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8月29日，“民间藏书研讨会”在南湖藏书楼（南湖藏书楼为余三定的私家藏书楼，坐落在岳阳市南湖畔）举行，参加研讨会的有来自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湖南大学、黄河科技学院、广西民族大学、岳阳日报社、平江县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期刊社、图书馆等单位的人士总计20余人。下面是发言选登。
南湖藏书楼的主要功用
余三定[①]
（湖南理工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热烈欢迎各位来南湖藏书楼参加“民间藏书研讨会”！在此，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关于南湖藏书楼的作用和功能。今年第3期的《云梦学刊》发表了我的《民间藏书四题》一文，我在该文中将南湖藏书楼的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归纳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藏书。南湖藏书楼现有藏书四万多册，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其中设有两个特色藏书室：一是“题签本珍藏室”，专门收藏著者的题签本；二是“北大版典藏室”，专门收藏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
其次是读书。南湖藏书楼不但是我和我夫人朱平珍及我们全家人读书的地方，同时也成为了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的我的许多朋友（包括一些中小学生）阅读的地方。
再次是谈书。台湾学者高希均在《阅读救自己》（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中提出了他的“新读书主义”理念，他在该书中写道：“身心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室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我以为，高希均“新读书主义”理念中所说的“工作再忙也要谈书”（说明“谈书”也是读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句在今天的社会境况下尤为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看到，今天不少人常谈的话题很多是或谈升官、或谈发财、或谈麻将、或谈迷信。针对这种状况，我们要特别提倡“谈书”。南湖藏书楼时常成为朋友们“谈书”的地方。著名学者李书磊、黄颂杰、高建平、麻天祥、罗成琰、吴岳添、萧东发、熊元义、杨荣祥、郭世佑、周发源、赵炎秋、季水河、王建民、黄维樑、方铭、马建辉、熊元义，著名作家何建明、刘醒龙、阎真、熊育群、刘恪、彭见明、何立伟、柳忠秧，著名编辑家李舫、袁玉立、吕晓刚、田卫平、王建平、杨海文，文友许亚、刘云、徐新启、王俏、彭东明等等都曾来南湖藏书楼做客谈书，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到南湖藏书楼谈书后，曾撰写长篇散文《万卷藏书皆自得——参观南湖藏书楼》发表于香港《大公报》；我的老师李凌烟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副教授柳春蕊、企业家陆镇林等更是多次来南湖藏书楼聊天谈书，柳春蕊到南湖藏书楼不仅多次题联、题诗、题词，而且写作了颇有影响的散文《南湖楼外的因缘》。
第四是研讨。自2010年以来，来自国内外的学术界、文学界的朋友先后到南湖藏书楼举行了二十多次小型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南湖藏书楼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是2010年7月13日举行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南湖藏书楼里话藏书”（此后从2011年至2013年，《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又相继以“南湖藏书楼上好读书”、“南湖藏书楼里谈著书”、“经典阅读的意义与方法”为主题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讨会）。南湖藏书楼的第二次学术研讨会，是2010年10月23日至24日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等单位主办的“第二届‘旭日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此后，郑欣淼、张耀铭、田敬诚、李剑鸣、程郁缀、王一川、刘曙光、龙协涛、姚申、王先霈、李元洛、魏长宝、刘克邦、夏义生、汤建军、李凌烟、陈旭光、王双龙、张光芒、毕光明、左健、薛志红等众多学者朋友和《学术界》、《湖南社会科学》、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学术单位的朋友都到南湖藏书楼举行（参加）小型专题研讨会。我在这里要特别要提到的是，2013年6月18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蒋重跃、台湾华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效宇、《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主编宋悦等同仁的陪同下，在南湖藏书楼举行了“读书与生活”座谈会。
