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时候曾经说过：“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1]事实上，他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试就《诗经》学的现代变革作些考察，我们便可看到他的“大刀阔斧”之势与“开山辟地”之功。在诗经学由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变革中，胡适不仅是传统诗经学的挑战者与终结者，同时还是现代诗经学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尽管我们一般都认为，胡适于诗经学的变革，其建设之绩确实不如其破坏之力，但是鉴于他在批判传统经学的同时，适时提出了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明确指出了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并且切实作出了变革诗学的学术尝试，因此我们理应正视他为“现代诗经学的开山人”，充分肯定他在现代学术史上的这种地位和影响。
一、关于整理《诗经》的文化主张
1919年之后，《诗经》研究成为胡适倡导的国故整理工程蓝图上的一个重要项目。关于《诗经》，他于1921年提出六个自认为“可以独立”的见解[2]285；1922年他又阐述了“略与前不同”的三条意见[3]287；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他郑重提出对传统《诗经》学进行一次清算的主张；1925年发表的《谈谈诗经》，概括了他历年的研究心得，阐明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在所有这些见解和言论中，最有影响的当是他在倡导“整理国故”时，提出了要对传统的《诗经》研究进行系统整理的主张。他说：
“《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账至今不曾有一次总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了宋人，自以为回到了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连。少年的学者想要研究《诗经》的，伸头望一望，只看见一屋子的烂账簿，吓得吐舌缩不进去，只好叹口气，‘算了罢！’《诗经》在今日所以渐渐无人过问，是少年人的罪过呢？还是《诗经》的专家的罪过呢？我们以为，我们若想少年学者研究《诗经》，我们应该把《诗经》这笔烂账结算一遍，造成一笔总账。”[4]14
关于胡适的这一主张，夏传才在《诗经研究史概要》一书中曾说：“胡适要求对两千年的《诗经》研究进行一次清算，并且提出分异文校勘、音韵研究、字句训诂、见解序说四大项来总结。这个意见是无可厚非的。继承前人遗留的丰富的研究资料，检验它们的正确与谬误、成败与得失，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5]220显然他的肯定仅限于“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层面，而与此同时，他则严肃批评胡适关于《诗经》研究史的意见，认为“胡适根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把丰富的研究资料看作‘烂账簿’”，进而把《诗经》研究史看作了“一笔糊涂账”。[5]220针对于此，夏传才后来有过比较诚恳的反思，他说：“关于‘整理国故’问题，20世纪70年代我撰写《诗经研究史概要》时，对这个问题缺乏分析，对胡适及其所起的作用，在当时没能作出足够的肯定。”[6]他的反思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对于胡适整理《诗经》的学术主张，究竟应该怎样给予“足够的肯定”呢？
首先，我们从胡适主张的文字表述来看，倡导《诗经》整理最为切近的意图是，为“少年人”、“少年学者”着想，使人人能读，以嘉惠后学，实现《诗经》的社会普及。他还说“有了这一本总账，然后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这是普及。入门之后，方才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账里未曾解决的悬账：这是提高。”[4]14由普及到提高，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而论，胡适的主张也完全正确。然而着眼这种“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理解胡适的主张，就像仅就“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其主张加以肯定，同样是肤浅的、不够的。胡适所以提出《诗经》整理的主张，并非仅仅着眼于文化学术的“一般规律”、“一般方法”，而是立足于近现代那个特定的历史转折点上，集中代表着彻底变革中华学术的时代要求。只有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进行审视，借助特定的时代精神加以观照，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胡适主张的根本宗旨及其特定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适应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转折，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故鼎新，整个国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正是由此发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适时提出系统整理《诗经》研究的主张，根本的宗旨在于推行《诗经》研究的现代变革。在胡适的理念与策划中，《诗经》整理是国故整理的重要内容，国故整理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胡适特别阐明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7]551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7]557他认为，这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这样的整理就是一种“评判的态度”，也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7]558
