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4年，是农历甲午年。这一年闰九月。新年过去了，漫长的甲午年还未走完。谁曾想，不久前我们刚送走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又不告而别了。他们走得都未免太速，太过匆促，不知还有多少学术伟业待他们竭尽心力，乐而从事。其实他们正处在学术的最后旺盛期。如果说八十年代有过文化热，九十年代有过学术热，那么先后离我们而去的这两个人，可以称为那两个时代的“双子星座”。他们同为中国文化书院发轫期的开山导师，当时各种研讨会、演讲会，都能看到他们精力充沛的身影。汤先生是一院之长，庞公是学术委员会主席。汤先生温良儒雅，庞公果决骏快。汤和之以群，庞济之以思。汤先生掌会，百家言道，断而弗忍。庞公主会，时间为狱判法典，不管是何来路，一律执法如山。汤、庞刚柔相济，国内外向学明道之君子，无不以之马首是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在杭州开文化问题研讨会，王元化、汤一介、朱维铮、李亦园、沈善洪、陈方正等学界重镇齐聚西子湖畔。当时不像后来，入住宾馆，可以人各一室。那次我和庞公共息一屋，入睡之前，难免闭目私语一小会儿。我说他有决断力，是能控制局面的人物。他说惟其如此，才需要离开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位置。由此可知庞公其人的度事之明。要讲为人处世的聪明有智，吾未见学界有谁能出其右者。当然他是以学术为职业的学者，他的聪明使他在学术上有诸多令人兴奋的发现和发明。1988年《中国文化》筹办创刊，请他为第一期撰稿。他说倒是有一篇，不过得再做修改增补。这就是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的《火历钩沉：一个遗失的古历之发现》。这篇古历考证足可见出庞公为学的深度。金克木先生专门为此文写了推荐评骘文字，刊于同一期。他有名的“数成于三”的简稿，最先也由《中国文化》披载，见于1991年第四期。还有《方以智〈东西均·三徵〉解疏》《儒道周行》《新材料摇撼着旧观念——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重要文章，都为《中国文化》光耀了篇幅。有庞公文章，我们最重要的“文史新篇”专栏可以不愁空缺。他有一篇不太长的文章曰《说“无”》，写于八十年代，是我最喜欢而禁不住不断称美的当代学者的文字。他自己对此文也不无窃喜。一次语及于此，他说其实还想写一篇《谈玄》。我说那就预留篇幅待玄言了。后“玄”文竣稿，刊于《中国文化》五周年纪念号。但比之《说“无”》，不免尚存一间之隔。庞朴先生和汤一介先生都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创刊学术顾问，名不虚挂，做到了尽职尽责尽义尽情。

我与庞公相识于七十年代中期，当时他刚从山东大学调来北京，和丁伟志先生一起在和平宾馆筹办《历史研究》的复刊，距今已过去四十个年头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化书院成立，增加了见面机会。后来多有往还，是由于我创办《中国文化》杂志并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试想传统研究这一块，如果没有庞朴的参与支持，绝非仅仅是遗珠之憾，而是丢失好大一块精神园地。鄙所组织的研讨和演讲，只要题旨切合，庞公也每每到场相与论学。1997年春节过后，我接受李泽厚先生提议，约请部分在京师友恳谈拙著《中国现代学术要略》，李慎之、戴逸、汤一介、李泽厚、庞朴、余敦康等学界名宿，以及几位青年学人，悉皆与席。庞公说，此文最大的问题，是对前辈学者只有“仰视”，没有“俯视”，站在前辈的肩上著论才是合适的态度。余敦康先生不认同庞公说法，提出已往的教育，恰好是只有“俯视”，未能“仰视”。李慎之先生为缓解气氛，说他既不“俯视”，也不“仰视”，而是“窥视”。庞公之论，反映他为学立说的怀抱之伟。他的学术根底在史学和哲学，或曰历史哲学，兴趣为中国思想史，所擅长则是辩证逻辑。这有他的《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和《儒家辩证法研究》两书可证。而下力气研究方以智的《东西均》，也为的是抉发其中的辩证法思想。故刊发在《中国文化》上疏解“三徵”的那一篇，正标题为《黑格尔的先行者》。以至于引起佛学大师赵朴初的异议，认为方以智、黑格尔都是后来者，真正的辩证法鼻祖应该是佛祖释迦牟尼。