由上可见，在我的日常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中，南湖藏书楼作为一座当代的民间藏书楼已经发挥了多方面的、较好的作用，但是关于民间藏书自身这个话题的研讨至今还没有开展过，因此，我认为，我们这次关于民间藏书自身这个话题的研讨是很有意义、也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个方面，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最初想定为“当代民间藏书研讨会”，但考虑到专谈“当代”可能受到某种局限，所以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就改为“民间藏书研讨会”，这样就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大家会觉得更加有话要说，以引发更多的议论与思考。
第三个方面，希望各位今天畅所欲言，既可谈得很实证，也可谈得很思辨；既可谈普遍性的情况，也可谈某一局部（甚至是某一个人）的情况；既可以谈事实为主，也可以谈感受和看法为主。
从小众之雅到大众之乐
——关于我国当代民间藏书的几点浅见
萧群[②]
（北京大学 图书馆，北京 100871）
2014年8月底，应南湖藏书楼楼主余三定先生的热情邀请，笔者有幸在风光如画的洞庭湖畔参加了“民间藏书”学术研讨会，结识了一群自得其乐于“藏书、读书、谈书、研讨”的高朋雅士，聆听了他们饱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的精彩发言，感触颇深，获益匪浅。归来后，《云梦学刊》的鲁涛编辑催要笔者当时的发言以便结集，遂不揣浅陋，在本人原稿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自己的几点感想和浅见落诸笔端，形成文字，供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一
图书是以记录和传播知识为目的，用文字或其他信息符号系统记录在一定形式载体材料之上的著作物。作为人类知识、文明积累与传播的主要载体，图书是知识内容与载体材料的完美结合，构成了人类不断进步的重要阶梯，其形态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先民曾把文字写刻于泥板、金石、草木等材料之上，记录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芦苇杆在泥板上刻写文字；古埃及人蘸墨在纸莎草纸上书写文章；古印度人用铁笔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上抄录经文。中国先民则曾将文字镌刻于甲骨之上，后又将文字“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千百年来，从泥版甲骨到竹简缣帛、从纸张印本再到便携电子阅读设备，从手抄、印刷到数字化出版，书的载体形式和制作方法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作为民族记忆的载体和中华文化的结晶，从最早的河图洛书开始，中国图书就担负起了记录、积累与传播文化的重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 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图书。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图书，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目前世界各国图书的共同形式。活字印刷术、套版彩印、金属活字等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出现、发展和完善，进一步促进了图书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图书既是前人的知识成果，也是服务于后人的物质载体。过去，国人把“立德”、“立功”、“立言”并称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立德绝非易事，立功也需因缘际会，著书立说的“立言”相对而言似乎门槛更低一些。随着纸张的发明与普及、出版印刷技术的进步，图书的出版印刷成本不断降低，特别是在信息通讯技术飞速进步、数字出版方兴未艾的今天，出书已经不再是少数大师们的专利。但值得注意的是，著书、出书本身不应该成为最终目的，甚至不仅仅是为了藏之名山，更重要的是要传之后世；而要传之后世，一方面离不开图书自身的思想内涵和辞章内容，另一方面也离不开藏家的精心收藏与妥善保存，更离不开读者的阅览、鉴赏与传承。实际上，以书为媒，从书的著者始，一直到一代代藏家和读者，都能够连接起一幕幕或精彩或平凡的活剧。今天，我们可以从每一部流传下来的典籍中解读出她与众不同的独特故事。自古至今，在我国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众多藏家对于保存物质形态的重要典籍不可或缺、功不可没，而薪火相承的一代代读者则作为图书的阅览者、鉴赏者与传承者，更是中华文化香火绵延不绝的功臣。当然，藏家、读者的划分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以书为宝的藏家往往自己也是读者、研究者，而读者一般也有或多或少的藏书。
二
