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中“性教育”理念的建构及其意义

潘绥铭

性教育要教育的是人，是处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人，是处于具体的性文化的情境（context）中的人。因此，只有搞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才能讨论我们要去哪里。

一．Sexuality在20世纪中国的建构

到1985年之前，中国人继承了三大的性文化遗产。它们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的产物，是高度政治化的结果。

1．传统的断裂

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满清王朝的性文化，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基本上被摧毁，到21世纪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很难再影响到一般的中国人的性观念与性实践。

2．性文明旗帜的确立

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精英阶层从文化的层面上引进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风尚，开始不断地推动作为“精神文明”一部分的性文明。它与传统的不同而且续存至今的主要内容有：

l  浪漫爱情的高扬与夫妻恩爱的持续之间的紧张

l  情爱与性爱、精神与肉体的被分割与被对立

l  同性恋问题的被基督教化

随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需要通过道德纯洁化来争取政治合法化，因此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终于基本实现了“性文明”的主要理想：

l  专偶制（一夫一妻制度）

l  禁娼

l  扫除宗教与封建迷信，使得性的禁欲主义力量基本消失

结果，性被建构为：异性婚姻之内的、男尊女卑的、一本正经的、为了生孩子的、排除老的与小的、许做不许说的。

3．文化大革命

首先，它把人民的性视为“私心杂念”的一种，是破坏革命的政治敌人。此后，每当政治需要的时候，这种念头都会冒出来。

其次，它确立了“接班人情结”，延续至今，成为“反青少年之性”的思想来源。

它来源于中国最古老的祖先崇拜与家族主义（父权制），试图通过复制明天来实现万寿无疆（革命江山万年红）。它的最直接产物就是1980年代开始流行的中国独有的话语－－早恋（school-hood dating）。

二．性革命与性化时代的到来

从大约1985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性革命（sex

revolution）。从21世纪之初开始，性革命转化为常态的“性化”进（sexualization）程。性革命就是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l  独生子女政策(one child policy)使得性与生殖(reproducetion)相对分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最基本的变化；

l  性的公开化(sex 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包括性研究(research in sexuality)的出现；

l  性行为出现了革命，各种“反传统”的（非男上位、非插入、非生殖器的）方式急剧增加，性生活质量提高了；

l  性、爱情、婚姻三者的相互关系开始变化；从婚姻主宰变成爱情主宰，而且性正在获得独立性；

l  女性至少在性表现方面开始了革命，同性恋浮出水面，但是仍然缺乏整体社会性别（gender）革命；

性革命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85年到1992年主要是冲击文革时代的反性文化，1992年到2000年主要是冲击1949年以来的“共和国性文化”，21世纪以来则是挑战五四运动以来的性的现代制度，开始走向多元平等的后工业化社会形态中的性文化。

但是21世纪以来，配合着社会上的民族主义兴起，性的本土化运动也开始出现。与此同时，性的消费主义（）开始在大城市中出现。它们与性革命形成三足鼎立。

三．Sexuality建构中的理念之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建构sexuality 的各种社会力量的不同价值取向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形成了三大力量：党和政府以“精神文明建设”为旗帜的社会控制力量、民间社会以“性的自然主义”为纲领的自组织（auto-organized force）力量；公共知识分子以人权与自由主义为方向的舆论力量。它们的理念在如下问题上的冲突格外激烈。

1．欲望与秩序（social order）

政府力量倾向于把sexuality视为对于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民间力量倾向于通过“性是本能”的述说来实现性的合理化；公共知识分子则试图把sexuality权利化。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看黄”（reception of pornography）问题。警察破门而入，把看黄碟的夫妻抓走而且罚款。老百姓以法不责众反击说：“人人都看，你抓得过来吗？”公共知识分子则说：“公共权力不能侵犯私人空间。”

2．快乐与健康

随着艾滋病的开始流行，政府力量倾向于把艾滋病恐慌作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试图在把艾滋病加以性化的同时也把性加以艾滋病化，（linked AIDS only with sexuality and take sexuality as the only

reason）健康成为后集权社会的控制工具,sexuality在此被污名化。民间力量倾向于把性与艾滋病分开对待，快乐与健康同时都要。公共知识分子则坚持sexuality的快乐原则，认为艾滋病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政府所承诺的每个人的健康权与性权利都还没有得到实现。

