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民院长：胡先生今天除了公开讲演外，并在国大联谊会、师范学校讲话，已经很累，本来不应该再要求胡先生讲话了。只以胡先生是学术界的权威，很难得这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胡先生指教。
胡适之先生：我从上月十九日回到台北直到今天，差不多天天说话。昨天接到通知，是要我参加谈话会，所以没有准备，我也愿意听听各位先生的话。或者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或要我答复都可以，假使我不能答复的，钱校长、陈厅长、董教授，也可以帮助我答复。
林一民院长：前次听到教育部程部长说，我们有许多人在美国担任学术工作。详细情形如何？胡先生一定知道，请胡先生告诉我们。
胡适之先生：在大陆崩溃的时候，所谓左派的学生发起组织科学工作协会。里面分了好几部门，如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并分地域。起初许多人不晓得是有作用的，后来才知道。在大陆放弃以后，当然有许多人动摇。有些学专门科学的人，认为应该回国去工作，并认为学物理、化学与工农科的，回到大陆没有问题。后来看到许多学自然科学的人，遭到清算迫害，便打消了回大陆的思想。现在留在外面的科学人才，各自由国家都有，在欧洲、英国、法国较多，整个说起来，美国特别多。他们在外国留下来，有三个原因：
第一，共产党统治大陆以后，留在大陆上的，不但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没有自由，就是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的，也没有自由。大家看清楚了共产党的面目。这是在外国留下来的最大原因。
其次，台湾政治，虽然慢慢的上了轨道，并有很大的进步，但大家都知道台湾的生活很苦，同时入境需要一种手续，还有许多人感觉到做工作需要一种设备。在台湾的高等教育机关，只有一个大学，三个学院，同“中央研究院”的一部分，很少有比较完备的设备，不积极回台湾，这个原因要占大部分。
第二，大陆不能去，回台湾有上述几个问题，同时感到留在外面继续研究比较方便。在外国找一个固定的工作也比较容易。
第三，美国从韩战发生以后，对于学工程学、物理学、化学、应用科学，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尤其是航空工程的人才，禁止回大陆。如西部加里福尼亚州工程大学有一位在航空工程有地位的教授，因家庭关系要回大陆，家眷都上船了，美国政府临时把他的书籍、纪录资料统统扣留，人也不准出境。（最初禁止的，只限于与军事有关的人才，最近虽没有见诸明令，事实已扩大到凡是大学毕业，或获得高级学位的人，都不准出境。这种措施，是不愿意让训练好的人才，由香港回到大陆“铁幕”里去。）
这是我国科学人才留在外国的三个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认识到“铁幕”里去，不能够有好的作工的机会。同时这几年来思想有一个变化，认为反共抗俄是正确的。
今天留在国外的许多人才，如化学、物理学，差不多头等人才都在美国。最多的是航空工程，医学少一点。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也有许多在美国。将来如何把这许多人才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并请他们回国来工作，同时也给他们以合适的设备，合适的生活。这的确是当前的问题，杭先生、陈先生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今天我到这里，感到很惭愧。我当初是在美国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学农的，学了三个学期，请求改行，改到文科。从那时起，东摸西摸，到现在四十年了，不知道改的那一科。林院长说我是学术界的权威。其实我没有一项专门学问。哲学弄弄，文学弄弄，最近又回到《水经注》，成了学术界的流民。
农学院某教授问：第一，台湾国民教育发达，升学困难，毕业的学生只能有十分之一升学，至于初中毕业投考高中的，一万五千人当中只有二千五百人获取。于是发生两个问题：一、国民教育发达，如何扩大容纳？二、如何使他们就业？
第二，高等教育，应该从质方面找途径呢？抑从量方面找途径？
第三，胡先生研究考证学，是独到的心得，还是有师传？
此外，胡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中编、下编几时出版？希望先读为快。
陈雪屏厅长：关于升学比例，不大符合，我作一个说明。台湾教育，最严重的问题，不错，一个是升学，一个是就业。在升学方面，历年来的预算，平均百分之三十，就是国民学校毕业接受中等学校教育的是百分之三十。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每年有增加，譬如去年十二万，今年增到十五万，明年可能增到十八万。而升学的数字，也是按年增加的。今天升学感到困难的，是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几个大的都市。其他乡县升学的不到百分之十五，而台北市则达百分之六十。明年升学的预算，还是百分之三十。
胡适之先生：我很惭愧，《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编系民国八年二月出版，后两个月我的大儿子才出世，于今我的大儿子已三十三岁了，上编出版了三十三年，中下编尚无下文，许多朋友都问起我。我现拟以“中国中古思想史”及“中国近世思想史”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中编下编。“中国中古思想史”差不多可完稿，整理后即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史”，还有几个大的问题未曾获得解决，打算在一两年内完成它；趁头发不太白，体力不太衰时偿还三十三年前——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编时所许下的愿。