古往今来，中国历代从政府到私人都重视对图书典籍的收藏和利用。正如任继愈先生在《中国藏书楼》一书中写道的那样，“中国的藏书事业似一条滔滔大河，汇聚条条支流，波涛渐宽，声势渐壮，由官府藏书而私人藏书而寺观藏书而书院藏书，随历史进程而不断壮大发展。”但由于或人为破坏或自然灾害等因素，历史上中国图书在较短时间遭到大规模毁坏的所谓“书厄”灾难也屡有发生，图书典籍的散失、消亡现象十分严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北大学者肖东发教授在《中国图书史》一书中曾把自古及今的“书厄”总结为20次，即始皇焚书、项羽入关、更始战乱、董卓移都、永嘉之乱、元帝焚书、炀帝焚书、砥柱漂没、安史之乱、广明之乱、后主焚书、靖康之变、绍定之灾、甲申之变、绛云楼灾、清代禁书、癸丑战乱、晚清外患、上海事变、文革动乱等。尽管先后遭遇了如此众多的劫难，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却能够一次又一次地浴火重生、凤凰涅磐，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我们悠久的民间藏书传统和历代众多读书、藏书的爱书之人。
中国历代都有一些著名的民间藏书家，在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曾收录历代藏书家1175人。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常熟瞿绍基的铁琴铜剑楼、归安陆心源的皕宋楼、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就是著名的清代四大民间藏书楼。今天，打开一本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典籍，我们不仅可以鉴赏作者的作品本身，也可以研究当时刻印装帧的状况，还能够发现典籍的收藏流转过程。以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宋本《孟东野集》为例，此本共十卷，半叶11行，行16字，白口，左右双边，通卷叶排长号，共 167叶。书中藏印有钱氏敬先、钱氏家藏子子孙孙永宝用两朱文大印，又有季振宜图书记、季振宜印、沧苇、徐健菴、乾学、陈氏悦岩宝玩、安岐之印、仪周珍藏、毘陵唐良士藏书、百宋一廛、士礼居、汪士钟印、阆源真赏等印。有心人不难发现，此书由黄丕烈转为汪士钟入藏，由汪氏入杨氏海源阁，后海源阁书散，此书转归李盛铎，再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辗转历程。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一批中国当代民间藏书家继承并弘扬了由来已久的中国民间藏书传统，掀开了中国民间藏书事业新的一页。当今时代，全球化商品浪潮的冲击无处不在，在喧嚣浮华躁动的同时，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修炼，重新发现了阅读的价值。台湾学者高希均在《阅读救自己》（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一版）一书中，倡导“新读书主义”理念，即“身心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室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南湖藏书楼楼主余三定先生则是身体力行，提出并践行了“藏宝不如藏书”的理念，多年来含辛茹苦，收藏了文史哲学术精品4万余册；鼓励家人、朋友以及诸多岳阳当地的爱书之人一起读书，并广邀同道共同谈书，研讨藏书、读书、著书之道，且坚持至今，殊为不易，实在难得。
三
从小处讲，藏书、读书有益于个人修养的提升，从大处看，读书、藏书有助于重塑中华民族的自信。众多学者对此已有详尽的阐述，但笔者以为，我国当代民间藏书在继承中国藏书传统的同时，更需要开拓创新，走出一条中国民间藏书事业发展的新路，应更好地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要转变中国传统民间藏书“重藏轻用”的倾向，学习借鉴西方传入的现代图书馆的理念，努力从封闭走向开放，积极帮助读者找到他们需要的图书，帮助图书找到渴求她们的读者。只有让图书走出封闭的藏书楼，让更多的普罗大众有更多机会方便地接触到图书，才能够让更多的芸芸众生从阅读中获得乐趣，成为爱书之人，才有可能使读书、藏书真正从过去的“小众之雅”成为当代的“大众之乐”。
要使读书、藏书真正从过去的“小众之雅”成为当代的“大众之乐”，中国当代民间藏书家们就需要学习借鉴现代图书馆在采访、编目、流通方面的现有成果，积极借助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最新成就，因地制宜地建设既符合自身特点，也便于读者发现和查找的检索工具。
要使读书、藏书真正从过去的“小众之雅”成为当代的“大众之乐”，还需要中国当代民间藏书家们探索引进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吸引喜爱读书、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参与其中，寻求出一条兼具中国传统特色和现代公益色彩的中国当代民间藏书的全新路径。
要使读书、藏书真正从过去的“小众之雅”成为当代的“大众之乐”，我国当代民间藏书还需要在内容建设上避免小而全，坚持走“特色化”的道路，努力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点的图书收藏；并与当地的公共图书馆以及高校图书馆积极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逐步形成互通有无、相互合作的合作网络。
总而言之，让更多的民众享受读书的乐趣，成为爱书之人，使读书、藏书真正从过去的“小众之雅”成为当代的“大众之乐”，绝非朝夕可成的易事，有赖于中国当代藏书家们的探索与努力，也有待于更多有识之士的不断参与与奉献。
民间藏书之“无用之大用”
刘芳[③]
（黄河科技学院 民族学院，河南 郑州450063）
