭铺子，桌上陈列的是白米饭、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里面都没有一颗一粒盐屑。
在君死后，我的贵州朋友“寿生”先生曾指出，辣子同盐分不得家，丁先生看不见菜里有“一颗一粒盐屑”，正同他看不见辣子的咸味一样，“谁见过有盐屑的菜！”（寿生《文人不可知而不作》，《独立》第一九六期）贵州人吃盐比江浙人吃得更咸，“食时菜数越少，吃盐越重”。外省游人单用眼睛去看，不用嘴去尝，所以说错话了。
在君从常德坐小火轮到长沙，为的是要拜访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据朱经农记得的在君游南岳时，有一首说：
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
从1911年7月到1935年12月，可以说是二十五年前事了。
在君回到家乡，大约在七月尾。七十多天之后，武昌革命就爆发了。丁文涛先生说：
弟自英学成归国，适辛亥革命，邑中警报频传，不逞之徒乘机煽乱，萑苻遍地。弟抵里，倡编地方保卫团。经费不给，则典鬻以济之。又手定条教，早夜躬亲训练，以备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风鹤不惊。
七 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北大地质系
民国元年，在君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他在这一年中，用生物演进的观点写了一部很好的“动物学教科书”。他的扬子江、芜湖以下的地质调查，好像也是这时期调查的。这一年，他把他的四弟文渊带到上海。文渊那时十四岁，“没有进过学校，没有学过英文，无法考入上海的中学，只好进了当年同济的附属德文中学。”文渊的自述如此（见他的《文江二哥教训我的故事》，香港《热风》半月刊二十二期，1954，8月1日），使我们回想，如果在君当年没有被龙知县救援出来，他的一生事业也许会被埋没在那个风气闭塞的泰兴县里了。
民国二年的二月，在君到北京，做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那时张轶欧先生做矿政司司长，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认识地质学的重要，在君和章鸿钊、翁文灏，都是他先后邀到工商部去的。张轶欧的计划是要筹办一个中国地质调查所。但当时中国缺乏地质学的人才，一般人士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毫无认识。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一门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门停办了！
在君说：“我这一科里有一个佥事，两个科员，都不是学地质的。‘科’是一个办公文的机关，我的一科根本没有公文可办。我屡次要求旅行，部里都说没有旅费。只有两次应商人的请求，由商人供给旅费，〔我〕曾做过短期的调查。”地质科科长没有旅行调查的经费，当然没有开办地质调查所的希望了。
在君对于中国地质学的第一步贡献是在训练地质学的人才。他利用了北京大学停办地质门的机会，把北京大学地质门原有的图书标本借了过来，由工商部开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称为地质研究所。他把北京大学原有的一个德国教授梭尔格（Solger）请来帮忙。后来翁文灏先生从比国回来，就在地质研究所做主任教授。民国三年以后，在君自己担任教古生物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学。”
翁先生说地质研究所时代的丁在君的教学法：
他（在君）竭力主张注重实地观察。他以为平常习惯由一个教授带领许多学生在一学期内做一次或两次旅行，教授匆忙的走，学生不识不知的跟，如此做法决不能造成真正地质人才。他以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分成小组，自成工作。教授的责任尤在指出应解决的问题，与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与所得的结果。他不但如此主张，而且以身作则，有很多次率领学生认真工作。他的习惯是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
