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5000多名大大小小的日本战犯受到了审判，937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在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名单中，没有日军总司令裕仁天皇。

是裕仁天皇对野蛮的侵略战争没有责任么？

不错，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事情都是内阁首相和参谋本部的人干的，天皇并不直接下令。但是，日本的君主立宪实质上是立宪专制，是天皇掌控下的军阀政治，无论是内阁首相还是军方将领，都是天皇根据自己的判断任命的。也就是说，在1946年9月，日本新宪法正式通过之前，在日本行使最高权力的是天皇，而不是国会。天皇是日本对外罪行的总责任者，其他人都是打手。

1921年3月，还是当皇太子的时候，裕仁就在访问法国期间亲自在大街上买了一尊拿破仑的半身铜像，并连续24年将其摆放在自己的书房里。直至1945年8月15日，人们才发现拿破仑的铜像已经换成了美国总统林肯的铜像。拿破仑对裕仁的榜样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自他1921年11月开始摄政那天起，他就从培养法西斯理论骨干和军阀集团骨干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将日本引向了野蛮扩张的不归路。和拿破仑的铜像摆在一起的是达尔文的铜像，这和他是个海洋生物学家不无关系。但事实表明，达尔文对他的启发不仅仅是生物界的物竞天择，更多的是日本人该如何统治他人。

1936年的“二二六兵变” 在裕仁的严令下被严酷镇压，标志着日本法西斯集团内部的“北上派”和“南进派”的斗争最终以裕仁支持的“南进派”占了上风，也是裕仁对日本军队实施绝对掌控的起点。

1937年11月起，裕仁在皇宫内设立了帝国大本营，凌驾于参谋本部之上直接指挥战争。

裕仁有一句名言:“问题不在我们干了什么，而在于全世界对我们所干的事情有什么反应”。实际上，他最顾及的是自己的名声和责任。在他驾驭日本国民进行“大东亚圣战”的同时，他最早想到了失败的可能，从来没有忘记给自己留后路。因此，他的言行从来是精心筹划的。他批准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同德意法西斯签订同盟条约之后，意识到自己是在铤而走险，便开始执行一项“辅助计划”，即在战争失败后保护皇室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一些皇室成员被调离了敏感岗位，所有的命令都通过首相和军部下达。一位皇室成员甚至哄骗美国大使说：天皇之所以批准三国条约，是因为害怕极端分子暗杀！

但在幕后，裕仁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指挥，也没有放松对相关问题的亲自调研。早在30年代后期，他就开始研究东南亚地理和相关岛屿的水文资料，谋划日后的“南进”。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完全是在裕仁的指导下制定的，和美国的虚假的谈判也是他一手安排的，而在开战前三个星期他就吩咐起草宣战诏书了。

裕仁不仅是发动战争的罪魁，还是违反国际法虐杀战俘的幕后策划者和逃脱战争罪责的小人。例如:1942年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空袭东京，8名在浙江迫降的飞行员落入日军手中，裕仁力主将这几位“炸死东京平民的罪犯”全部判处死刑，倒是身为首相的东条英机劝说天皇注意国际影响，将其中的5人判处无期徒刑，3人判处死刑。事后，裕仁亲自下令扫荡浙江，因为那里的中国军民将64名美国机组人员安全转移到了重庆。在这次扫荡中，10万日军杀了25万中国人，在中国创下了仅次于南京大屠杀的最大的战争暴行。但在东京审判时，这些罪名全部归在了东条英机名下。审判初期，东条英机在法庭上明确暗示:他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没有一项不经裕仁授权”，但当他得知裕仁下了指示:“务必要改善东条家属的抚养”，便撤销了有关陈述，直至走上绞架。

发布模棱两可的敕令回避责任是裕仁的惯用手法，对内对外都是一样，在教唆日本国民做无谓牺牲这件事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44年6月美军攻入塞班岛后，1000多名岛民兴高采烈地排队领取救济。裕仁得知后非常恐慌，生怕民心从此涣散，立即授权塞班岛日军司令向岛民传达敕令:“为国家献身的平民将同在战斗中阵亡的将士一样，在来世享有同等的神圣地位”。于是，就有了15000名塞班岛平民投奔怒海和随后的冲绳20万军民“全岛玉碎”。当日本空军的自杀飞机初显功效的时候，他先是虚情假意地说:“是否有必要采取这种极端行动？”接下来就是:“士兵们的确干了壮烈的事业。”

裕仁的残忍、狡猾和虚伪无以复加，理应受到审判，但却逃避了审判，一直活到1989年。

(本文摘自《看世界》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