开始进入我们会议主题之前，先谈谈我对岳阳的两个印象。“印象岳阳之一”是“净”，干净的街道一目了然，干净的空气一闻便知。影片《私人订制》里说远离雾霾，应去海南，其实大可就近，湖南岳阳便好；“印象岳阳之二”是“静”，观夫岳阳楼、南湖藏书楼，心中之雾霾亦可飘然而散，不自觉内心宁静，给人远离尘嚣之感。
谈完“印象岳阳”，现在开始进入会议主题“民间藏书”。
民间藏书是与图书馆藏书截然不同的一种藏书方式，图书馆藏书强调其实用功能，民间藏书则具有象征意味，它是一个符号，一种价值导向，可以说民间藏书具有无用之大用。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民间藏书代表一个地方的文风。文风好，藏书盛；藏书盛，藏书家、藏书楼才会涌现出来。所以说，藏书家、藏书楼的出现，是一个地方文风好的象征。与此同时，文风还影响民风，一个地方文风好，市民素质就好，市民素质好，才有干净美丽的城市，才有我们“印象岳阳”的“净”与“静”。这里古有岳阳楼，今有南湖藏书楼，文风之盛历几代而不衰，是岳阳之幸。可以说，岳阳楼、南湖藏书楼也成为湘人崇文尚墨的一种象征，一个标志。
其次，民间藏书具有一种价值导向的功能。如果说“价值导向”这个词具有某种政治意味，不够应景，那我们就把“价值导向”这个词换作“影响力”吧，毕竟，真正有影响力的才能深入人心。那么，“书”在老百姓中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力呢？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一位老师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在他四川乡下的老家，有很多人没有读过书，可是，只要他们见到书，都会别样的爱惜，哪怕一个角、一个棱都不舍得折。他们不但爱书还敬读书的人，且对藏书之地也十分向往，甚至可以说，藏书之地成为了他们心中充满诗意想象的一方净土。其实，不单单是四川的百姓，在岳阳，在全国的百姓那里，都有爱书、敬书这样的传统。对于民间藏书这样现象的形成，也是这一传统集大成的体现。反过来，民间藏书家、民间藏书楼又影响了百姓对事物的看法乃至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历史上，农村有乡绅，他们办私塾，在家中藏书颇多，不单单在农业生产活动当中，而且在民风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承过程当中，都具很强的影响力，并且都成为一方有凝聚力的名人。现如今，信息化时代到来，即便在农村，人们也可以获得很多信息，可是现如今农村却越来越留不住年轻人了。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越来越缺少有文化影响力的名人了。这些年轻人宁愿去大城市漂泊，为什么？难道只是经济的原因？恐怕不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一批又一批有文化影响力的人通过藏书、读书、谈书……这样的活动来影响周边的人，影响这些他们的生活方式。毕竟，人需要有意义的生存。毕竟人只有读书的时候，才最自由。毕竟，学问更多是熏出来的，而不是教出来。
民间藏书，看似只是藏书家丰富的自己的书库，其实，藏书家带动的确是一种传统的，却又充满活力的新的生活方式。
民间藏书，无用之大用，善莫大焉！
新媒体时代民间藏书的机遇与挑战
曾晓剑[④]
(湖南理工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岳阳414006)
一、新媒体的内涵及特征
现在大家谈新媒体比较多，用新媒体也比较多。所谓“新媒体”其实是一个相对于传统旧媒体而言的概念，指新的数字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脑、无线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我们所谈论的“新媒体时代”是指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化信息传播技术诞生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期。新媒体时代以数字传播、网络传播和全球传播为主要手段，其特点主要是数字化、互动性、个性化和主动性。数字化是本质，互动性是表现形式，个性化是一种延展，主动性是受众被赋予的无限选择权。完全开放式的信息传播，使受众摆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地点都可以通过网络阅读出版信息，查找资料。【1】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方式的改变：由一点对多点变为多点对多点。新媒体对旧媒体影响很大，但它与旧媒体并非对立关系，正如传播学界所公认的那样，新旧媒体之间并非替代性关系，而是融合共生关系。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更为激进，他主张“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他赋予电子媒介以“技术神话”的色彩，他预言，“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务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化为乌有”，人们的交往方式将“重新部落化”，产生一个人人参与的“地球村”，换言之，新媒体技术将同时带来“时间的终结”、“空间的终结”和“权力的终结”。【2】