在君先生的实地工作，不但是不辞劳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调查地质的人，一手拿锥打石，一手用指南针与倾斜仪以定方向，测角度，而且往往须自行测量地形，绘制地图。这种方法，他都一丝不苟的实行，而且教导后辈青年也尽心学习。
这个地质研究所是民国三年开办的，民国五年毕业。毕业的学生就在地质调查所担任各地的调查工作。其中成绩最好的人，逐渐被挑选送到国外去留学。中国地质学界的许多领袖人才，如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先生，都是地质研究所出来的。
地质研究所在民国五年以后，仍由北京大学收回，重办理科的地质学系。当时在君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商定，北大恢复地质学系，担任造就地质人才的工作，地质调查所专做调查研究的工作，可以随时吸收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使他们有深造的机会。
因为这种渊源关系，在君对于北京大学的地质学系总是很关切的。北大恢复地质学系之后，初期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在君亲自考试他们。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不满意。那时候，他已同我很熟了，他就带了考试的成绩单来看我。他说：“适之，你们的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的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特别关心。前天北大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亲自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考试，每人分到十种岩石，要他们辨认。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及格的！你看这张成绩表！”
我看那表上果然每人有许多零分。我问他想怎么办。他说：“我来是想同你商量：我们同去看蔡先生，请他老人家看看这张成绩单。我要他知道北大的地质系办的怎样糟。你想他不会怪我干预北大的事吗？”我说：“蔡先生一定很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
后来我们同去看蔡先生，蔡先生听了在君批评地质系的话，也看了那张有许多零分的成绩单，他不但不生气，还很虚心的请在君指教他怎样整顿改良的方法。那一席谈话的结果，有两件事是我记得的。第一是请李四光先生来北大地质系任教授。第二是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大家葛利普先生（Amadeus William Grabau， 1870—1946）到中国来领导古生物学，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学，一面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学研究工作。
这是民国九年（1920）的事。
葛利普先生不但果然来了，并且在中国住了二十六年，他死在中国，就葬在北大的地质馆的大门前。葛先生来中国主持古生物学的教授与研究是中国地质学史上一件大事。在君自己曾略述葛先生的事迹：
葛利普先生是德国种的美国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牧师，他却极端反对神秘宗教。他原在哥仑比亚大学当了十六年的教授，到1917年美国加入了欧战，各大学纷纷的发生反德运动，他遂被革了职出来。1920年他到中国来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兼地质调查所的古生物主任。他不但是工作极勤而且是热心教育青年的人。当北京大学屡次索薪罢课的时候，他总把地质系的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上课。他因为风湿病的原故，两腿不能走动，手指也都肿胀，然而他的工作比任何人要多。（《苏俄旅行记》一，《独立》第一○一期）
在君死后，他的北大助教高振西曾指出葛利普先生教育出来的古生物学人才之多。他说：
今日之中国古生物学家，如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健、黄汲清、张席禔、乐森、田奇俊、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等，直接为葛先生之高足，而间接为丁先生之所培植。“（高振西译葛利普的《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注三。《独立》第一八八期，页二二）
