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童先生并不是很老的朋友，我们认识是在1982年才开始的。那年他由政府的公费支持，到美国来从事研究。他选了哈佛，因为哈佛是他父亲读过书的地方。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绝顶聪明。他并没有有系统地学过英文，但是他一点都不怕羞，就挤到人群里面去大说英文；在最初人家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数星期以后，他就可以说相当流利的英语。其他的学问也是这样。童先生的学问都是赶出来的，他好像要在短时间之内把所有需要的学问都学到。

童先生来哈佛以后，我们谈的事集中在一点，就是如何实现一个哈佛大学——我所工作的学校——与四川大学——他所工作的学校——在考古学上合作的计划。对东南亚的民族植物学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西南山区民族植物学在中国与东南亚农业起源上的重要性，而至今在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没有。除了农业起源这个主体以外，考古学、民族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动物学、地理学等等学科，我当时所指导的，在中国最有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的地方，就在四川及四川以外西南各地区。这些都是童先生与我很快得到共识的。

这天下午，我正跟童先生在我的办公室聊天的时候，突然电话铃响。那边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交流委员会里面一位我很熟悉的职员，叫Alexander de Ageles的。他说，交流委员会刚刚和中国的教育部签了一项合同，在六门学科中从事非常密切的合作计划。里面惟一非自然科学的学科就是考古学。他问我有没有研究计划，如有，叫我赶快申请。我把这个新的突破性发展告诉童恩正先生。我们两人当然非常快乐，于是将平常的空想具体化，在一个星期之内，便写了一个向美国国家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申请一笔经费的计划。不用说，我和童先生都深深地体会过中国这个弱小的民族在西方侵略之下所受的痛苦。我们所写的合作计划不可能是以西方的利益为先驱的。现在事过境迁，不必把这个计划在这里详谈。这个计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中国，即在四川大学设立几个考古实验室：考古学实验室、碳14实验室、考古动物学实验室、考古植物学实验室、地质考古实验室等五个中国当时还没有的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有一个在那个学科很有地位的学者主持；例如，碳14和地质考古研究室将由耶鲁大学的Karl Turekian教授主持；考古植物学实验室的主持人将是BostonUniversity的Lawrence Kaplan。所有实验室里面所需要的仪器和化学药品，第一年都由美方提供。

计划的另一部分，是关于民族植物学与农业起源的问题的研究。这一部分，由中方童恩正和美方Richard MacNeish教授共同主持。MacNeish教授如众所知的是当时世界上罪尤地位的研究农业起源的学者，解决了近东小麦和墨西哥玉蜀黍的起源问题。他们两个人将沿着四川盆地的边缘去找寻早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费用有MacNeish通过他的Peabody Foundation（Andover）负责。

我们这个计划大致如此，当时美国科学界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是大的不能再大了，筹到经费是没有问题的，学者也愿意无酬前来研究。在我和华盛顿交流委员会职员谈话后的第二天，四川大学人类学系支部赵书记便飞到北京，到教育部去找和中国考古学合作有关的官员，想和他们讨论四川大学和哈佛大学在考古学上合作的事情。这个询问将教育部的两个官员惊诧得张开大口，说不出话来，后来他们说，我们这个事情昨天才讨论完毕，你是哪里听来的？

当时很巧，夏鼐先生和夫人正在哈佛访问。我就趁这个机会记述一下一件很奇怪的事。夏先生和夫人到的那天晚上，学校设宴招待，宴席的地方也在那里有名的教员俱乐部（Faculty Club）。饭后刚回到家，就听到夏所长的电话说：“不好！我的行李全都没有了，我太太因为身材小，她的衣服是买不到的，你看怎么办？”那时已是晚间十时，我就给童恩正打了个电话，请他先去照顾一下，我自己马上开车回转。一刻钟以后到教员俱乐部，夏先生、童先生和教员俱乐部高大的经理Charles在讨论钥匙问题。夏师母在屋里团团转。这件事是很奇怪的，在哈佛教员俱乐部历史上，房客丢失行李这是第一次。我们最后商量的结论，这一定是有政治性的，因为夏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他的行李在哈佛丢失，可以使哈佛受窘，甚至破坏已经说好的协定。但是我们又觉得，这未免小题大做了。总之要紧的是夏师母的衣服决定次日再谈，经理非常抱歉，答应赔偿，所以决定次日夏先生给我一个失物单。

次日，我邀请夏先生、夫人和童恩正先生到我家里便饭。那时夏先生便将失物单给了我（后来我将失物单给了经理，一个月以后，我寄给夏先生一张四个数字的赔款支票）。后来童先生告诉我，夏先生就在我家吃饭那天告诉他千万不能与我或任何外籍考古家从事合作。童先生因为教育部已经签了字，想夏先生一个人反对大概没有什么关系，于是继续和我讨论合作的事情。

下面是我很久以后听到的小道消息。夏先生从美国回京次日就驱车到教育部，质问什么人签字同意把考古学放在合作项目里面的，应给予适当的处罚。我们和四川大学的商议，从开始到结束，夏先生一个字也没看，从原则上就反对中外考古合作。从第一天开始做梦，到童先生回到四川大学，我们两个人所计划一切的理想都是白做的。事实上童先生刚回北京就又和夏先生谈过一次，但夏先生的立场一点未变。这是日积月累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的。

夏先生反对中外考古合作我早已指导。在他有一次来哈佛时，便很情绪性地告诉我，中国人不能和外国人考古合作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外国人的考古技术发达，中国人很难赶过，如在中国境内一起考古，中国人的成绩一定不如外人。第二、外国人不能相信的。一个例子，梁思永和Creel说好的，合写一本书，将安阳殷墟。结果，书出来之后（书名The Birth of China），全是Creel。由这两个例子，我在考古所任上一日，外国人就不能碰中国的古物。夏先生的人格学问，都是我和童先生极为佩服的。他对于中外合作的意见也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心态是30年代和40年代的心态。全球的考古家都需自动遵循今天20世纪90年代的行为准则。

童先生回到四川以后，来信告诉我们的计划又吹了，但是没有高速我详情。后来，上面写的这些细节逐渐出现。我们常常想：如果1982年与四川大学合作的计划能够如愿实现，中国考古学今日的面貌又当如何？这件事的大概，夏先生生前，中国的考古家可能全都听说过，它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有些要素的细节，大概不为所有的同仁所知。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脚注。1995年夏先生过世以后，童先生与我曾经辩论它值不值得公布，最后我和童先生说定：两人后见夏先生去的，有将此事详细报告的义务。所以我虽然不愿，却不能不把这一小段历史写在这里。童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推动不惜余力。我相信他不会后悔我们作了这个决定的，只是我没有办法请他修改文中任何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