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信息:《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冯兴元等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1974年对哈耶克获奖的评语:“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至高无上的地位”。(〔英〕马克·布劳格《20世纪百名经济学巨匠》,吴雅杰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p106)哈耶克被誉为“亚当·斯密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当之无愧的!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思想对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和无孔不入”。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称:“什么是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济学课程里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我教学中一直要让学生了解到的一件事,就是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到的手还要有力。经济活动可以在没有指挥、控制、计划的情况下自行组织而成,这就是当今经济学家的共识,这就是哈耶克留下给我们的教训”。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通往奴役之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他的著作是最伟大的,我只有赞美。我确实觉得,《通往奴役之路》让他找到了自己正确的天职——自己恰当的专业”(p97)“从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著作的那个时候起,尤其是在我于40年代中期结识哈耶克之后,他强烈的思想倾向,他的道德勇气,他那理智而始终坚持原则的论说,大大地拓宽、深化了我对自由社会的含义和必要条件的理解”。(伦·艾伯斯坦著,秋风译《哈耶克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309)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农·洛马克斯·史密斯(Vernon Lomax Smith)曾说:哈耶克揭示了经济活动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发现和利用知识,而他所开创的实验经济学则用成百甚至上千的经济学实验,一再地证明了哈耶克对于市场的解释。1991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颁给哈耶克美国总统自由勋章,表彰他“终身的高瞻远瞩”。
《通往奴役之路》无疑是继《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后又一部经济学经典之作,但它的影响远不止在经济学领域。这本书中对“自由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社会公正”“计划”“计划经济”以及“法制”(rule by law)与“法治”(the Rule of Law)等等基本概念的深刻阐释和明确辨析,对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这本书是《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思想发展的综合,由此产生“经济哲学”这一研究领域。哈耶克非常重视概念的准确界定,这也是这本书成功的重要根基。概念的准确,才不会导致运用的混乱!他认为正是流行词语概念的混乱才导致“民主”“自由”“公正”等词语成为极权主义者甚至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宣传蛊惑的工具!哈耶克引用卡尔·曼海姆博士的话:“一个以过去时代为模型的自由的概念,是妨碍人们真正了解这一问题的一个障碍”。由此,他深刻阐释:“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过程的人很难体会这种篡改字义的作法所达到的规模,很难体会到它所引起的混乱和它对任何理性的讨论所造成的障碍”。(p174)“达到这种目的最有效的技巧,就是仍然使用旧的字眼,但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极权主义制度的特色中,很少有像对语言的完全曲解――即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这件事那样使肤浅的观察者感到困惑不解了,而同时也很少有什么像这件事那样典型地体现极权主义精神氛围了”。(p173)“随着这种过程的继续演进,全部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则变成了空壳,失去了任何具体的内容;它们既可以表示一件事物的正面,又可以表示它的反面,它们之所以被使用仅仅是因为依然附着在它们身上的感情联系”。(p175)
在这本并不厚的书,哈耶克分十五个篇章(被离弃的道路、伟大的乌托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计划的“不可避免性”、民主与计划、计划与法治、经济控制与极权主义、谁跟谁?、保障与自由、为什么最坏者当政、真理的终结、纳粹主义的社会主义根源、我们中间的极权主义者、物质条件与理想目标、国际秩序的展望),以经典的自由主义精神为旗帜,深刻分析竞争、市场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全面驳斥“经济管制”和“计划经济”所宣传的有关“社会公正”的虚假承诺,坚决反对政府以促进充分就业为理由不顾通货膨胀进行市场或经济干预,认为政府干预是持续通货膨胀和失业威胁的根本原因,强调没有经济的自由和企业的充分竞争就不可能有政治的民主。著名经济学家瓦特·布拉克(Walter Block)称这是一本“对中央计划的宣战书”。哈耶克的论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读了《通往奴役之路》后评论道:“就我来看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在道德上和哲学上我都不由自主地同意了书中几乎所有论点:不只是同意之,而是深深地被其说服”。在这本书中,哈耶克通过深邃的辨析让人们明白了什么是经济学的“道”、什么是经济学的“德”!