八 民国初年的旅行——太行山与山西铁矿——云南与四川
民国二年十月，南通张季直先生（謇）到北京就农商部总长之职（原有的工商部和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他是提倡当时所谓“棉铁政策”的。他的次长是武进刘厚生先生（垣），也是实业家，又是矿政司司长张轶欧早年在南洋公学时的国文教员。轶欧极力向这两位新首长陈说设立中国地质调查所的重要。据厚生先生的记载，他做次长只做了三个月。三年一月底就因母丧回南了，但地质调查所的开办费经常费的预算都已提出国务会议通过了，他还“依照张轶欧的计划，用种种方法筹到五万元一笔款子，作为地质调查所的开办经费”。他说，他虽然没有见过丁文江的面——因为他到山西调查矿产去了——但张轶欧已推荐他做地质调查所所长。厚生先生并且在临走之前，郑重的嘱托张季直先生注意这个地质调查所，不可被人破坏。
在这个时候，在君和德国地质学者梭尔格（Solger）正在太行山里旅行。在君十一月十三日到井陉矿务局的总机关所在地冈头村，与梭尔格会合。他们先在冈头同做了三天的调查研究，然后决定分工的计划，梭尔格调查凤凰岭以北，在君调查凤凰岭以南。他们把井陉一带的地形和地质调查明白了，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会同从井陉步行到娘子关。因为下大雪了，他们改坐火车到太原，在太原住了两天，十一月三十日到阳泉。他们花了八天工夫，调查正太铁路附近的地层次序，煤铁的价值。然后他们决定梭尔格担任测绘铁路以北的地图，东到太行山边，西到寿阳，北到盂县；在君担任测绘铁路以南的地质图，东到太行山边，西到煤系以上的地层，南到昔阳的南境。
在君的路线是：十二月九日离开阳泉，经过义井、南天门，到平定；由平定上冠山，经宋家庄、锁簧、谷头、立壁，东上到浮山；从浮山南坡下来，到昔阳。又从昔阳顺南河，到柴岭，东南到蒙山，东北到凤凰山，然后北上风火岭，到张庄；再经马房、立壁、西郊、东沟、白羊墅，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回到阳泉。
在君自己说：
我初次在北方过冬，御寒的衣具本来不完备，而这两星期中，早上出门的时候，温度平均在零度以下八度，最低的时候到零度以下十八度。上浮山遇着大雪，上蒙山遇着大风——在蒙山顶上十二点的时候温度还在零度以下十度，所以很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做测量工作，兴趣很好。回想起来，还是苦少乐多。
他的游记的一部分——不太专门的一部分——见于他的《漫游散记》第六、七、八章（《独立》第十三，十四，十六期）。他这一次调查旅行的记录有三个最重要之点：第一是他指出“太行山”一个名词应该有新的地理学上的定义：那从河南的济源、沁阳，到河北的阜平，山脉是南北行的，那才是真正的太行山。从阜平起，山脉转向东北，绕到北平的北面，再向东连到山海关，这一段地质的构造极其复杂，与太行山本身不同，应该叫做燕山。他附带的指出，太行山的“八陉”，根本没有道理。其中军都陉（即居庸关）、飞狐陉、蒲阴陉（即紫荆关），都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山；而穿过太行山的路没有一条比得上井陉的重要。
第二点是他指出，中国传统地理学把山脉当做大水的分水岭，是与事实不符的。例如唐河、滹沱河、漳河，“都从山西穿过太行，流到河北”。又如棉水、沾水，也都穿过太行。在君说：“可见得这些水道都与现在的地形有点冲突。研究这种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学上极有趣味的问题。”
第三点是，他的调查报告是中国地质学者第一次详细的证实山西的“平定、昔阳的铁矿不容易用新法开采，所以没有多大的价值”。德国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太平天国乱后来游历中国，回去后发表了三大册的报告，其中说到“山西真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时世界的销路来算，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在君自己说他民国二年到山西调查铁矿，“抱 后来农商部又请了几个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丁格兰等调查国内的铁矿。地质调查所的中国地质学者也参加，并继续这种调查工作。到民国十年（1921），调查所把多年调查的结果编成一部《中国铁矿志》。翁文灏先生曾在《中国地下富源的估计》（《独立》第十七期）里总括民国十年的估计如下：
