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判断，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然而有一种论调认为，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已面临极限。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辩证认识经济增长极限
经济增长是个量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GDP或人均GDP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决定于诸多客观因素，要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生产要素供给以及市场需求等多种条件制约，任何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极限增长。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农耕时代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足1%，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要素的约束条件，随之出现了世界经济增长奇迹，如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工业革命奇迹，也曾经出现过“亚洲四小龙”腾飞奇迹以及拉丁美洲等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年增长率达到了10%。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创造了世界奇迹，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8%。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连续40年超过10%，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决定的。
经济增长有极限的主要原因有：一方面受到各种生产要素供给的制约。经济增长是一系列生产要素有机组合的结果。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和劳动力，人们运用简单工具从事生产，产出量自然受到限制，每年能够有1%的经济增长率就相当了不起。工业化到来，改变了生产条件，突破了生产要素的地域和空间限制，新技术不断涌现，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达到10%。然而，随着经济总量日益庞大、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日益减少、技术进步、能源、环境等约束，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便进入了低速增长区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提供的数据，自1980年至2013年的33年间，美国年经济增长率超过4%的只有的9个年份，日本只有7个年份。欧元区自1992年以来没有一个年份经济增长率超过3%。另一方面，受到需求制约。就投资需求而言：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有投资需要但无力投资；发达国家有能力投资，但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没有投资需求。就消费需求而言，在一定时期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们的消费需求难以出现大幅度变化，比如吃饭，每天有三顿饭即可，不可能每天都吃四顿饭、五顿饭。况且还要受到收入限制，即使有消费需要也难以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倡导的“人类征服自然”“向大自然宣战”的模式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不断受到自然的报复，导致了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人类陷入为增长而增长带来的困境之中，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1972年，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斯·米都斯公开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提出了国民经济的指数增长极限、污染极限、技术的副作用等值得警醒的问题。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经济增长又是无极限的，因为技术进步没有天花板。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加速进步，特别是颠覆性技术频频出现，新的资源、能源不断代替旧的资源、能源，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变换和更新；同时，人们消费欲望又是无极限的，在低层次的消费需求被满足之后，必然产生高层次的消费欲望。因此，世界经济总是在不断增长的，即使遇到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呈现短暂停滞甚至负增长，但长期来看，全球经济仍然呈现一条在波动中向上倾斜的曲线。无论是人均GDP还是全世界的GDP总量都会呈现上升态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到2012年世界经济总量已经达到72.44万亿美元，人均GDP已经达到10281美元，其中发达国家已经达到38182美元。我们相信，未来世界经济还会在波动中增长。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每一次经济增长的极限都被新的增长元素突破，农耕文明时代的经济增长的极限因工业文明融入新的增长元素突破，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增长的极限又被生态文明时代融入新的增长元素突破，世界经济总是在不断克服旧的矛盾或要素制约中实现新的增长。
我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到极限
改革开放后，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1979年到201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8%，创造了世界奇迹。然而在高速增长的背后，也暴露出传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严重问题，已经达到经济增长极限。
传统的过度依赖高投资、高耗能、高污染的增长模式确实不可持续，已经达到经济增长的极限。从投资来看，自2003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都在40%以上，其中2011年达到48.3%，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也是全世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全世界平均的投资率近年一般维持在23%左右，极个别国家或地区在短时期内可能达到30%，我国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倍多。固然，我们不能把他国投资率作为判断我国投资率是否适度的标志，特别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基础设施不完善，需要大量投资，但过高投资率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高投资产生了高通胀。虽然高投资与高通胀未必呈现一一对应关系，但呈现正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生过5次高通胀，虽然每一次导致通胀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高投资后往往就是高通胀，随后就是紧缩投资，治理通胀，经济陷入不景气，然后通过高投资启动经济增长，如此循环往复、恶性循环。从高耗能来看，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我国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已经由1990年的6.97吨标准油下降到2011年的2.74吨，但仍然远远高于全世界1.81吨的水平，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印度、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高投资、耗能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资源、能源难以为继，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枯竭，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传统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先增长后治理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已到极限。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由于不少城市和企业污水直接排放或不达标排放，不仅污染地表水，而且污染地下水；由于酸雨、废水直接灌溉农田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导致土壤污染越来越严重；工业废气、汽车废气导致空气被严重污染，不少城市，雾霾天气已经成为常态。环境的破坏带来广泛的负面影响：一是直接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环境病”越来越多；二是治理环境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治理环境污染而付出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远远超过因牺牲环境为社会带来的财富，呈现出负效益；三是影响了社会稳定，近年越来越多引发社会不稳定事件均与环境污染有直接关系。依靠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