“虽然竞争和正义很少有共同之处,但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二者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p121)“在过去,使文明能够成长壮大的正是人们对市场的非人为力量的服从,没有这种服从,文明不可能得到发展;正是通过这种服从,我们才能够每天协力筑造某种比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所能充分了解的还要伟大的东西”。(p218)“”只是在产业自由打开了自由使用新知识的道路之后,只是在凡是能找到人支持和承担风险的每件事都可尝试以后,而且还必须补充说明,这种尝试也常常是来自官方指定的提倡学术的当局之外,科学才得以迈步前进,并在过去150年改变了世界的面貌”。(p43)“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社会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实现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p111)“我们必须像学会如何驾驭自然力量那样学会如何驾驭社会力量,那他们就错了。这不仅仅是一条通向极权主义的道路,而且是一条通向我们文明的毁灭的道路,一条必然阻碍未来进步的道路”。(p219)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证实了哈耶克的分析与预测。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说哈耶克获诺贝尔奖是名符其实;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无法成功运行的预测是正确的。
卓越思想的基础是深邃的洞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本书的逻辑分析严谨而自然,体现了哈耶克深厚的学养和科学的精神。他娴熟的形式逻辑应用,使其高瞻远瞩的分析预测具有了深刻的说服力。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自从他(哈耶克)的Logik der Forschung在1934年出版以来,我彻底成为他的方法论理论的支持者”。波普尔在给哈耶克信中写道:“我想我从你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超过所有其他在世的思想家”。(Hacohen,2000)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词也高度肯定他“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哈耶克因此被誉为20世纪的主要政治思想家和伟大的经济哲学家。
哈耶克认为人类文明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以国家或民族名义的自我割裂或自我膨胀都将导致严重后果!尤其是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民粹主义、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可能是极权主义的催化剂。“德国思想家在这个时期对整个世界在思想上产生的影响,不仅得力于德国的伟大物质进步,甚至更得力于这100年中,德国再度成为共同的欧洲文明的主要的甚至是领导的成员时,德国思想家和科学家所赢得的非凡声誉。但是不久,它就转而支持那些从德国向外传播的与那种文明的基础对立的思想了。德国人自己——至少是他们当中传播这些思想的那些人——是充分了解这种冲突的:对他们来说,从前便是欧洲文明的共同遗产的东西,在纳粹之前便已成为‘西方的’文明——这里‘西方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指亚洲以西,而是指莱因河以西。在此意义上‘西方的’就是指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自由贸易与任何形式的国际主义或对和平的热爱”。(p48-49)“(桑巴特)认为它是英国商业文明和德国英雄文化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冲突。他对丧失了一切尚武本能的英国人的商业观点表示无限的蔑视。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为个人幸福的普遍奋斗最可鄙的了;英国人道德观念中重要的箴铭:公正‘可使人事事如意,并能延年益寿’,对他来讲,是一个‘商业思想所宣称的最不名誉的格言’。正像费希特、拉萨尔和洛贝尔图所阐述的那样,‘德国人对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既不是由个人建立或组成的,也不是一个个人的总和,它的目的不是为任何个人的利益服务。它是一个人民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是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个人对权利的要求始终是商业精神的一种结果。‘1789年的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典型的商业思想,除了保证个人的利益外,没有任何其它目标’”。(p185)“因为在思想领域里,德国是一切社会主义梦想中最令人信服的代表,而在现实的领域中,它是具有最高度组织的经济制度的最有力的建筑师。20世纪是我们的世纪。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我们却是模范的民族。人类的生活目标将由我们的思想来确定。世界历史现在正经历一个巨大的奇观,即在我们德国,一个新颖而又伟大的生活理想已深入到最后的胜利,而同时在英国,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的原则却终于垮台了”。(p186-187)“俾斯麦在1889年作出决定的结果是德国承担了革命者的任务;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在与全世界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所外的地位,代表着一种更高级、更先进的经济制度。既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察觉到在目前的世界革命中,德国代表着革命的一面,而它的最大对手英国却代表着反革命的一面。这个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政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管它是自由主义的和共和的,还是君主的和专制的,它对那个国家应当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还是非自由主义的这一问题的影响是何等渺小。或者,说得更明白些,我们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的概念都是从英国人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中得来的,按照这种观点,一个政府软弱无能的国家,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而对个人自由的任何一种限制都被理解为专制和军国主义的产物”。(p190)“(墨索里尼主张)即意大利必须先于其他欧洲民族废除个人自由,因为意大利的文明比其他民族先进得多”。(p72)
