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卖淫嫖娼”只是一种个人行为；所谓“性产业”只是一种行业划分；所谓“扫黄”只是一种政策作秀；可是红灯区却是一种现实地存在着的社会实体。如果其中没有某些与整个社会相通的、而且可以解释整个社会的东西，我也就不会屡次地紧紧抓住它不放了。

红灯区的社会学意义非常重大。

1. 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的里里外外，各个社会阶级一应俱全、壁垒森严、你死我活却又齐心协力，无疑是研究阶层、生产关系和社会冲突的极好范例。

2. 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在强大的扫黄压力下，红灯区却仍然能够成为现实的经济共同体，能够获利，能够长盛不衰，能够协调方方面面的实际利益、意识形态冲突和个人的不同的理性选择。这，即使是仅仅从经济管理的层面上，也足够我们研究一气了。

3.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如果说“以男权中心的社会”主要地不是以男性的个人行为，而是以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结构来维系的话，那么红灯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凡是旨在揭示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如果没有涉及红灯区，那可就太不可思议了。

4. 从社会组织的视角来看，红灯区的老板们能够把情愿和不情愿的诸多小姐维系在一起；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夫妻店却能够协调与整合为一个红灯区共同体；这里面如果没有什么值得深挖的奥妙，那才怪呢。

5.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在红灯区里，老板们的社会网络盘根错节，枝繁叶茂，而小姐们却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网络，在红灯区的网络里又处于边缘状态，不得不去开拓自己的新网络，不得不与老板的网络发生“串联”或者“并联”。这样易于剥离的线索，这样鲜明的对比，这样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状况，这样的网络交叉与延伸，真真是社会网络理论得以创新的用武之地。

6. 从社区研究的视角来看，至少对于当今中国的城市社会而言，我们实在找不出比红灯区更加标准的社区了。如果任何一个居委会或者街道居然都能够被冠以“社区”之名，那么我们就更加没有丝毫理由不去着重地研究红灯区。红灯区是自发形成的，不但内部高度同质而且所有的社会活动近乎单一，地理界线鲜明，具有自己独特的整合机制与运行机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及其标志。可是，它又不是计划经济或者社会强制的产物，不是科层制的统一体，不是仅仅聚居，不是昙花一现。所以，在当今中国，任何一种关于社区的理论，如果不是从红灯区研究中产生出来的，那就必然事倍功半。

7. 从社会设置的视角来看，红灯区无疑是一种越轨，但是它的独特社会学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越轨。在当今中国，许许多多的越轨是违法不缺德，例如走私、浪费等等；还有许许多多则是缺德不违法，例如杀熟、落井下石等等。除了刑事犯罪以外，既缺德又违法的越轨现象并不多，红灯区就是其中之一。尤其是，红灯区既越轨又需求强劲市场广阔、既被严打又被保护、既是千夫所指又是一些人的生计所在。甚至可以说，如果还有什么社会问题足以把中国人分成不共戴天的两大阵营的话，那么红灯区不敢说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因此，如果要研究越轨，要研究那“轨”是怎么设置的，为什么设置的，又是怎么和为什么被“越”的，那么请到红灯区里来。

……

反过来，红灯区对于社会学也具有极大的意义。

1. 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究竟是不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和一切社会运行的基础？如果不是，那么，实行自由雇佣制度的A镇与实行准奴隶制的B镇和C区，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注释1）如果是，那么为什么在实行同一种生产关系的性产业场所里，有的小姐是被迫的，有一些却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修正，例如“三种资本理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可以在红灯区研究中得到检验。广而言之，红灯区就是社会结构研究的麻雀和小白鼠。

2. “理性选择”理论是“经济学霸权”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把个体的一切行为都解释为趋利避害的活动。我们在红灯区里也确实看到：在同一的环境中，小姐们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但是，这种现象究竟是支持了“理性选择”理论还是证伪了它？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行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主体靠什么作出选择（靠情感冲动或者趋利避害），还是客观上的可选择余地到底有多大（环境允许作出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选择）？这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主战场，而红灯区研究则完全可以成为社会学的反击前沿。

3. 红灯区也是对于许多所谓“女性研究”的一种挑战。一方面，客人与小姐之间，究竟是一种“性别不平等”关系，还是一种一般的经济交换关系？也就是说，小姐究竟首先是“女人”，还是首先是“工人”？另一方面，我们究竟应该仅仅盯住男人和女人来说事，还是应该把性别之间的权势关系，置于整个红灯区内外的社会结构之中来解释？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至于堕入兴娼与废娼之争的深渊，就能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4. 在过去的中国，社会如果想要组织起来，一靠纵向的集权，二靠横向的亲情；现在又加入了无孔不入的利益（所谓金钱社会）。在红灯区里，这三种组织方式都存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那么就不仅仅是研究红灯区的成果，而是组织社会学的大成功；也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学成果，而是真正的本土的原创。

5. 红灯区的店与店之间的关系、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为个人网络的结构；可是在每个店里，老板与小姐之间却是金字塔结构，政府的整体与红灯区的整体也是金字塔结构。那么，这两种性质的结构，为什么居然能够在同一个时空里协调运行？究竟是社会网络理论过于平面了，还是科层结构理论过于狭窄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出它们的结合点或者冲突点，相信这两种理论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6. 红灯区是最标准的社区。因此，至少对于当今中国城市中的所谓“社区”来说，它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理论难点。难道因为单位分房而不得不聚居在某个地方的一群人就天然是社区？难道居委会从垂直领导变成居民选举，那个地方就必然变成社区了？难道那些三教九流混居的地方、那些一盘散沙的地方、那些除了地理名字就无法指称它的地方，也能够称之为“社区”吗？如果不解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只是一味地作对策研究，那么不仅整个社区理论没前途，对策至少也会是云山雾罩，甚至会南辕北辙。反之，红灯区研究不仅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可以促使我们回溯到问题的本源：在中国，除了传统状态的村落之外，可曾有过社区？能不能制造社区？又为什么要造？

7. 当年，毛主席写过《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在中国存在？》；现在只要换成红灯区，就绝对是意义重大的经典社会学课题。只不过需要更深入一些：文化是海，法律只是舟，还是相反？社会设置的基础究竟是利益还是民心？对红灯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究竟是政府金字塔的脚丫子风化了，还是性产业的墨迹扩散了？究竟是先繁荣再娼盛，还是先娼盛在繁荣？许多地方政府所信奉的“招嫖引资”，究竟是捷径还是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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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本文是潘绥铭即将出版的第三本红灯区研究专著《南中国的三个红灯区》中的片段。ABC就是这三个红灯区的代号。

潘绥铭（200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