3．激情与亲情，性与家庭

中国一直是一个亲情社会。家庭人际关系中的亲情与个人的性的激情始终处于紧张之中，因为个人性行为的“越轨”，意味着对于整个“初级生活圈”的破坏。这是中国性文化的特色与context。现在，政府力量正在转向利用激情来发展经济，利用亲情来巩固政权，因此对于性的社会控制开始从阻塞走向引导。在民间社会中，激情与亲情的紧张最为明显，人们之所以反对包二奶、sex worker、一夜情，往往并不是因为它们犯法或者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们侵犯了亲情。例如，阻止许多人的婚外恋的，不是法律与道德戒律，而是夫妻恩爱；同样，如果有了，觉得最对不起的，一是孩子，二是父母，甚至是对自己不错的岳父岳母。中国目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女性主义者）对此则是语焉不详，或者是因为食洋不化，或者是因为他们还无法理顺这个问题。

当前中国的本土化运动，恰恰就是打着亲情主义的大旗，而且势头日增。

三．性教育的操作层面上的争论

1．为什么需要性教育

在主流社会看来，性教育的目标无疑是控制[1]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性”，也就是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来使用。

但是，这种“灭火器”的目标其实只是一个错觉。西方历史告诉我们：无论进行或者不进行性教育，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越轨”性行为发生率都在整个20世纪里攀升，而且居高不下。也就是说，所谓“性解放之火”，是由于方方面面多种多样的社会原因造成的，性教育作为其中一个并不那么重大的因素，既不能独自完成“灭火器”的使命，也不会全都发挥“助燃剂”的功效。性教育普及所改变的，只是增加了避孕套的使用率。[2]

笔者以为，性教育只应该有一个“终极关怀”的目标：帮助所有的个体，尤其是下一代，都尽可能多地获得“性福”（sexual pleasure and happiness）。

在这个目标下，性教育的“受众”这个主体的权利与利益才是第一位的。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想告诉青少年什么，而是青少年自己希望知道什么；不是如何讲授，而是如何讨论。

在这个目标下，任何一种性知识都不存在该不该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怎样才能讨论得最好的问题。同样，性教育也就不应该局限于“性知识”，更不是某种既存的性道德，而是着重培养人们在性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的而且是自主发展的能力。按照日本一些性教育实践的提法，就是帮助人们学习如何生活。

2．为什么现在还需要课堂的性教育？

在中国，最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各种各样的性知识普及读物就已经如水银泻地般地逐步遍布城乡了，现在更有了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网上性信息。因此，如果说现在的青少年的性知识还不够的话，那么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究竟是什么在阻碍着青少年去方便地、轻而易举地获得这些知识呢？

3．应该由谁来进行性教育

许多人所说的性教育，其实主要是“正规”的，是国家实行的。可是，性教育为什么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或者说，国家究竟为什么要负责进行这样一个其实靠社会传播完全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

从最浅显的层次上来看，这不能不说是在当前中国依然非常浓厚的“国家崇拜”意识的产物。尽管“小政府、大社会”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流传了多年，但是每当遇到具体的问题，人们仍然不由自主地希望把责任统统推给国家，其实就是想“逃避自由”。

再深入分析下去，我们不得不指出，大多数主张和推动性教育事业的人士，实际上仍然是按照“一元化”的思路来设计性教育的，就是希望借助国家的权威力量，在“性”这个领域里建立起某种单一话语的绝对霸权，而且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种希望与主流社会对于“灭火器”的急切需求不谋而合，于是终于在2002年促成了“正规”性教育的“闪亮登场”。

可是，无论什么具体内容的性教育，只要是“一元化”的，那么首先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操作障碍。例如：假设某个高中二年级的全体学生中，已经有5％的人发生过性行为，15％的人在恋爱，20％的人连最起码的性知识都没有，其余的人则是处于中间状态；那么“正规”的性教育无论讲什么和不讲什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一部分学生认为是“超前”，另一部分学生则认为是“马后炮”，还有一些学生则如坠云中，甚至会有因此而“逆反”的。结症就在于：如果非要把性教育纳入目前的由国家控制的义务教育体制之中，那么它就不得不在受众年龄与教育内容这两个方面拼命地达到“一刀切”，不得不忽视受众的任何个体差异与不同个体在发展中的多样可能性。