目前中国国内民粹主义抬头,甚至有官员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名义,公开叫喊抵制西方价值观!希望哈耶克的敬告能对这些人有所启示。
哈耶克对经济学“道”与“德”的深刻阐释,不仅是经典自由主义精神焕发光彩,而且促进了经济学发展的科学化。他影响了一代经济学人!后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希克斯、罗纳德·科斯、威廉·阿瑟·刘易斯、约翰·加尔布雷斯、尼古拉斯·卡尔多等是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时的学生,还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农·史密斯、赫伯特·西蒙、米尔顿·傅利曼等都说哈耶克思想对他们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他这种深刻的学术道德,使他在诺贝尔奖盛大的颁奖晚宴上讲出他的担心:“这样一个奖项会使更多的人追逐科学的时髦”。他说:诺贝尔奖将赋予那些经济学家以不应有的权威。经济学跟自然科学不一样。一个物理学家,即使获得了物理学奖,也只能影响本专业的物理学家们。而经济学家主要会影响外行:政治家、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公众。大家都愿意听听一个获得了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对于治理经济,甚至治理国家有什么好主意,而获奖者自己也很容易以为,自己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结果,就出现所谓“知识的僭妄”。现实世界中的很多不很合适的政策,其实都是经济学家狂妄自负的产物。因此,他建议: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都应当发誓,永远不在自己专业能力之外发表公共意见。(《哈耶克传》,[英]阿兰·艾伯斯坦著,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以下经典论述值得我们深思:
“更准确地说,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实践自由的工具之一”。(p109)
“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p31)
“自由主义者对社会的态度,像一个照顾植物的园丁,为了创造最适宜它成长的条件,必须尽可能了解它们的结构以及这些结构是如何起作用的”。(p45)
“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装置。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p92)
“社会主义只有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时,它才是国际主义的,但一经付诸实施,无论是德国还是在俄国,它就会马上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这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西方世界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种‘自由社会主义’何以是纯理论的,而各处实行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不能容纳自由主义那博大的人道主义,它只能容纳极权主义的狭隘的门户之见”。(p157-158)
“私人垄断很少是完全的垄断,更难长时期地存在下去,或者私人垄断通常不能忽视潜在的竞争。而国家的垄断则是一个受到国家保护的垄断——保护它不致受到潜在的竞争和有效批评。这在许多场合下就意味着,一个暂时性的垄断获得了一种总是保障其地位的权力,也就是一种差不多一定要被利用的权力。……如果批评垄断的行为就等于批评政府,那么想使垄断替公众服务的希望是很小的。……垄断机构等同于政府机构,从而政府本身也越来越认同管理者的利益而不是一般人民的利益”。(p212)
“更糟的是,在作为一种特权而得到保障的那些人的保障和没有这种特权的人日益增加和无保障之间的对立也变得越大。并且,保障越具有特权的性质,而没有特权的人所面临的危险越大,保障就越为人们所珍视。随着有特权的人数的增加,在这些人的保障和其他人的无保障之间差别的增加,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社会价值标准。给人以地位和身份的不再是自立,而是有保障,一个青年人拥有领得年薪的确定权利比对他怀有飞黄腾达的信心更是其结婚的资格,而无保障则成为贱民的可怕处境,那些在青年时就被拒绝于受庇护的领薪阶层之外的人,要在这种处境下终某一生”。(p148)
“当我们的青年人喜欢薪水稳定的职位而不喜欢企业的风险的时候,我们不能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从小就听人说过,前者是高级的,更不自私和更公平的职业。今天这一代的青年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成长起来的,即无论在学校中或在报纸上,都是把商业企业精神看成是不名誉的,把赚取利润说成是不道德的,把雇用100个人视为剥削,却把指挥100个人说成是光荣的”。(p148)
“竞争经济的最后手段是诉诸法警,而计划经济的最后制裁则诉诸绞刑官”。(W.勒普克)(p144)
“如果各国的资源被当作为各国自身的独占性财产,如果国际经济关系不是成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越来越成为作为贸易实体的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各个整体国家之间的不和及猜忌的根源”。(p233)
我想,这本书对中国而言,莫过于强调:作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敬告:“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3页)
2015-2-26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