全国铁矿砂总储量是九万七千万吨，其中辽宁一省却占了七万四千万吨。除了辽宁，在关内的只有二万三千万吨。就连辽宁在内，照美国每年要开采一万万吨的比例，也九年便可开完。所以中国的铁矿真不算多。……
在君于民国二年十二月底从山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奉到命令，派他到云南去调查云南东部的矿产。这时候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死了，他回到家乡，办完父亲的葬事，于民国三年（1914）二月三日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安南，乘滇越铁路，于二月十三日再到昆明。他这一次单身作西南地质矿产的调查，走了一年，到民国四年（1915）初，才回到北京。黄汲清先生在《丁在君先生在地质学上的工作》（《独立》第一八八期）里，曾略记这一次的独力调查旅行的路线及重要性如下：
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民国二至三年云南之行。他从安南入云南，当即赴个旧看锡矿。随至昆明，复北行考查，经富民、禄劝、元谋，过金沙江，至四川之会理。由会理折而东南行，再渡金沙江，入云南东川府属考查铜矿。复由东川东行入贵州威宁县，又折而南，经云南之宣威、曲靖、陆良，而返昆明。 综其云南四川之行，除研究东川会理之铜矿，个旧之锡矿，宣威一带之煤矿外，曾作有路线地质图，表示地层及地质构造，曾特别研究寒武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及二叠纪地层，采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经地质调查所研究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国人Deprat的错误，一方面建立滇东地层之基础，为后来调查之基。
他在《漫游散记》的第三章以下，曾把这一次长期旅行的不太专门的部分写出来，共分五个大纲领：
一、云南个旧的锡矿（《独立》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期。）
二、云南的土著人种（《独立》第三十四、三十五期。）
三、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独立》第三十六、四十二、四十六期。）
四、金沙江（《独立》第四十八、五十二、八十三、八十四期。）
五、东川铜矿（《独立》第八十五期。此题未完。他另有英文记东川铜矿，载在《远东时报》Far Eastern Review， November， 1915. ）
他的任务是调查云南东部的矿产，个旧本来不在他的调查路线之内。但他觉得到了云南而不到个旧是可惜的，因为中国产锡占世界产锡的第三位，而个旧产锡占中国产额的百分之九十四五。所以他决定在向东去之前，先到个旧去看看。他在个旧调查了近两个月——二月十九到四月十二日——他的四篇个旧游记，写个旧的地形，锡矿的分布，土法采矿冶金业的大成功及其成功的天然因素，土法采矿的缺点，个矿采矿工人的痛苦生活，都是最有力量的记游文字。
例如他写背矿的工人：
背矿的工人用一个麻布搭连口袋，一头装上二十五斤矿砂，前后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长的棍子做拐棒，……头上裹一块白布的包头。包头右边插一根一尺长的铁条，上挂着一盏油灯。包头左边插一根四寸多长的竹片或骨片。背矿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声音几十步外都听得见。头上流下的汗把眼睛闭着了，用竹片抹去，再向前挨着爬走。洞子里的温度当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浑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挤得下水来。凉风一吹，轻的伤风，重的得肺炎肺痨。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处叫做伙房，是一间土墙的草蓬，几十个人睡在一处。我曾在银洞的伙房里睡过一夜，终夜只听见工人咳嗽的声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
这样描写工人生活的文字是应该可以引起社会抗议的喊声同劳工待遇的改革的。
