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聚会，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在这里，能够会到民国以前的老师和老同学，我简直好像回到了母校，又成为它的老学生。

刚才主席谈到，我们的母校在“一二八事件”被毁了，我们的同学如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对此，我亦深具同感。不过，在今天，不仅是我们的母校中国公学没有了，大陆所有的大学，也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有的学校被解散了，有的学校名字被取消了。这些学校的同学，也都受到我们同样的遭遇。

关于中国公学的复校工作，我过去未能多所尽力，实在很惭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母校自有它光荣的历史，不问我们的母校能否恢复，而它的历史是不朽的。如像北京大学，虽然一度改了名称，但对于它的历史并没有多大关系。我觉得，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发扬中国公学的历史价值，确定我们母校在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我在《四十自述》这本回忆录里，曾详细叙述我在校的情形——我怎样进了中国公学，后来又怎样闹风潮，以至同朱经农一些同学另外办了一个新中国公学……，我写这一段的历史，很得力于赵健凡同学的帮助，因为他收集了好些我们在校里出版的《竞业旬报》。这上面有很多我写的文章和当时学校的动态的记载，有人认为我《四十自述》记这一段文字，对于中国公学的历史很有帮助。

但我所写的，都是民元以前的事情，而且也不完整。我想，在我们母校创办人于右任先生的纪录里，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记忆里，一定有很多的宝贵的资料。像姚烈士为校务牺牲性命，像王云五先生当时的“小辫子”……都可以写成很有价值、很有趣味的掌故，把它汇集起来编成为我们母校的《校史》，作为永垂不朽的历史纪念。这对于中华民国的产生经过和中国教育制度的沿革，都将是很有价值的文献。

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中国公学的创办，在表面上是因为一部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规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动的举办本校，但实际上，这批留学生都是革命党人。教员中有于右任先生、马君武先生……，这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同学中，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参加黄花岗之役的饶辅廷烈士，都是当时的同学。我当年年纪很轻，是同学中的“子供”（注：日语小孩之意），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但我却时常为学校的刊物写文章；同时，多少也为革命尽点微劳。我当时英语比较还好，记得有天夜晚已经就寝，同学们将我喊起来，要我到海关办交涉，因为有位留日的女学生从日本回国，为革命党运送武器，箱子藏有大批的手枪、炸弹，被海关扣下来，我便冒险的前去交涉，但后来实在无法可想，只好不谈东西，将人营救出来作罢。可见当时的中国公学，实在便是革命的机关。一般师生多是革命党人。这对于中华民国的开国革命，实在有不少的贡献。

其次，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教育制度以至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当时我们母校的教育制度，有着一点独特的作风，这种作风便是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试验，当时校内并不设校长，而由三位干事共同负责处理校务，成为学校“行政机关”。另外由全体同学推举班长、室长，实行自治，并且选举评议员，组织评议会，成为学校的“立法机关”。一切校务虽由干事负责执行，但必须先经评议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就是聘请教员，也得经过同学的同意。记得总统的岳父宋跃如老先生，曾经教过我们的英文。原先有几位英文教员，都不为同学欢迎而解聘，后来聘请宋老先生，始而同学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但上了第一堂课之后，他读得好、讲得好、发音又好，大家方心悦诚服的接受他的教导。

后来我们闹风潮，另外办了一个新中国公学，也是为了争取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当时外界捐赠了学校一笔款子，建筑校舍，但要求学校设校长，废止评议会一类的学生自治办法。我们维护民主，反对这类办法，便另办一个新中公，王云五先生便是那时的教员，虽然新中公最后不能维持，仍然归并到一起，但这段为民主的教育制度而奋斗的历史，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其应有的地位。

在“自由中国”没有完成“复国”的工作之前，我们的“复校”工作自然也谈不到。但我建议：我们应该马上成立“校史委员会”，编撰我们母校——中国公学的校史，尤其是趁我们母校创办人于右任先生以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记忆犹新的时候，赶快逼着将他们记忆中的历史记录下来，这些宝贵的资料，将来是无法找寻的。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只要让社会一般人士都认识我们母校的光荣历史，将来我们的“复校”工作，一定可以顺利的达成。

（本文为1952年12月23日胡适在中国工学校友会欢迎会上的演讲，原载1952年12月24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