由此可见，胡适主张整理《诗经》，就是主张本着一种解放的精神和“评判的态度”，通过对《诗经》以及《诗经》研究史进行时代重估，澄清历史的迷误，明确时代的要求，实现《诗经》研究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变革，从而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文明的更新与再造。
二、关于研究《诗经》的科学方法
为着推行《诗经》整理的主张，促进《诗经》研究的现代变革，1925年胡适提出研究《诗经》的“两条道路”：“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重新下注解。第二、题解。大胆地推翻二千年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给每一首诗下个解释。”他说：“我们研究《诗经》，关于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关于一首诗的用意，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见解。”[8]414
如果单就形式而言，训诂与题解无疑是二千年《诗经》学史上汉儒、宋儒直到清儒所走过的传统的道路，而且训诂与题解还远非《诗经》研究的全部。正如夏传才所说：“训诂与解题只是《诗经》研究的基础工作，在弄通文句、明了诗意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分析研究它们的思想内容、艺术经验以及与社会历史和文学发展等各方面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训诂、解题，包括异文校勘、音韵研究，还只是对研究材料的处理，不是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研究。”[5]222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同样的形式和手段，可以因为指导思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和结果。胡适提出的训诂与题解，包含着迥异于传统的要求与指向，体现着鲜明的现代特征和充沛的变革精神。他不仅倡导要“小心”地做好字句的训诂，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而且强调要用“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强调要用文学、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眼光对每一首诗提出“一种新的见解”——他所呼吁、所推动的正是打破二千年经学传统的现代《诗经》研究！
胡适所谓“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即其所自称的“归纳的读书法”，[9]123也就是他所指认的“西儒归纳论理之法”，[10]其实又是他所承认的乾嘉大儒惯用的“中国固有古典训练中归纳比较的方法”，[9]120最后还是他自己所提炼出来的十字诀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1]唐德刚认为，胡适所说的这种方法，“事实上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用这些精密的方法，他可以发前人所未发，把古书里的‘言’字、‘汝’字、‘尔’字……分析得头头是道。但是如果碰到‘郡’字、‘县’字这些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字，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9]132尽管如此，我们却又不能不承认，胡适对科学的方法所作的强调，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给予学术的推动和影响实属空前。谁都清楚，崇尚科学，讲究方法，对科学方法高度重视，是世界学术现代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在现代中国，胡适对科学方法的注重程度实在是无与伦比。你看他——谈训诂考证的方法，谈研究国故的方法，谈实验主义的方法，谈历史科学的方法，谈中国哲学里的科学方法……在他几十年的演讲中，“治学方法”就一直被当作最热门的话题。具体到《诗经》方面也是一样，他对方法的探索和推广几乎是与他的研究活动相伴始终。
何况相对《诗经》的“训诂”来说，胡适关于“题解”所提出的方法途径，更能体现他推动传统文化实行现代变革的意义。对传统的《诗经》题解，胡适作过简要的考察，认为二千年来“实是一代比一代进步”；[8]414其中他还特别推崇“当以朱熹的《诗集传》为最佳”，肯定“清代的姚际恒”等“四家都有可取”，[2]285但是他却清醒地看到，传统研究都属经学研究，因而积累了太多的附会，现代《诗经》研究必须“打破一切旧说”，[2]285实行彻底变革。所以他强调：“你要懂得三百篇中每一首的题旨，必须撇开一切《毛传》、《郑笺》、《朱注》等等，自己去细细涵泳原文。”[8]419“撇开一切”流传的旧解，大胆推翻“前人的附会”，当年胡适这些高论可说是振聋发聩，影响难以估量。
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今人又该如何作出“重新解释”？针对两千年“以经解诗”的儒学传统，胡适认为“当以20世纪之眼光读三百篇”，即以“三百篇作诗读，勿作经读”，[12]如此则可以“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给每一首诗作出新解。他在平民大学的讲演中指出研究《诗经》的三条方法，基本意思也就是“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来帮助解释”，“用歌谣做比较的材料”，“用文学的眼光来读《诗》”。他认为“向来‘比兴’的问题，若用歌谣来比较，便毫不困难了”，而“没有文学的赏鉴力与想象力的人，不能读《诗》”。[3]287