传统的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公平分配导致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已经到了极限。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过程。邓小平早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裕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国经过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形成了巨额社会财富，蛋糕越做越大，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都有巨大改善，然而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蛋糕没有分好，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分配不公必然影响社会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矛盾没有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减少，恰恰相反，各种社会矛盾愈益凸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分配不公，只注重做大蛋糕，忽视分好蛋糕。
传统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到了极限。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然而如何把握好调控的时机、调控的对象、调控的力度、运用什么样的调控手段，达到什么样的调控目的等，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更是艺术，这是任何一台大容量的计算机都无法完成的。传统的依靠大水漫灌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到了极限，只能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和严重的产能过剩，导致国民经济的虚胖。
新常态开辟中国经济增长新天地
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的高度，直面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及时准确地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战略判断，这是既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新特征的科学概括，也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起点。新常态，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而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机遇、新天地。
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新变化。新常态下需要实现消费、投资、出口的协调拉动。从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来看，最终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消费率进一步提高，消费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愈益显现；从消费层次来看，已经从满足衣食用为主向住和行转变，在每一个层次内部如由吃饱穿暖向吃好和穿的时尚转变；从消费形态来看，人人中山装、满街西装的模仿式消费已经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时尚化消费已成主流；从消费群体来看，少儿消费、青年消费、中老年消费等并驾齐驱；从消费时间段来看，假日消费持续升温；从消费地区来看，居住地以外的消费、境外消费快速发展。从投资需求来看，投资力度更加适度，投资方向更加合理，投资主体更加多元。从外需来看，大规模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被高技术含量产品逐步取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进一步提高，出口产品的品牌效应进一步显现，特别是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我国国民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调速换挡合乎经济增长的客观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各发达经济体无不如此。需要指出的是，调速换挡是要把高速增长转换为中高速增长，而不是把高速挡转换为零挡，更不能转换为倒挡，停滞和倒退没有出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决定了发展是硬道理，决定了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提质增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也就是说，我们要以速度的适度降低换来效益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换来国民经济更加可持续增长，我国的农业、工业、服务业都将实现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乃至高端。拉美一些国家也曾经历过高速增长时期，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就是要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实现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就是要降低资源、能源等消耗，提高产出，以较小的成本换来更高的收益。
新常态下，新的改革红利正不断释放，不断引领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红利，如近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数量、低廉的土地供应等已经或正在消失，客观上要求深化改革，创造新常态下的新的红利。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小微企业负担，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形成了万众创业万民创新的前所未有的好局面，改革红利正在显现。与此同时，一系列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重大举措连续推出，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等改革有序进行，并取得成效，长期以来，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矛盾和问题如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呈现缩小趋势。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大战略布局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引擎，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巨大韧性。由此，新常态不仅仅是新挑战，更是新机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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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常态的路子、简单粗放的发展路子难以为继了。在经济发展上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坚持转方式调结构。也不能那么任性了，否则靠什么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不能只靠借东风，事在人为。
——3月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时的讲话
投资增长乏力，新的消费热点不多，国际市场没有大的起色，稳增长难度加大，一些领域仍存在风险隐患。工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创新能力不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农业基础薄弱。群众对医疗、养老、住房、交通、教育、收入分配、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有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重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
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高投入、高消耗、偏重数量扩张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必须推动经济在稳定增长中优化结构。既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持续增加，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又要调整结构，夯实稳增长的基础。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质量、标准和品牌建设，促进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提高、水平提升，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实现在发展中升级、在升级中发展。
当前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一方面，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加大政府对教育、卫生等的投入，鼓励社会参与，提高供给效率。这既能补短板、惠民生，也有利于扩需求、促发展。
——李克强总理《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