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二月十一日是爱迪生的一百十三年纪念日。明天二月十二是林肯的一百五十一年纪念日。去年二月十二日，我参加林肯一百五十年纪念演说。今天我很高兴能参加爱迪生一百十三年的纪念会。
林肯是自由的象征，爱迪生是科学的圣人。
科学的根本是实验。爱迪生真是终身做实验的工作。他十一岁时就在他家里的地窨子里做化学试验；十二岁时他在火车上卖报纸卖糖果，他就在火车的行李车上做他的化学实验。十五岁时，他开始学电报，就开始做电学实验，要改进电报的器材与技术，从此他就终身没有离开电学试验了，就给电学开辟了新天地，给世界开辟了新文明，给人类开辟了一个簇新的世界。
从十一岁开始做科学实验，直到他八十四岁去世，他整整做了七十三年的实验工作。所以我们称他做终身做实验的科学圣人。
他每天只睡四个钟头的觉，至多只睡六个钟头。他每天做十几个钟头的工作，他的一天抵别人的两天。他做了七十年的实验，就等于别人做了一百四十年的实验工作。
中国的懒人，有两首打油诗，一首是懒人恭维自己的：
无事只静坐，一日当两日。
人活六十年，我活百二十。
还有一首是嘲笑懒人的：
无事昏昏睡，睡起日过午。
人活七十年，我活三十五。
睡四点钟觉，做二十点钟科学实验，活了八十四岁，抵得别人一百七十岁——这是科学圣人的生活。
在New Jersey的West Orange的爱迪生实验室里——现在是“国家的爱迪生纪念馆”的一新份子，——保存着二千五百册他的实验纪录，每册有二百五十页，或三百页。最早的一册是他三十一岁（1878年）的纪录。
单是“白热电灯”的种种实验，就记满了二百册！他用了几千种不同的材料来试验——各种矿物、金属，从硼砂到白金，后来又试验炭化绵丝，居然能延烧四十多个钟头，——后来又试验了几百种可以烧作炭精丝的植物，——最后才决定用日本京都府下的八幡地方所产的竹子做成最适用的炭精丝电灯泡。
科学实验是发现自然秘密、证实学理、解决工业技术问题的唯一方法。
在他八十岁时，有人请问他的生活哲学是什么，他说，他的生活哲学只有一个字：“工作”（Work），“把自然界的秘密揭开来，用它们来增加人类的幸福，这样的工作是我的生活哲学。”
他的实验并不都是创造的、空前的。但他那处处用严格的实验方法来解决工业问题的精神，他那终身作实验的精神，他那每次解答一个问题总想做到最好最完美（Perfect）的地步的精神，他那用组织能力来创大规模的工业实验室与研究所的模范，可以说是创造的，空前的。（现今美国有四千个工业研究实验所，都可以说是仿效爱迪生的实验室的。）
他的绝大多数的实验与发明（他一生得到专利权的发明有一千一百件），都是用前人的失败与成功做出发点的。他说：
每回我要发明什么东西，我总要先翻读以前的人在那个问题上做过了的工作（图书馆里那些书正是为了这个用处的）。我要看看以前花了大工夫，花了大经费，做出了一些什么成绩。我要用从前人做过的几千次试验的资料做我的出发点，然后我来再做几千次试验。
这是他做实验的下手方法。
他在一九二一年一月曾说：
我每次想做一件尽善尽美的工作，往往碰到一座一百尺高的花岗石的高墙。碰来碰去，总过不了这百尺高墙，我就转到别的一件工作去用功。有时候，——也许几个月之后，也许几年之后，忽然有一天，有一件什么东西被我发明了，或是别人发明了，——或者在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有一件新事物出现了，——我往往能够认识那件新发明可以帮助我爬过那座高墙，或者爬上去几十尺。
我从来不许我在任何情形之下感到失望。我记得，我们为了一个问题做了几千次实验，还没有能够解决那个问题。我们的一个同事，在我们最得意的一次试验失败之后，就灰心了，就说，我们不会找出什么来了。我还是高高兴兴的对他说：“我们不是已经找出了不少东西了吗？”我们已经确实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以后我们必须另走别的路子了。只要我们确已尽了我们最大的思考与工作的努力，我们往往可以从我们的失败里学到不少的东西。
这是爱迪生作科学实验，经过几千次失败而永不灰心失望的精神。
他在十二三岁时，耳朵就聋了。他一生是个聋子，但他从不因此减少他工作的努力。他在七十八岁时（1925），曾有一篇文字说他的耳聋于他只有好处，于世界也只有好处。他说：
因为我成了个聋子，我就把Sesroit的公立图书馆做我的避难所。我从每一个书架的最后一层读起，一本一本的读，一真读到最上一层。我不是单挑几本书读，我把整个图书馆（的藏书）都读了。后来我买了一部Swoin出版的最廉价的百科全书，我也从头到尾全读了。……
他还说两三个笑话：这是耳朵聋给他自己的恩惠。他还说，他费了多年心力去发明，制造留声机，“别人听了满意了，我总不满意，总想设法改善到最完美的地步，——这也是因为我是个聋子，我能听别人不能听见的音乐声音”。他还说，Bell发明了电话机，他听了总觉得声音太低、太弱，他听不清，所以他想出种种改良方法，把电话改良到他听得清楚才满意。他的改良部分（CarDon Transmitter，炭素传声器）后来卖给Bell，就使电话大改善。
后来我被选作一个商业组织的会员，常常参加他们的大宴会，往往有许多演说，我耳聋听不见演说，也不免感觉可惜。有一年，他们把宴会的演说印出来了，我读了那些大演说之后，从此就不感觉耳聋是可惋惜的了。……有一天，有一位社会改良家到新新大监狱去向监中囚犯大演说。有一个犯人听了半点钟，实在受不了，就大喊起来。管监的人一拳打去，把那犯人打得晕过去了。过了半点钟，他醒过来了，演说家还在讲。那犯人走过去，对管监的说：“请你再打一拳，把我打昏过去罢！”
前些日子，我在报上看到某一位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短时间的麻醉药，我脑子里就想，这种麻醉药是蛮有用的：在大宴会的演说开始之前，听演说的客人每人吃点麻醉药，倒是蛮有用的。
这是这位科学大圣人的风趣。这样一位圣人是很可爱的。
（本文为1960年2月11日胡适在台北国际学舍爱迪生生日纪念会上的演讲，原载1960年2月12日台北《中央日报》《公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