关于考证学的方法，我在台大的三次讲学中曾经提过。所谓考证学也可以说是治文史的方法，并没有什么秘诀，更不是三更半夜得过师傅的真传，只是在暗中摸索出来的；也就是我讲“治学方法”的结论“勤、谨、和、缓”四字。——养成不拆烂污、不躲懒、不苟且、不武断，虚心找证据，不急于发表的好习惯。
目前教育的偏枯，雪屏先生已解答了一部分；这个毛病世界各国都有，经济能力强的如美国，在一二十年前大学不过六百余所，最近增到一千余所，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颁布的“军人权利”中，订定退伍青年免费进大学肄业，故大学和专门学院大有增加，有许多还是利用活动房屋作教室和宿舍。
台湾大学在日据时代，学生不过二百至一千人，现在则有四千多人，在数年间，容纳学生的数额增加了四倍。刚才我所看到的台中师范学生的洋洋大观，也是很难得的，在困难的环境中教育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已经是不容易的了。
民国十一年我国改订新学制，我是起草人之一。将小学七年制改为六年，中学四年制改为六年制（三三制），而把大学预科取消，大学本科仍为四年，毕业后再进研究院。当时预定的中等教育分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两条路（师范教育包括在职业教育内），中等教育的普通教育提倡多设初中，高中每省只限一所，后来因为政治上的大变动，和设立职业学校需要设备，需要较多的经费的关系，致未能收到“注重”的效果，且已设立的职业学校，因不能维持而日益减少，几等于零了。兼以当时的社会仍未脱离科举的思想，以进小学、中学、大学，比为中秀才、举人、进士，考普通中学的人多，设普通中学的也多；政府无严格限制的办法，复未予以严格监督，于是凡中学几皆设高中，把中学水准都降低了，这是起草教育新制时所始料不及的。
台湾国民学校的基础广大，超过大陆，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设备的规模也比大陆高明得多；台大和三个省立学院的教授，尤属人才济济。在我看来，目前的教育与五十年前我们受教育的时代比起来，已经是不可以道里计了。
陈雪屏厅长：投考的人数与录取的名额，相差很远，其最大的原因，是一个学生投考几个学校。假如把整个投考的人数与录取的作一个比例，相差并不太远。譬如今年高中毕业的学生六千四百多人，加上去年没有升学的，以及已经就业，或已就读于别的专科学校如行政专科学校，又以高中文凭来投考的，一共九千多人，不到一万。而录取的两千多人，加上军事学校一千九百人，还有国防医学院招考了一些人，一共约四千人，以过去大陆来比较，台湾学生今天升学的机会好得多了。
另一方面，看看录取学生的成绩。前年工学院录取的学生平均二十六分。这样的成绩来学工科，是不是很好的现象？所以应该提高程度，决定提高到平均四十分。今年台湾大学，就是以这个标准来录取。
又从今年招生考试的情形来看，有一个很可虑的现象。也是今后高等教育很可虑的一个现象。就是国文、英文、历史程度好的，不是投考文学院的学生，而是投考工学院、理学院的学生。文理学院还有几系，只有几十个人投考，程度很差，没有法子录取。又台大农学院投考的学生，如照工学院的标准，只能录取八人，从宽才录取二十六人。台湾需要学农学的人，而且学农的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可是只能勉强录取二十六人，这种现象，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才能纠正得过来。
胡适之先生：我在北大二十年，前后参加办理学生入学考试，由出题阅卷至放榜，不下十三四次之多，对学生投考情形，颇为了解。大概考理学院的平均四人取一，考文学院的八人取一，考法学院的十二人取一。顶好的是考理工科，因为须数学程度好，次一点的考文学院，这些人多从家庭或教师中得到良好的国英文基础教育，考法学院的人最多，认为考政治、经济、法律，人人可以尝试。外国的情形也是如此，程度顶好的学生选工科，现在工科里最时髦的是航空工程，其次是物理，物理中最时髦的是原子能。
这种现象，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纠正？我个人觉得只有希望教育的领导人多方面向青年们开导，使他们明了选择专门学科与将来的职业是一件事，选科与将来的职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的需要，一个是我配干什么？这两个标准中，第二个标准比第一个更重要，因为社会的需要是跟着时代变迁的，过去社会的职业普通多说三百六十行，现在的社会职业恐怕三千六百行、三万六千行都不止了，需要航空工程，需要原子能，也需要诗人、戏剧家、哲学家；做马桶、开水沟的卫生工程，也不可少。而个人兴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只有一行，天才高的最多不过二三行，怎能样样都能适合社会的需要呢？如果为了迎合社会需要，放弃个人兴之所近，成功的往往很少，故“社会需要”的标准应在其次，个人兴之所近，力之所能最重要。青年学生在选择学科时，切不要太迁就社会需要。
近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一个缺点，便是必修科太多，选修科太少。大学里应该提倡选修科，使青年学生们可以自由挑选。
历史上有很多明显的例子，如西洋新科学的老祖宗伽利略，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因当时数学不得用，不喜欢伽利略学数学，要他学医。可是伽利略对于医学并不感兴趣，许多朋友见他的绘画很好，认为他有美术素养，多劝他学美术。当他正要改系的时候，某日偶在校内专为公爵们补习几何学的补习班里，偷听了一两个钟头的几何学，觉得大有兴趣，于是不学医、不学画而专学他父亲不要他学的数学。结果，伽利略成了新天文学、新物理学的老祖宗。选修科就有这样的好处！
选修科等于探险，在座的董作宾先生是世界有名的考古学家，假使你在探险中偶然听了董先生的课，而对考古学发生了兴趣，你就可能成了董作宾先生的一个好徒弟。
所以，教育的领导人应该教青年学生明了选择学科要注意两个标准：社会的需要和你能干什么？尤其要减少必修科，使青年学生可以有余力去作各种的试探，这样也许可以挽救偏枯的趋势。
（本文为1952年12月11日胡适在台中农学院座谈会上的答问，收入《胡适言论集》乙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