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界的暴力问题，至今欠缺解决之道。

当一名伊斯兰国组织成员处决一名叙利亚政府军士兵时，他们相同的穆斯林身份，还有他们相同的阿拉伯民族身份，都没能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这是因为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一个是“哈里发国”，一个是阿萨德政权。

当以色列人攻击加沙巴勒斯坦人时，他们相同的亚伯拉罕族裔身份，还有他们相同的天启宗教身份，也没能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这是因为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一方是犹太人，一方是阿拉伯人。

在九一一事件中丧生的2977人，只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丧生的约百万人(2012年的一份数据称，死者可能已达110万人)，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国家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或他们是“基地组织”(卡伊达)成员，或萨达姆政权的拥护者。九一一事件中受害者的人数精确到个位，而且名单已刻在墙上;而“反恐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至今也没能统计和确定，这是因为受害者不同的国家身份所造成的——他们不是美国人。

2015年伊始，三名枪手袭击法国《沙尔利周刊》报社，导致包括枪手在内的14人死亡(其中一名18岁枪手自首)。在这一暴力事件中，丧生者同是法国人，只是因为一方是赞同对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有讽刺自由的漫画家，一方受命于“基地组织”且认为有责任为先知“报仇”。在事件中，一名警察和枪手同是穆斯林，只是因为他们分别是来袭击的“枪手”，和凑巧赶来治安的“警察”这两种不同的身份。

还有当今世界伊斯兰与西方间的对立，只是因为人们分属于不同的文明，就摧毁了人们共同对国家、种族和语言的认同，摧毁了他们的所有共同点，并引发了当今人类社会最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亨廷顿称其为“文明的冲突”。两种文明曾在历史上互为“老师”和“学生”，并共同促进了人类文化、思想和技术的伟大进步，但这傲人的历史并未能消除今天的对立。

再有德国的“柏林围墙”(1990年拆除)和朝鲜半岛的“三八线”(1953年设立)，它们让同一民族因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不同的阵营而分崩离析，把亲情生硬地隔断在“墙”和“线”的两端。

这些暴力真的是因为身份的不同造成的吗?这不同的身份对人类究竟有何意义?

政权、国家、种族、宗教和文明，它们作为人类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不同观念，塑造了不同身份的人类。人们由此陷入对自我主义(egocentrism)的崇拜中，将相同的人类以“他者”的身份放在了“自我”的对立面。这种对立，让人类身陷暴力的漩涡，让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动荡不堪。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有这样一个比喻：“将任何具有种族和文化特征的人放在X光机器下扫描，种族信息立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一具骨骼。”人类在这具骨骼上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肤色，找不到他们的国籍，找不到他们的传统，找不到关于“自我”的任何信息，只有一个证明他们作为同一种生命形式的强有力的证据——人的骨架。

在作为“人”的共同前提下，所有那些不同的身份究竟有何意义?

人们在“人类”之外的那些产生了暴力的身份，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将之斥责为是对“命运的幻象”(Illusion of Destiny)。他11岁那年，曾亲历上个世纪40年代，在印度爆发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冲突。

我并不认为这些身份真如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那样是一种幻象，否则人类就一无所有了。人们可以有不同的追求和理想，可以信奉不同的宗教，拥有不同的国籍，生而成为某个民族的一员……但这些身份不应当成为人们彼此暴力相向的理由。

在“人类”之下的那些不同的身份，或许并不是为了让我们产生分歧和暴力，而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的。《古兰经》云：“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真主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49：13)

或许这些不同的身份是为了考验人类的智慧，考验人类能否像《论语》所言的那样“和而不同”。然而，要想实现人类和平，就必须在所有不同的身份面前，确立一种生存准则，而这准则只能是兼顾所有人的尊严和生存权的公平正义。

那些在“反恐战争”中的遇难者的名单，也应当像九一一事件遇难者那样被刻在墙上。在巴以问题上，美国不应当再持双重标准。在非洲，一名死于饥饿或疾病的黑人儿童，也不应当因为他的这种身份而被我们漠视。

人们在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一种身份的同时，更应当为他们留下一个和平的世界。

现如今，身份的暴力却让我们身陷囹圄。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种暴力，不能从一种更高的对“人类”的身份认同上，去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未来就没有希望，存在也无意义。罗曼·罗兰说：“从呼喊的深渊中，从一切憎恨的深渊中，我要向您高歌，神圣的和平。”

作者是中国山东德州伊斯兰教阿訇昭元师范教师

原文发表于联合早报2015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