现在，新媒体已经成为现代化和大众化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成为人们筛选、捕获、形成和处理信息的基础性工具，以及工作、教育、休闲、文化和政治司空见惯的组成部分，新媒体正夜以继日地传递着碎片化的信息和知识点，改变着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方式。
二、新媒体时代的新宠儿——电子图书
电子图书无疑是当前新媒体时代的新宠儿。电子图书又称为e-book，2000年在我国开始崭露头角。据2000年9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报道，我国第一代电子图书——掌上书房由辽宁出版集团正式推出，这种版本的电子图书，如32开本纸质图书，可容纳10万页内容，阅读非常方便。【3】有资料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子书市场。【4】
电子图书通过特殊的阅读软件，以电子文件的形式，通过网络连结下载到一般常见的平台，如个人电脑、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简称E—Reader)、WAP手机、或是任何可大量储存数据的阅读器，它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电子报纸和软件读物。电子图书的应用及网上免费线上阅读，是对传统纸质图书的有益补充，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阅读内容和阅读空间。现在，无论是车站、机场、高铁车厢，还是在城市公交车、地铁、商场、酒店等场所，捧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现代移动工具阅读的人随处可见，诚如有学者描述的景象：“从纸质走向数字，从看书走向读屏，从个人电脑走向手持终端，从书房走向地铁……人类的阅读方式正迎来新的革命。”【5】这已成为新媒体时代一道新的文化景观。
三、电子图书的竞争优势
当下，互联网和移动网进一步融合，纸质图书受到电子图书的冲击与合围，其霸主地位受到威胁与动摇。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纸质图书无论是采购、运输、管理，还是收藏、阅读、分享都有它的缺陷。而电子图书有强大的生命力、发展潜力和庞大的用户群，与纸质图书相比至少有五大明显优势：一是无纸化，电子图书或资料不再依赖纸张，而是以磁性储存介质取而代之。这得益于磁性介质储存的高性能，一个700MB的储存介质可以代替传统的三亿字的纸质图书，一个2G的U盘可以储存相当于几十本图书的内容。这就大大减少了木材的消耗和空间的占用。二是多媒体，电子图书一般都不仅仅是纯文字和表格，还添加有多媒体元素，诸如图片、视频、声音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知识的载体。三是制作方便，不需要大型印刷设备，制作经费低，可靠性高、存储量大、保密性好、寿命长。四是阅读更方便，更快捷，更随意，能快速检索和阅读，可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阅读，具有快餐文化的特点，更是解决了书籍“沉重的负担”。 目前，阅读电子图书有三种方式：（1）在线阅读。读者通过互联网获得所需的电子图书文档后，直接在网上阅读。（2）下载阅读。将电子文档从网上下载后在单机或终端上阅读。（3）专用手持阅读器阅读，如国内的“掌上书房”等。【6】而一个电子阅读器通常情况下可以装进18000页图书，相当45本400页厚的书”。【7】五是低成本，电子图书的购买成本低或没有什么成本，有的可以免费下载或共享，保存也方便，且形式多样，既可用U盘、移动硬盘收藏，也可以把它们存在QQ空间、云计算等海量存储世界。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我们的民间收藏不重视电子图书，不研究、不收藏电子图书那就OUT了。
在新媒体时代，电子图书将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主力军，纸质图书是无法与之抗衡的。纸质图书的生存空间已变得很小，面临尴尬的局面。早有学者议论，报业消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报纸之后是电视，新媒体必然会取代传统媒体。【8】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纸质媒体与电子媒体的战争中，报业在逐渐消亡，纸质杂志和纸质图书还能坚持多久？看来，迅速将传统纸质图书转化为电子数字形式，如PDF格式的文件，使其信息及生命得到有效的延续才是上策，大规模地印刷和发行、销售纸质图书已经不太可能了。
四、新媒体条件下民间藏书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民间藏书的新机遇显然是电子图书。电子图书除了在制造、环保、选择、阅读等方面有太多的竞争优势，还有独特的作用与功能。一是其信息传播具有望远镜的作用，它可以站到社会发展的最高点高瞻远瞩，视通古往今来，纵览五湖四海，准确发现某个领域出现的最新的价值最大的知识，这是无法用传统手工操作方法完成的。二是其信息传播有利于帮助读者培养创新思维。创新思维不仅源于对大量知识的掌握、理解、消化，更源于对这一过程的体验、孕育、萌发和升华。大量成功的创新思维都是被某个领域占据最高点的新思维燃烧起来的。电子图书资料可以向读者展示占据点位最高的知识，引领读者站到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高点进行新的创造。【9】三是电子图书在教育领域发挥作用。在美国，电子教材已经在一些大学得到应用，学生既可以去书店购买传统的纸质教材，也可以从网上下载电子教材，这样学生上学就不必背着沉甸甸的塞着各种教材的书包了。【10】因此，在新媒体时代，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拥抱新媒体，尤其要重点研究并使用电子图书，迅速扩大民间藏书的藏量，丰富民间藏书的内容和形式。
