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也许是中国社会学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并无特殊的标识，而是体现为一种趋向，一种还不太明显的趋向，但确实指向了中国社会学的应由之路，并正向纵深展开。

社会学研究紧密联系现实是一种趋势

从学术专刊、专著和专题会议来看，2014年稍显特别之处，大概要算是受到时代大主题的召唤，“社会治理”成为当仁不让的年度热词。作为官方文本中的“治理”一词，其实既有齐抓共管、综合整治的传统含义，也透露出一种新理念，即与统治、管制不同，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而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不一定非得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这种概念弹性，客观上给社会学的探究提供了广阔空间。学者可从社会体制层面来讨论适应现代治理理念的制度设计，可从基层社区来衡量治理的资源和效率，也可从特定的空间比如围绕城市治理来上下求索，还可就特殊人群的治理探寻良策。当然，在社会治理问题上也有更具理论深度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社会本身的构成特性和运行机制的诊断之上，以辨明为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应予改善的制度和观念环境。其中，有关差序格局的反思，有关公共性建构的倡导，以及对于现有社会意象的局限的成因分析，都可谓是有益的尝试。事实上，学界在社会治理理念上，正在逐步达成共识，尤其是在以民众的权利诉求来制约公共权力的行使、以职能分工来替代目前的等级区分之类的问题上，几无异议。

社会学研究更为紧密地联系现实，确实是一种趋势。从各种社会政策的顶层设计，到地方社会的实践创新，都不难发现社会学学者活跃的身影。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个时代变动太快，具有前瞻性的学术，自然受到各级政府的青睐，而学者确实也在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之类工作上作出了智力贡献；另一方面，毋庸讳言，学者的介入不仅为各级政府提供了正当性支持，也可为政府部门自身利益服务。这种服务形式多样，不胜枚举。所以，在学术与现实成功合作的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的警醒。学术不同于行政，也不是生意。

中国社会学逐步走向学科成熟和学科自觉

但本文开头所说的趋向，还不是指上述现象。我们从近年来的发展中可以感受到的趋向，就是中国社会学正在逐渐找到自我的感觉。自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以来，应该说中国社会学逐步走向学科成熟和学科自觉。中国社会学已从基本的学科布点和布局，从学科知识的单纯引进和借鉴，转向了作为学科立足之本的中国社会研究，而且，这种中国社会研究，并不局限于当下的社会现实，还延伸进了中国历史现实。换言之，学科建设越来越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说来惭愧，我们不过是在重复社会学先贤们于20世纪上半叶所做的努力——这大概也是为何不少当代学者将目光转向中国社会学早期经典的原因所在。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强调的中国社会研究，既不是根据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经验，也不是为了炮制论文而套用现成的西方分析模型，甚至也不是“志在富民”的应用性研究，当然，更不是为了彰显中国特色而另立一套语汇。这种中国社会研究，尊重中国社会本身的传统和演变，关注中国社会内在的话语模式、价值取向、情感结构和意义体系，将社会学的分析范畴和理论视角，放置到中国社会的脉络中来予以在地化和操作化，体现出中国人的悲欢感受和世代沉浮，并从中生产出社会学知识和洞见。这种社会学，是切己的、扎根的，也是自觉的。

自觉的学科努力，正在多个方面展开，尽管还是零星的，甚至是边缘的。有学者直面现实但又拉开距离，以社会学的凝视搜寻着风云变幻背后的机制和模式，力图为我们理解社会全景提供概念框架；有学者深入车间，走进“生产的隐秘之处”，走近被安置在全球化流水线上但又迷失于城乡夹缝中的劳动者的身旁，关心他们作为个体以及可能形成的集体的命运；有学者迈入历史现场，寻访老人，翻阅档案，力图拂去尘埃，激活记忆，还原社会变革的多重向度；有学者专注文本，埋首故纸，努力从有关四书五经的不同诠释中探寻中国社会嬗递的痕迹；有学者浸淫于西方社会学正典，登堂入室，厘清内在理路，探寻边际限度，把玩他山之石，以求攻玉之方；有人反思范式，锤炼方法……但他们又都殊途同归，共同培植着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根基。

这种努力，表面看来，似乎跟社会学的其他学术工作并无太大区别。诚然，中国社会学共同体内部本已呈现出分工精细化、取向多样化的态势。但上述努力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类学者心灵深处的关怀，他们不是将社会学作为一种工作方法或生存手段，而是视为安身立命之道。尽管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学所追求的并非形而上之道，但他们确实担忧社会学迷失于琐碎事实的危险，也担忧社会学沦为数据处理工具的倾向。于他们，严复的慨叹——“故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必心有戚戚焉，但并不因此而生社会学帝国主义之心，更不会亟亟于修齐治平之功。

这种努力所体现的趋向，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主流吗？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中国社会学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即中国社会存在着怎样的“利益固化的藩篱”。社会学界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也有自己的权威结构和地位分层，其中是否复制着或者受制于现实社会中的“利益固化的藩篱”呢？这就需要运用精确的社会学分析了，非凭印象即可议论。不过，“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也应是社会学反思的效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