这个无解之结恰恰说明：性教育其实是最不适于“一元化”的，尤其不适于由国家来“集中领导、统筹安排”。中国的性教育推动者们，常常以西欧国家为例来呼吁“国家把性教育抓起来”，却不大提及两点事实：其一，美国的性教育实际上是由各个学校自己来决定是否进行以及如何进行的；其二，西欧诸国虽然是“国家推行性教育”，但是那些国家本身已经是多元化与多样化了，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一元化”，就连产生“一元化”思想的社会基础都近乎荡然无存了。这些，我们中国人不是不能看到，而是不愿意看到。

例如：中国性教育的实际工作者早在1985年就发现而且提出过：整齐划一的课堂性教育，效果远远不如一对一的具体咨询好。[3]可是直到2002年，得到推动和受到欢呼的，仍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尤其是，已经开展得最广泛的、最容易使求助者获益的、实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理想的、已经切实地提高了中国人性知识水平的大众传媒的邮寄咨询和网站上的电子邮件咨询，却不但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礼遇，反而还没有被承认为是性教育，甚至有可能由于“正规性教育”的开展而受到挤压和排斥。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传播方式很难符合国家控制的一元化的要求。

4．该怎么教育？

性教育必须成为义务教育。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首先，青少年具有获得性知识的权利，学校不给予就是失职，政府不拨款就是违法。

其次，性教育与数理化课程一模一样，都必须遵循义务教育的基本准则：一，现在没用也要学；二，你不想学也要学；三，老师要引发你的兴趣来学。

5．教育些什么？

在对于“正规性教育”的欢呼中，有一个词汇的“上镜率”奇高：科学。人们的言外之意大约有三层：其一，唯有灌输“科学”的性教育才能成为“正规”的；其二，“科学”能够解决性方面的一切问题；其三，“不科学”的就是异类。

笔者想问的却是：所谓“性科学”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对于“性”这样一个涉及到个人的存在总体的、往往是体现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之中的、只能具体地存在与特定社会文化之中的、无限丰富与可塑的人类活动来说，真的有一种什么“科学”能够解释它甚至“引导”它吗？尤其是，隐藏在“性科学”背后的是什么？

对于任何一个知道当今国际学术发展的人来说，这其实都是一个“知识与权力之关系”的并不难懂的问题。只不过它在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具体化为：权力的具体运作方式正在由单边型向权威再向话语型过渡之中。因此“科学崇拜”实在是我们的一个必经阶段而已。

但是，我们中国现在真的是一个奇妙的社会，刀耕火种与载人航天共存。结果，所谓“科学的性教育”一方面确实可以否定传统的“唯道德教育”和新近的“色情品教育”，因此笔者一直为之鼓与呼，现在也为其实现而欢欣鼓舞。可是另一方面，它又确实在生产着新的神话与时尚，更加可能对广义的“新新人类”造成压抑与烦恼，因此笔者又不能不“杞人忧天”。

其实，如何看待“性方面的科学崇拜”，即使对于现今的青少年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例如：当大男孩们看到百分之XX的男人在平均XX岁就开始以每月平均XX次的频率从事自慰（手淫）这样的“科学”信息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应该因为自己符合这一“规律”而沾沾自喜，或者由于“过度”或者“贫乏”而烦恼？

无论目前的“正规”性教育讲不讲这样的“科学”，反正总有或多或少的青少年会知道的，也总是不得不面对“科学崇拜”这个现实。因此，“正规”性教育在这个方面并不是有待发展的问题，而是从什么样的起点上开始发展的问题。

除此之外，“科学崇拜”还有一个貌似毫不相干的产物：闭口不谈社会性别（gender）的问题。“正规”性教育仅仅在纯粹技术的层面上争论是否应该让男生和女生一起听课。可是，“性”与“性别”难道真的可以分开吗？男人与女人的“性差异”究竟是先天决定的本质，还是后天形成的文化建构？将来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越来越性别平等与选择自由的社会中的青少年们，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对方的“性”与社会性别问题？这些内容之所以还不可能被纳入正规性教育，并不仅仅是由于社会性别的空气在中国还非常稀薄，更主要的是因为这股气流仍然被“性的科学”所构筑的长城阻挡于外。

6．最基本的教育：性权利

任何一个人，哪怕是青少年，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以不损害他人为前提的“性权利”；国家的义务是保证这种权利得以实现，而不是相反。只不过目前中国的主流社会仍然不能承认这一点。