民间藏书的新挑战也来自电子图书。这些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几个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去破解。第一个问题是观念问题，在新媒体时代民间藏书藏什么？是继续藏纸质图书还是藏电子图书？应该侧重收藏电子图书还是纸质图书？海量的电子图书内容庞大，如何取舍？第二个问题，电子图书该怎么藏？藏在哪里？借鉴图片及其他影像资料收藏的经验，用U盘、移动硬盘收藏应该是可行的。一个500G或1000G的移动硬盘仅售几百元，但容量巨大，可装下成千上万册图书，轻松实现私人图书馆的自由移动，既不用花太多的经费购买纸质图书，也不用大量购置书柜、增加库房；把电子图书藏在QQ空间、云计算等海量存储世界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便于我们在任意网络环境下随时进入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调阅自己收藏的图书及影像资料。
第三个问题就是管理和利用问题，包括如何对电子图书进行科学的分类保管？如何有效地防止病毒攻击实现安全存放？如何更方便地检索、阅读和利用电子图书？如何充分发挥电子图书的作用和功能，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丰富我们的民间藏书或私人藏书？如此等等，都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为此，我们在进行纸质图书收藏和阅读的同时，要花大力气研究电子图书的特点、功能、下载和保存方式及渠道，熟悉阅读工具及软件、网络环境等，加大电子图书资料收藏和管理的力度。
注 释：
【1】陈唯真：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科技期刊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3年第3期。
【2】韦路，丁方舟：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3】王纯：电子图书崭露头角，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年第5期。
【4】资料来源：华强电子网，2011-08-30，http://www.hqew.com/tech/news/377685.html。
【5】孙丽萍、王琳琳：“数字阅读”，一个怎样的时代？2014年08月18日 09:01:29，新华网。
【6】石德万：电子图书的反思，图书馆论坛，2004年第2期。
【7】黄艾禾：电子书：今天的惊恐还是来世的幸福，中华读书报，2000，09，13。
【8】黄升民：广告去哪儿了？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6期。
【9】谢文娜：浅谈信息化时代图书资料的利用，现代经济信息，2013年第21期。
【10】尹燕萍、张瑞 琼：论现代电子图书的作用，黑龙江科技信息，2008年36期。
民间藏书与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
封传兵 [⑤]
（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张金吾曾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於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爱日精庐藏书志序》卷首自序）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藏书与读书》中写道：“有一个平凡的真理，直到耄耋之年，我才顿悟：中国是世界上最喜藏书和读书的国家。”余三定教授《民间藏书四题》、《藏宝不如藏书》等谈到“我国自古有民间藏书的优良传统”，“学者藏书既有助于学者的学术事业和人生，同时也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藏书和文化传承做贡献。”
诚然，我国历代有民间私家藏书的传统，海量藏书的保存一方面为社会藏书和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清代《四库全书》的编修和近代《四部丛刊》的纂集就离不开对民间私家藏书的征集。另一方面，这些民间藏书楼的主人很多都是著名的学者，丰富的藏书也为他们的学术事业和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胡适、鲁迅等著名学者的学术事业与他们的个人藏书是密不可分的。
小学（章炳麟之后称语言文字学）是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历代中国海量文献的语言文字问题为研究对象。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语言文字学者本身就是藏书家，他们的学术研究与其个人的丰富藏书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一些有名的藏书家，也致力于语言文学学的研究，形成学术研究与藏书事业的良好互动。略举数例，以窥全豹。
赵明诚“归来堂”与金石考据学