在君写云南的土著民族和四川会理的土著民族的几篇文字是他研究人种学的开端。他在前三年旅行西南时已注意到西南的土著民族了，这一次匆匆准备作矿产地质的调查，竟忘了作人种学研究的准备。所以他四月中从个旧回到昆明，在购买牲口，雇用伕子的十天之内，他用英国皇家学会的“旅行者指南”里的图样，请云南兵工厂给他做了一副量圆体径的曲足规（Callipers），加上几件普通测量用的仪器测杆、皮尺，这就是他研究人种学的工具了。
在《漫游散记》里，他记录了他测量栗苏、青苗、罗婺、罗倮四族人的结果。这里还有他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那位“我生平所见东方人中少有的美人”——的一段有趣味的故事。
在君死后，吴定良先生有《丁在君先生对于人类学之贡献》一文（《独立》第一八八期），指出他曾计划“中国人体质之分类”的研究论文——
七八年前，在君先生即开始搜集材料，计共六十五组。其中由在君先生亲自测量者十四组，约共一千一百余人，尤以蜀黔滇等省边境诸土著民族测量材料为最可贵。又在君先生与许文生（Stevenson）、葛内恩（ Graham）两教授共同测量者两组。其余则为他人测量而经在君先生详细校审认为可作比较资料者。
吴先生又说：
人体测量学之价值全视其测量之正确度而定。在君先生平时对于此点特别注意。其所采用之材料，据许文生氏言，曾费半年时间检验各组测量数值。如某组或某项测量有可疑或欠准确者，必尽使除去。其治学之精严如此。
测量之结果又视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采用之方法有三种，皆统计学上认为最精确者。此实国内用数量方法研究科学之先导也。……
在《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在君有一篇英文的论文，题为On the Influence of the Observational Error in Measuring Stature， Span and Sitting-Height Upon the Resulting Indices， 即是用三十六组材料，比较两种指数之价值。此两种指数，一为人的“立高”对“两臂展开宽度”之比较，一为人的“立高”对“坐高”的比数。此文中应用潘匿托斯基氏公式（Poniatowski’s Formulas）证验两种指数是否曾受测量错误的影响。此文的结论是：一、就两种指数价值而论，“汉人”（原文Chinese）与中国各地之“非汉人”（原文Non-Chinese）之体质有显著的区别；二、证明此三十六组之指数并未受测量错误的影响（此三十六组中，二十一组为“汉人”，十五组为“非汉人”）。
在君用统计学的方法治学，并不限于人种学的研究。民国十二年他发表了一篇《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科学杂志》八卷一期，《东方杂志》二十卷五期），就是试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看中国历史。
最精密又最有成绩的，是他用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古生物。民国二十一年（1932），他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十一卷发表了他的《丁氏石燕及谢氏石燕的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英文，原题为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Spirifer 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hsiehi）。黄汲清先生说：“此文用统计学方法定两种石燕之区别。此种方法亦可应用于他种古生物之研究。”
九 丁在君与徐霞客
在君的西南游记之中，最富于文学趣味的当然要算他写金沙江的几篇文字。他写金沙江，用徐霞客（名宏祖，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死于崇祯十四年，1586—1641）开头：
最早知道金沙江是扬子江的上游的是徐霞客。他的《江源考》说的最明白：“发于南者（指昆仑之南）曰犁牛石，南流经石门关始东折而入丽江，为金沙江；又北曲为叙州大江，与岷山之江合。”他于崇祯十一年（1638）十一月十一日到武定，十二月一日到元谋的官庄。他走的路和我的大致相同。可惜从十一月十一日起到十一月三十日止他的游记残缺，他对于金沙江的直接观察已没有纪录存在。