从反对以经解诗，颠覆《诗经》的圣经地位，到强调以诗论诗，实行《诗经》的文学研究，胡适以其现代思维实现了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统一。进一步说，在胡适的学术思维中，批判的认识论决定着建设的方法论，建设的方法论又支持了批判的认识论。
三、关于变革诗学的学术尝试
难能可贵的是，胡适在竭力倡导诗学变革的同时，也还躬亲实践作过一些有益的尝试。
在此，我们不需要考察胡适关于《诗经》字词音韵方面的研究，虽然他对《诗经》“言”、“胥”、“于”、“以”、“维”、“式”、“其”、“孔”等字以及长脚韵等等进行的探讨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却未必具有诗学变革的时代意义，真正体现学术变革意义的是他在《诗经》新解方面作出的努力。
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他曾立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并且“自信此笺果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夸也”。[13]1922年他在日记中谈到正在着手试做的《诗经新解》或许便是他的“今笺新注”。[14]1931年他在《青年界》发表的《周南新解》应该就是《诗经新解》完成的部分。除此之外，胡适关于《诗经》题旨的新解说，还可见于《谈谈诗经》及《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二篇等等文献之中。
《周南新解》关于诗的题旨，总是先列前人的“旧说”，然后提出自己的“今说”——这一体例形式即已彰显其革故鼎新的意图。现以《关雎》为例。胡适逐条列举包括韩诗、齐诗、毛诗在内的《关雎》“旧说”11种，最后他以“今说”写道：“这一篇写一个男子思念一个女子，睡梦里想他，用音乐来挑动他。后人惯用此诗来贺初婚，故不知不觉在把这个初婚的意思读进诗里去。”[15]44读者看到，他的这一见解早在《谈谈诗经》的演讲中就有充分的阐述，他说：“好多人说《关雎》是新婚诗，亦不对。《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是描写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种种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乐以钟鼓，这完全是初民时代的社会风俗，并没有什么希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几个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至今中国的苗民还保存这种风俗。”[8]418以此为例，笔者认为，胡适的《诗经》新解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彻底颠覆经学观念，完全回归文学层面；二是紧贴诗歌文本，坚持独立思考；三是联系社会习俗，调动生活体验，借以加深对诗意的理解。
这些基本特征体现在胡适所有的题旨解说之中。即便像《桃夭》篇的“今说”，他似乎并未提出新的见解，只是认为“戴震、方玉润之说最有理，”[15]52但是细察一下可知，他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戴震“歌于嫁子之诗”和方玉润“此亦咏新昏之诗”的意见[15]52，俱已切合原文本意，突破了“后妃所致”（毛诗序）、“文王之化”（朱熹传）之类经学观点。还有《苤苡》的解说与此相似，胡适不仅肯定“方玉润修正朱熹之说有理”，[15]55而且特别赞赏方玉润的表述。胡适曾说：“《苤苡》诗没有多深的意思，是一首民歌，我们读了可以想见一群女子，当着光天丽日之下，在旷野中采苤苡，一边采，一边歌。”[8]418。这完全是方玉润说法的一种现代版转换。胡适之所以强调“没有多深的意思”，如同上引《关雎》解说中的“没有什么希奇”一样，意在否定历来经学的种种曲解，我们过去说他是“不理解”民歌反映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5]225这类指责本身倒是出于一种误解。
胡适利用《诗经》作为资料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二篇，也陈述了他对诗篇题旨的不少新见。在他心目之中，《北山》等诗属于“对着黑暗的时局，腐败的社会”发出的“不平之鸣”，[16]192他认为反映“贫富太不平均”的《大东》和《葛屦》，“竟像英国虎德的《缝衣歌》的节本”，“写的是那时代的资本家雇用女工，把拿‘掺掺女子’的血汗工夫，来做他们发财的门径”。[16]188他甚至确认《伐檀》诗中“竟是近时社会党攻击资本家不该安享别人辛苦得来利益的话了”，[16]189“你看那《伐檀》的诗人，于那时的君子何等冷嘲热骂！又看那《硕鼠》的诗人，气愤极了，把国也不要了，去寻他自己的乐土乐国。”[16]192
通观胡适的《诗经》解说，其中学术刷新的意识、方法示范的意图以及思想解放的意义都十分鲜明令人瞩目。就整体而论，他的新解勇敢地突破了千百年来传统的观念、准则、师说和家法，业已成为顺应历史潮流、彰显现代精神的“范式性变革”，[17]对于《诗经》研究来说，胡适的“范式性变革”已经足以破千年之积弊而开万载之新风！
当然，肯定胡适变革的彻底不等于肯定胡适解说的圆满，相反我们并不讳言胡适《诗经》探索的种种不足。比如他说《汉广》“这一篇不容易猜测……读者可自己斟酌”，[15]57这算“新解”还是“无解”？还有他说《小星》“好像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8]418这固然可以算是个“大胆的假设”，可又何尝真正作过“小心的求证”？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想法是，我们不妨指瑕于当今，但却无法苛责于当初。当初胡适的所作所为，旨在为《诗经》研究开辟一条新道路，提供一种新范式，实现传统经学向现代诗学的根本变革。应该承认他已经充分地胜任了五四时期的这一历史使命。至于通过新道路、利用新范式以求新成果的圆满，则决非他的“大刀阔斧”所能完成，的确如他所说还有待于“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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