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拉丁語lpomeabatatas，英語sweetpotat0，漢語“番薯”，是一種塊莖類的植物，植物學家都說它起源自南美，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把它帶到全世界去。它到明代末年才傳到中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水手們把它傳到了中國。這種作物非常適合中國山區幹地，所以在中國長得十分茂盛。

拉丁語Colocasiaesculenta，英語taro，漢語“青芋”或“芋仔”，也是一種塊莖類作物，植物學家說它起源於東南亞，包括中國南部和馬來西亞。它的年代與東南亞的栽培植物(例如稻米)一樣地早，大約一萬年以前。

西元1895年，大清帝國與日本打了一個大海仗，輸得一敗塗地，被迫將臺灣島給予日本。從此，臺灣島上的居民便成為“亞細亞的孤兒”。因為臺灣島的形狀很像一個白薯，所以島上兩三千萬的漢人常常叫他們自己為“番薯人”。我父親就是一個“番薯人”，他在1924年從臺灣到北京念大學；本來念的是中國大學，後來承吳承仕先生介紹，轉到北京師大，在那裡碰到我母親。我母親是湖北黃陂人，那年只有18歲。我父親23歲，兩人相戀，母親家裡不同意，兩人便私奔臺灣。在臺灣舉行了一個隆重的婚禮。證婚人林獻堂先生，介紹人洪槽、王敏川二位先生，地點是在臺北江山樓。從1926年到1941年，一共生了四個兒子一一光正、光直、光誠、光樸。\r

我們四個兄弟都生在北京，我們都是說標準的京片子，但是因為我們祖母不會說北京話，而且我家常常是臺灣人在北京歇腳的地方，有很多臺灣人來往，所以我們兄弟也會說臺灣話，不過都程度不一地有點北京腔。我們從小學就不喜歡日本人，雖然學了六年日文，但是日文只能看，不能說，也不能寫。我們自己認為毫無疑問地是臺灣人，是番薯人；但也是閩南人、中國人。

現在的臺灣人也自稱為“番薯人”，但是有一個新名詞加入了族群語彙，那就是“芋仔”，指1945年以後來的外省人。胡台麗說“芋仔”這個詞是1949年以後，從大陸來了六十萬大軍之後開始出現的。這些阿兵哥再加上之前來的外省人，被臺灣人稱為芋仔，或老芋仔。芋仔和番薯人現在被人為地界定為兩個刻板印象：芋仔人不說台語，不與臺灣認同，也痛恨日本人；番薯人說台語，本土性強，對日本人有親切感。

我們一家人用新的語彙就無法分類。事實上，三四十年代的臺灣人，都不能清清楚楚地分出番薯人和芋仔。在北京的臺灣人，除了我們一家以外，且舉幾個例子：徐木生、張深切、黃烈火、柯政和、江文也、林煥文(林海音的父親)、連震東、蘇薌雨、趙煉、蘇新、蘇子蘅、謝文達、藍蔭鼎、郭柏川、楊開華(楊英風的父親)，這些人都可以說是以中國人自認的。但是今天認同的問題就不是那麼簡單。我相信他們都會很樂意地被叫做番薯人。但是別的稱呼呢?我們無法知道。

我弄不明白的是：青芋在臺灣已經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當代的政論家卻用它來象徵來到臺灣只有半世紀的大陸人。而番薯這個植物在臺灣只有三四百年的歷史，卻用它來象徵臺灣本土人。也許是因為我們臺灣漢人的祖先抵達臺灣和番薯來臺灣的時間差不多同時，反而芋仔到達臺灣的時間已經不能在人的記憶中回想得到。竽、番薯，都是象徵性的言語，而象徵是流動的。老芋仔本來指來台軍人而言，現在芋仔又包括非軍人。第二三代更沒有一定的規矩來說了。媽媽也許是雲林人，爹爹是上海人。自己是生在臺灣，長在臺灣。也許會說點閩南語，也許會幾句家話，也許只會臺灣國語。這種人，有時被父親強迫說是上海人，有時隨自己的意思說是臺灣人，多數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裡人。

我知道我是哪裡人。在30和40年代，只聽見人說番薯人，與其相對的就是日本人、四腳(Sika)。將其包圍的觀念是唐山人或阿山。我和父親都是唐山人或番薯人，這都是特殊的唐山人。40年代以後，族群的觀念有連續的改變。但是，那是在這本書的故事發生以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