他最佩服徐霞客，最爱读他的游记，他这一次去西南，当然带了《徐霞客游记》去做参考。他后来（民国十年）在北京的“文友会”用英文讲演徐霞客，特别表彰他是中国发现金沙江是扬子江上游的第一个人。在民国十五年，他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上又特别表彰这部空前的游记。他对于这位十七世纪的奇士，费了很多的工夫，整理他的《游记》，给《游记》做了一册新地图，又做了一篇很详细的《徐霞客年谱》，民国十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年谱》又附印在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的《徐霞客游记》的后面。）
丁在君是我们这个新时代的徐霞客，这是我们公认的。他最惋惜徐霞客的《金沙江游记》散失了，使我们不能知他在三百年前“对于金沙江的直接观察”。在君自己记载金沙江的几篇文字，可以说是有意弥补那个大缺憾的。他在1914年5月10日，第一次望见金沙江。他这样记载：
5月10日从石腊他岔路向西北，走不到十公里，经过杨家村西的大岭，高出海面二千七百六十公尺。从峰顶向北，已经望见金沙江。江水出海面不过一千一百公尺，比我在的高峰要低一千六百多公尺，比从泰山顶上看汶河还要高二百公尺，而江面离我所在的地方不过二十多公里。从南向北的坡度在百分之六左右。从峰顶北望，只看见一条条的深沟狭谷，两边的峭壁如刀切斧削的一般。加之岩石全是红绿色的砂岩，与远望见红黄色的江水两相映照，真是奇观！
5月20日，他到了金江驿，下午的温度是摄氏37.5度，比人的体温还要高。“太阳一落，我就跑到金沙江边上脱去衣服，浸在江水里。……不多时，一村子的人老老少少都走到江边来看稀罕：‘水里怎么可以洗澡！不怕受凉吗？’直到我回寓睡觉了，还听见房主人在那里议论：‘委员真正自在！当着许多人，脱了衣服就下水，也不怕人笑话！’”这是三百年前的徐霞客不敢做的快事。
在君自己记他旅行的情形：
我每天的习惯，一天亮起来就吃早饭，吃完了就先带着一个向导，一个背夫，独自一个上路。铺盖、帐棚、书籍、标本，用八个牲口驮着，慢慢在后面走来，到中午的时候赶上了我，再决定晚间住宿的地方，赶上前去，预备一切。等到天将晚了，我才走到，屋子或是帐棚已经收拾好了，箱子打开了，床铺铺好了，饭也烧熟了。我一到就吃晚饭，一点时间都不白费。
这样每天从天亮到天将黑的山路旅行、测量、调查，已很够辛苦了。在君的任务是调查矿产，但他的科学兴趣是测量地形与调查地质。他那时正在年富力强的时期，他要看徐霞客所不曾看见，他要记徐霞客所不曾记载。所以他那一次独自旅行云南、四川、贵州的游记是最奇伟的游记。他走遍了在云南、四川交界地方的金沙江的西岸与东岸的高山与深谷。
金沙江在这一带的西岸有四道从东北向西南的高山：第一道是高出海面三千公尺的鲁南山，第二道是高三千二百多公尺的望乡台，第三道是同样高的大银厂，第四道是高三千公尺左右的大麦地。
金沙江的东面有一条很重要的支流，叫做小江。小江的东岸是一道南北行的大山，最高的峰叫做古牛寨，出海面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是滇北最高的山。从古牛寨到小江不过十公里，而小江比古牛寨要低三千公尺——在君说：“这可算是中国最深的峡谷，比美国著名的高老拉多（Colorado）高峡谷（Grand Canyon）还要深一千三百多公尺”。
小江入金沙江的地方（东川西二十五公里的象鼻村北）向南三十公里，又是一片大山，东西长三十多公里，南北也几十公里。在君用“大雪山”的名词来代表高山带的全部。山顶各峰平均也都在四千公尺左右。
在君于民国三年六月十九日走向鲁南山。六月二十日下鲁南山，到了云南巧家县的岔河，岔河在望乡台与大银厂两大山之间的峡谷。他走上望乡台、大银厂两条梁子顶上去测量地形，又从铁厂走大麦地小路到盐井。他写他在大麦地梁子顶上的情形如下：
从铁厂到大麦地梁子，要上九百公尺；从大麦地到盐井，要下二千公尺。沿路还要测量，一天是万万走不到的。路上人家极少，没有地方可住，一定要带上帐棚。……
第一晚在大麦地梁子顶上打野。上到顶梁的时候天还没有黑，望得很远。向东望得见二千二百公尺深的金沙江，并且看见江中心的石头——著名的将军石和江心石。向南望得见普渡河的深谷。江边树木夹着灰色的石头。再上岩山变为红绿色，树木完全没有了。到了对岸的二千公尺，岩石又变为黄色。红黄色的江水在一条狭槽子里流着，两边是一千多公尺的峭壁。真是天下的奇观。
这些山——梁子——都在金沙江的西岸。在君于六月二十七日在盐井过金沙江，考察旧东川府属的铜矿四大名厂：大水、汤丹、落雪、茂麓。
他在这些产铜的地方调查了十二天。“我因为要看看大雪山，所以不走近路，走远路；不走平路，走山路。”他由大水，向西上坡到二千九百公尺，已经是大雪山的最东北的一部分了。从此上下坡各三次，才到茂麓。从茂麓到落雪，正走着大雪山的北边。在这路上，在君说，有一段上坡到二千九百公尺，“坡既奇陡，奇窄，下雨以后又奇滑，真正是普天之下最难走的路。”他在一个三千公尺的高原上搭起帐棚过夜。那地方叫做长海子，他在长海子西北三千一百公尺的高点上，西北望可以望见金沙江西岸的悬崖绝壁，江中的将军石、江心石，江外的大山，却望不见江水。从长海子向东南，再向东，到大风口，出海面三千七百公尺，比大雪山顶低得很有限了。下去就到落雪铜厂了。在君说：