为什么不能承认性权利？因为在许多情况下，主流社会甚至不能承认青少年也是人。例如，主流社会总是把教育者比喻为“园丁”，也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来修枝剪叶，结果被教育者就不得不变成任人宰割的草木。可是在学生感谢好老师的时候，却往往把他们比喻为“蜡烛”，强调了他们为了学生的发展利益而宁肯牺牲自己。

这种“园丁思想”，从近期来看，来源于“文革”中达到顶峰的“接班人情结”，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打是亲、骂是爱”。当今主流社会，当然必须压制个人的独立自主的“性权利”，因为它意味着“不服天朝管”；更必须遏止任何在发展中出现的多元化或者多样化的苗头，因为它是“变质”；只不过这些都被叫做“未成年保护”与“性教育”而已，因此，最近开始的“正规”性教育，对比过去是进步，套用现在是残缺，面对未来则是阻碍。

性教育面对的是人，是青春。这些，我们牺牲不起，也没有权利去牺牲。

四．中国性教育的特有问题

1．还有多少、什么样的青少年可供我们教育？

现在，中国的第二代独生子女已经开始出生，将来的1个青少年必须面对2个中年父母、4个老年祖父母。他们是更加顺从，还是更加逆反？

尤其重要的是：每一个青少年都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异性长辈，从一出生就是单性别成长(growing up in a single-gender context)。全世界历史上没有人知道他们会变成什么样。

因此，从今天开始，如果性教育里面没有性别教育，那就是失职。  

2．性的人权道德，不能再缺席了

在青少年中，以前是“激进分子”受到更大的压力，现在则换成“保守分子”了。例如，以前是“少女失贞，痛不欲生”，现在则是处女们不得不结成“贞操同盟”才敢出来表白自己。

这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去教育下一代应该如何适应一个多元社会的到来。

由于中国一直没有过多元化的社会，所以许多中国人总是更加痛切地感受到被压迫的痛苦，却没有机会感受到享有平等与自由的幸福，结果我们只会革命，不会建设；只会反抗，不可能学会如何平等、如何自由。只不过过去是“激进分子”在革命，而现在则是“保守分子”在反攻。

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再也不能按照“对与错”、“好与坏”这样的黑白对立的思想来看待世界了。尤其不能再允许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自己正确就拥有特权，就可以损害他人的权利。那不是民主与自由，那是红卫兵，是千年的暴政。

为了人类的多元平等的相处，我们必须提倡和推广“性方面的人权道德”。要给激进分子讲，也要给对立面讲。

它就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be live and let be live）为基础（而不是“我正确所以我有权力管你”），以实现自己的性权利为动力（而不是盲从任何一种潮流），以不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为界限（而不是“我打你是为你好”），来处理一切与性有关的事务。

在性教育中增加这样的人权道德教育，是为了我们的后代更和谐相处。这就是建设，就是未来。

3．什么是我们的原创性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非常发达的性教育，错只错在它的指导思想，妙却妙在它的实施方法。可是我们现在却在捧着金碗要饭。

例如，最近有一种“同伴教育”的方法被“引进”到中国，被奉为“国际上性教育的最佳方法”，而且在中国试行之后也确实成效不菲，也开始受到人们的欢呼。可是，刘达临教授所展出的一切，加上那些秀美动听的民间酸曲小调，难道不是典型的、有效的同伴性教育？因此，所谓“同伴教育”一点都不新鲜，新鲜的是：它为什么居然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消失殆尽，害得我们现在反而要从国外引进，甚至可能因此而崇洋迷外？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几个中学敢组织学生来参观刘教授的展览？

我们这一代人，多灾多难。我关注性教育，仅仅是因为不想让我的孩子“吃二茬苦”。现在我们需要拿出我们原创性的东西来，贡献给这个时代，贡献给我们的后代，贡献给地球村。

2005年10月12日杭州性教育会议论文

[1]所谓“引导”，在中国当今的语境中也仍然是一种控制。

[2] 参见：劳曼等人，《性存在的社会组织》，1994年出版，尚未译成中文。此书的通俗读本是《美国人的性生活》（Sex in American），迈克尔等人著，潘绥铭等人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

[3] 参见:阮芳赋：《性知识手册》，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