赵明诚（1081-1129），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同时也是有名的藏书家。字得甫，山东诸城人。其妻李清照（1084-1155），著名女词人，书画金石收藏家。自号易安居士，山东历城人。赵明诚平生致力于金石之学，酷爱收藏书籍和字画，可谓幼而好之，终生不渝。他曾自谓：“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金石录》序）赵明诚父曾居相位，多馆阁友朋，明诚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亡诗逸史、鲁壁汲冢所未见书，遂尽力摹拓传写。夫妇二人穷年累月，极力搜讨书籍，有“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金石录后序》）。建有藏书楼“归来堂”，每获得一书，便共同校勘整理，并进行登记造册和分类编目。建康中金兵南侵，赵氏携家避难，图书金石不能尽载，择其精华，仍载书十五车至东海。留青州者有十余屋藏书及古器物，皆化为灰烬。又赵明诚卒后，颠沛流离，其藏书古物十去八九，“犹有书两万卷，又金石刻二千卷。”有记载说，赵明诚曾告诫李清照如再遇兵祸，则先弃辎重、次衣物，再次书籍和古器，可见其对藏书和金石的痴迷程度。
赵氏夫妇二人旨趣相投，将藏书和金石之学当成一生的事业来经营。赵明诚撰有《金石录》三十卷、《古器物名碑》十五卷等。其《金石录》最为著名，是书仿欧阳修《集古录》体例写成，后与欧书齐名，人称“欧赵之学”。这部名著的写成与他们家中丰富的金石藏书是分不开的，著录了从上古三代至隋唐五代以来，钟鼎彝器的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等石刻文字2000种，成为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研究金石学的专著，也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之一。是书将以金石证史的治学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成为后世研究古代金石的必资之书，对史学、考据学、文献整理和金石书法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石录》是赵氏夫妇多年亲访广集和呕心沥血之作，赵明诚去世时，书稿尚未完全定型，遗稿由妻子李清照完成。李清照有《金石录后序》追叙了夫妻二人收藏古籍、金石的曲折人生和颠沛经历，文笔凄婉动人，为人所称道。曰“《金石录》三十卷，赵侯德父所著书也。余建中辛巳（1101年）始归赵氏，侯年二十一，在太学。后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扎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这是一篇经典传世之作，历代的金石学者不可不读，今天仍值得我们仔细玩味。
杨慎“双桂堂”与文字音韵之学
杨慎（1488—1559），四川新都人，祖籍庐陵。文学家、音韵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也是明代著名的藏书家。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正德六年状元，官授翰林院修撰。后因上疏抗谏，谪戍云南永昌卫，不久病死在云南。生平著述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升庵外集》等。杨慎治学广博，尤精于文学、音韵、考证。《明史·杨慎传》云“明代记事之广、著述之富，推慎为第一。”《四库全书总目》赞：“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自昔论古音者不一家，唯宋吴棫、明杨慎、陈第、国朝顾炎武、柴绍炳、毛奇龄之书，最行于世，各有所得。”纪昀更赞杨慎“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陈寅恪则评价：“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杨慎一生的学术成就得益于早年的读书经历和丰富的家藏图书。他自小喜好藏书、读书，于书无所不览。有史籍记载：“明司礼监大藏经厂，储列朝书籍甚富，杨新都秉钧升庵太史，挟父势，累至阁繙书，多所攘取。……至熹庙时，已寥寥矣。尝于六月六日奏请晒晾，玉音卒问曰：‘嘉靖间一偷书的杨姓官儿，何处人？’左右莫能对。盖上在青宫，时与闻于光庙也。”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曾戏其以窃书之名。杨氏建有“双贵堂”藏书楼，丰富的藏书为其学术事业奠定了基础。清初姜绍书记述有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可见其藏书之富。杨慎自幼“嗜六书之艺，枕籍《说文》”，十分推崇《说文》和《尔雅》，以为可据以解经。一生“远求近取，旁搜曲证”，编著了《说文先训》、《六书索隐》、《六书博证》、《古篆要略》、《分隶同构》、《石鼓文音释》、《奇字韵》、《俗言解字》等小学著作，对字学有深入的考察。
杨慎不仅重视文字学，而且潜心于古音研究，为了“于经有裨”、“于古有考”、“扶微（学）广异（义）。”其音学著述丰富，先后有《转注古音略》、《古音骈字》、《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略例》、《古音复字》、《古音后语》、《古音余》、《古音附录》、《古音拾遗》等。江永论及古韵学源流时说：“宋吴棫才老，始作《韵补》，搜群书之韵，异乎今音者，别为古音；明杨慎用修又增益之，为《转注古音》。音韵学者谓二家为古韵权舆。”（江永《古韵标准·例言》）杨慎上承吴棫创古音学，下启陈第、顾炎武，虽然他的古音学尚存在不少缺失和不足；但学术研究总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杨氏筚路蓝缕之功，应予以充分肯定。
叶德辉“观古堂”与说文学