庞公的思考力和思辨力是惊人的，如果放开胸襟，逞臆而谈，他的论辩对手的胜算微乎其微。但他会不自觉地顾及视听言动的结果，经常为对方也是为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他用心，但不使气。此点与朱维铮先生异趣。作为人文学者，他的头脑有如数理般的精确，所以成为学界的电脑高手，也就不足为奇了。九十年代初，京城学界刮起“换笔”风，庞公是引领风气的先行者。当时此一科门人口相传的信息是，年轻学者以阎步克最擅此道，年长学者则首推庞公。我因一向缺少接触奇巧科技的经验，虽跃跃欲试，却担心难以有成。于是当面请教庞公，他说只要会骑自行车，电脑操作就无问题。叩问玄规妙理，他说很简单，学不会你不肯放手，学骑单车也是如此。我卷入此道之后，遇到问题也曾有几次电话向庞公问难，往往三言两语，就让那劳什子驯顺复归。他和李泽厚都住在皂君庙社科院宿舍，同一个单元，前去探望，可以举一得二。一次看李泽厚，他开玩笑说，是顺路枉顾吧。有意思的是，李的著述有唯物史观潜迹其中，庞则始终摆脱不掉化入骨髓的辩证法。平时交往，我与李迹疏情密，与庞迹密情疏。个中原委，很大程度是庞公的“辩证法气”，把我和他隔开了。李泽厚的文章，情性跃然纸表;庞公的文字，见得性体，却敛迹性情。性与情适度的是汤一介先生。就个人性分的取向而言，我似更偏于汤、李。但按照乾嘉学者的义法，学者为学须汰除情感，庞公的老吏断狱般的文字功底，也许正合于学问的客观性法则。

庞公的身体一直是好的。他有晚饭后行散的习惯，晚八点至九点打电话，常找不到他。不知何时开始，京城不仅见不到庞公的身影，打电话也无人接听了。此前的一次见面，是在旧鼓楼大街的竹园宾馆，国际儒联所在地，他约我和另外几位学者谈儒家礼仪问题，向我推荐彭林的一本礼学著作。再一次是2009年，他看到《中华读书报》上我的《2008我读的书》一文，其中谈到读《易》、读《张载集》和《二程集》的情形，特地打来电话表示赞许之意。此事颇令我感动。问他有无新作给《中国文化》，他说写不动了。后来得知他去了山东大学。电话问何为乎而东归，他说老了，北京无人照看。大约三年前，一次竟梦见庞公在我家里，音容举止清晰可睹，而且似有几句交谈。第二天打电话告之以详，他说正住在医院，已卧病多日。声音充满暖意与欣慰，显然高兴我梦中的牵挂和突然的问候。从此我心存一念，何时得便该去济南看看庞朴先生了。

这期间恰好认识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王学典先生，他是我所见及的难得一遇的学界君子。重友情，讲道义，敢担当。史学出身而有哲学头脑。思理明晰，有似庞朴;尊贤好义，鲜有其匹。遐迩闻名的《文史哲》杂志即由他来主编。他说他和他的同事把庞公照顾得很好。2013年5月，学典先生邀为儒学院演讲，讲题为《国学在今天的意义》。其实我此行的主旨是想看望庞朴先生。5月21日中午抵达济南，下午即由学典教授和文学院冯建国教授陪同，前往庞公寓所。他事先知道我来，开门入室，见他已从沙发上站起来含笑迎候。多年不见，谈起往昔交往掌故，他会心莞尔，不断点头默许。问到汤一介、李泽厚的近况，我一一相告。他八十有五了，头脑依然清晰，唯近来有轻微幻想症，艰于言谈，行走不甚方便。临别他坚持送至门口，以小碎步急促倾斜而前，我感到了丝丝酸楚。此次泉城之行，成为我和庞公的最后一面。

元月十日，接到王学典先生发来的信息：“庞公因感冒引发肺炎，经十多天抢救无效，已于昨晚8时49分辞世。”我感到哀痛而震惊，不禁想到此一噩耗与汤一介先生的离去，靠得如此地近。宁可、来新夏、吴小如、方立天、田余庆等文史大家，也都是这一年离世。这个闰九月的甲午年，竟成为学界精英陨落的一年，不免为之长太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