大水到落雪，不过八公里。要不是绕茂麓和大雪山，不要半天就可以到了。因为绕路，一走就是四天。
在君还要研究大雪山的东部，又从落雪向南，又走上了大雪山的腰带哨，高三千七百公尺，“是我在大雪山所到最高之点”。
大雪山在金沙江的东岸，小江的西岸。在君从腰带哨下来，经过白锡腊，到了汤丹，这是四大铜矿的最后一个矿了。七月十日他离开汤丹，要到东川县（旧会泽县）去。但他“要上古牛寨绝顶看看，所以一直向东，不走大路”。他在中厂河口上船过小江，从大寨上那滇北最高山顶——古牛寨。
从大寨一直往东，十公里有零，就到古牛寨山顶。但这十公里的山路要走一天半。最后一段，“是玄武岩（火成岩）所成的绝壁，百分之四十九的坡度，当然是无法可上的，所以我们……先向东南，再向东北，曲曲湾湾的绕着，到山北面，再向山顶。……上不到一半，已经找不着道，只好手足并用，慢慢的斜着上。上到顶一看，古牛寨是一个五百公尺直径的圆顶，最高的点偏在西边，高出海面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是我在中国所登的最高山峰。”（一公尺等于三点二八英尺。古牛寨高四千一百四十五公尺等于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五英尺。）
徐霞客的最后一次“遐征”，开始于崇祯九年（1636）九月，到崇祯十三年（1640）夏天才回家，在途差不多四年。第一年从浙江入江西，从江西入湖南。第二年从湖南入广西。第三年从广西入贵州，由亦资孔入云南，约在崇祯十一年（1638）五月。他在云南近两年，足迹北过鸡足山，到丽江；西过大理，到腾越。在君作《徐霞客年谱》，论这“最后之游”，说：
先生……家有遗产，衣食足以自给。百年已过其半，五岳已游其四，常人处此，必将弄孙课子，优游林下以卒岁矣。乃先生掉头不顾，偕一僧一仆，奋然西行，经苗猓异族之乡，极人所不堪之苦。遇盗者再，绝粮者三。百折不回，至死无悔。果何以使之然哉？……盖尝考之。陈函辉为先生作墓志言：“霞客不喜谶纬术数家言，游迹既遍天下，于星辰经络，地气萦回，咸得其分合渊源所自。云，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
徐霞客在三百年前，为探奇而远游，为求知而远游，其精神确是中国近世史上最难得，最可佩的。但在三百年前人的求知标准究竟不很严格。例如徐霞客的《江源考》说金沙江出于犁牛石，自注云：“佛经谓之殑伽河。”又说，“云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流北转，即此江，乃佛经所谓殑伽河。一南流下海，即王靖远征麓川，缅人恃以为险者，乃佛经所谓信度河也。”玄奘改译恒河为殑伽河，改译新头河为信度河，两大河都在印度。霞客认金沙江为恒河，认怒江为新头河，都是大错的。
在君在三百年后，独自在云南、川南探奇历险，作地理地质的调查旅行，他的心目中当然常有徐霞客“万里遐征”的伟大榜样鼓舞着他。他后来用他的亲身经验和地理新知识来整理《徐霞客游记》，给他作详细地图，给他作“年谱”，并在“年谱”里一面表彰他的重要发现，一面也订正他的《盘江考》、《江源考》里的一些错误。这就是他报答那位三百年前的奇士的恩惠了。
【附记】
在君于民国三年二月再入云南，到民国四年方才回到北京。《独立》纪念在君的专号里，有几位朋友提到在君此次旅行，颇有小误。如翁文灏先生说他“初认识在君是在民国三年，那时他刚从云南省调查地质回到北京。”这里“三年”是“四年”之误。翁君又说，“民国二至三年在君先生独自在云南省工作”。又黄汲清先生也说“丁先生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查为民国二至三年云南之行”。这里“二至三年”都是“三至四年”之误。在君游记里说他那一年（1914）的九月初”，在宣威到沾益的路上遇见一群衣服极破烂的难民，其中有人认识他，他才知道他们是个旧锡矿上的砂丁。他们告诉他，“外国人打起仗来了，大锡卖不掉，许多厂都歇了工。”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欧洲大战的消息。这个故事不但可以旁证在君自记民国三年二月第二次入滇是正确的追记，并且使我们想像他专心致志的在万山中调查地形地质，全不知道天下国家的大事。云南诗人唐泰在那崇祯末期天下大乱的时代有诗送给徐霞客，说：“闭门不管乡邻斗，夜话翻来只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