叶德辉（1864-1927），长沙人，祖籍江苏吴县。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又是文字考据学家。字焕彬，号直山、直心，又号郋园。他建藏书楼名曰“观古堂”，与道州“东洲草堂”主人何绍基（字子贞）、湘潭“卧雪楼”主人袁芳瑛（字挹群）、巴陵“碧琳琅馆”主人方功惠（字庆龄），并称为近代潇湘四大藏书家。因其藏书丰富且多古本、珍本、名人抄本，又与傅增湘齐名，有“北傅南叶”之称。傅增湘甚至将叶氏与晚清四大藏书家相提并论。叶德辉一生重视购书、酷好藏书，曾戏作《买书》诗：“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厌。妾衰爱渐驰，书旧方益烈。二者不可兼，得失心交接。有时妾专房，不如书满箧。买书如买田，连床抵陌阡。田荒逢恶岁，书足多丰年。二者相比较，同在子孙贤。他日田立券，不如买书钱。吾生好坟籍，终日为书役。大而经史子，小者名家集。二十万卷书，宋元相参积。明刻又次之，嗜古久成癖。道藏及佛经，儒者偶乞灵。藏本多古字，佛说如座铭。百川汇巨海，不别渭与泾。……”将买书藏书与买妾买田相较，可见其爱书、嗜书之一斑。
叶氏以版本目录学、文字学作为治学两大门径。叶氏尝言：“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何可藐视。昔贤读书，尝以一字聚讼纷纷。故予每得一书，必广求众本，考其异同。盖不如是不足以言考据也。”叶氏藏书多为其个人学术研究服务，《书林清话》、《藏书十约》都是在其藏书基础上完成的。叶氏观古堂藏书特点是多经学、小学典籍，尤以清人的经义著述为多，他甚至将咸丰二年桂馥所刻《说文解字义证》列为镇库之宝。叶氏藏书数量逾三十万卷，经史小学著作逾万卷，这些为他的文字学研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其学术继承了乾嘉汉学的优秀传统，将文字训诂作为研治经学的重要内容，主张“崇圣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通经不可以陵节，必循涂于识字”。
叶德辉生平喜好治许慎《说文》，“自二十岁以后迄今四十年，舟车出入必以《说文解字》……自随，尝言《说文解字》为治群书之梯航”，其“手校《说文》，密行细字盈满行间。”叶氏治学以乾嘉学术为始，但是不满诸儒擅自改窜旧文、失存真之义。他曾搜罗诸家校注《说文》之书，比较各家优劣，以为“段玉裁、王筠、桂馥三家书，号为首出，”然而各有弊端，“段则妄改旧本，王则识解凡庸，桂则博引繁称，漫无抉择。尝取三家互勘，谓其袭谬沿讹，实段氏一家阶之厉。”（刘肇隅《六书古微跋》）叶氏积四十余载年之功，凝聚毕生心血，写成《说文解字故训》，可惜该书最终稿佚未刊。有幸的是，其文字学研究思想精华在晚年完成的几部小学著作中得到体现。如《六书古微》十卷、《说文读若字考》七卷、《同声假借字考》两卷、《说文籀文考证》四卷等，这四种著作于1931年结集为《郋园小学四种》。其文字学研究有几点值得重视：梳理文字演变之历程，肯定许慎《说文》保留古圣造字之初意；不盲从段玉裁、王筠、桂馥三家书，对乾嘉诸儒擅改旧文提出严厉批评；钟鼎彝器铭文可资古文字考证，但不能取代《说文》。（张晶萍《守望斯文》）叶德辉的说文学研究及其文字学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其弟子之一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对恩师的学术思想多有推崇和发扬。
学者的学术事业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丰富藏书，许多学者的学术生命更是与民间私家藏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余三定教授指出：现当代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有较多藏书，或者说他们同时就是藏书家。（《藏宝不如藏书》）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说，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学者和传统学术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家学传统及私家藏书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石，对他们的学术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来说，中国古代许多的语言文字学家本身就是藏书家，学术研究和藏书事业形成良好互动；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致力于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读书藏书和学术研究都是他们一生经营的事业。
参考文献：
1.季羡林 2009 《藏书与读书》，收入《我的书斋》，中国文联出版社。
2.余三定《民间藏书四题》，《云梦学刊》，2014年第3期。
3.余三定《藏书不若藏宝》，《人民日报》，2014年1月21日。
4.范凤书 2013 《中国著名的藏书家与藏书楼》，大象出版社。
5.李玉安、陈传艺 1989 《中国藏书家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
6.诸葛忆兵 2004 《李清照与赵明诚》，中华书局。
7.丰家骅 1998 《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8.许苏民 2006 《顾炎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9.张晶萍 2011 《守望斯文：叶德辉的生命历程和思想世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原载《武陵学刊》201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