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力量是巨大的。审视一下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近代史，不能不特别地惊异于传统之不可思议的威力，她如此深刻地植根于我们民族的记忆之中，就好象我们从祖宗那里继承的黄皮肤黑眼睛一样，让我们无法回避、无从选择。有很多反传统的人物、反传统的事件、反传统的思潮，都只是初衷是反传统或者看似反传统，最后却融入了博大精深的传统之中。很多领袖如此，很多革命如此，很多主义如此。

中国的政治传统源远流长。以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法家思想为标志的政治文化，和以秦始皇建立的国家统治模式为蓝本的政治体制，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核心。儒家提供的是国家伦理，是价值论，法家提供的是治国方案，是方法论，二者不仅是可调和的，而且几乎恰恰就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君臣君民各安其份、君仁臣忠、君贤民顺、父慈子孝、政通人和、德礼昭彰的社会，是必须要用法家的权谋和法制来做保障的。毛泽东时代评法批儒过分夸大了两大思潮之间的冲突而忽略了二者的互补性。秦王朝的短命与其对中国政治制度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其不相称，也许其重法轻儒是原因之一，秦为传统制度的奠基作了牺牲，却把一个统一帝国的理想和一套有序运转的体制传给后世，两千多年以来这套制度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秦始皇创设的“皇帝”这个称号及支撑这个称号的政权架构，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成为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自觉自发的唯一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讲，秦始皇设想的从“始皇帝”、“二世皇帝”到“万万世皇帝”的理想绝不是一种妄想，秦王朝二世而亡好象是对他这一理想的讽刺，但那只是形式，继之而起的汉王朝在语言上猛烈地抨击秦朝的暴政，却在制度上完善了秦制，使秦始皇的制度不再仅仅是强加于中国人的外部强制，而且渐渐成为全体中国人内心深处的神圣准则，从而从根本上、从实质上继承了秦王朝的国家制度。

从秦汉起，所谓“国家”与皇权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个没有皇帝、没有高度集中的权力、没有自上而下的官僚制度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帝制、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独裁、等级秩序、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等等构成中国政治传统的最重要的内容，其重要的程度到了这样的地步：当集权被分散、专制被削弱或者官僚机器运转不灵的时候，往往会有忧国忧民之士发出“国将不国”的疾呼，立刻上升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上去考虑问题。近代的号称革命的政党及其领袖在面对其绝对领导权受到威胁时，与秦始皇和慈禧太后的反应并无二致；与此相似的是，近代的知识份子在追求民主政治的时候，也往往会不自觉地忧虑独裁的崩溃会不会导致国家的瓦解。

中国的政治传统与近代西方的政治理念有太多太多的不可弥缝之处。传统给人的启示似乎是：想要民主自由和人权，必然要冒内乱、战争、地方割据、国家分裂等等风险。正是在这一立场上，传统的维护者与传统的反叛者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首先都是中国式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即传统主义者。

中国有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军事政变，数不清的内战、内乱，数不清的改朝换代，王朝的存亡兴衰和国家的离散分合构成了中国政治传统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数不清的改朝换代的背后，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常常让人们忘怀，那就是中国——作为人民和土地的文化和血缘的命运共同体，一直存在着、延续着，当新王朝的主人自诩其“建国”、“开国”之功时，他们恰恰忘记了，这片江山绝不是他们打出来的，这群人民也绝不是他们俘虏来的，他们只不过是一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而已。可悲的是，中国的政治传统确认了“胜者王侯败者贼”的强盗逻辑，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权更迭采取“非程序化”的方式，其实中国的改朝换代是“依法”、“有序”的，是由数千年的“习惯法”确定的，内战就是其法定的程序，用刀枪对话，凭实力发言，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磨牙吮血、杀人如麻，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可歌可泣的一面因而也是最具破坏性的一面。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政治传统是“好”或是不好、优良或是恶劣。中国的政治传统之得以形成并巩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的政治传统是连续不断、延绵不绝的，其原因很多，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本身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完整体系，已经包含了维持国家安定、社会有序的一切元素，已经足以保障统治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传统本身就能够证明传统的价值，因此维护传统也就成了一种传统。传统是发展的，但核心的内容稳定不变。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国的地理环境——西部是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北部是无边的草原和沙漠、东南部是波涛汹涌浩淼无垠的太平洋，这些因素从客观上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愿意闭关自守也唯一有条件闭关自守的大国。在中国内部以及中国的周边，数千年中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中国的传统相抗衡，反而任何新思想新体制在其萌芽阶段就被传统兼收并蓄了进去。直到船坚炮利的西方人强大到中国再也抵挡不住，明火执仗地闯进我们的家园，这一套政治传统才第一次遭遇到真正的挑战。以西方的标准作参照，中国人渐渐发觉我们引以为傲的天朝体制、典章文物等等“精神文明”的样板实在乏善可陈，曾经融汇了我们的理想和现实的政治传统，优良也罢、恶劣也罢，在白种人的世界秩序里，再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了。

近现代史是一部对传统进行修修补补的历史，取西洋文化之精华，补中华文明之不足。但判定何为西洋文化之精华何为中华文明之不足的标准，却只能来自于中国的传统。太平天国试图把基督教精神与“天子”、“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相结合，大约是洪秀全们认为这是天才地创造性地把基督教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戊戌变法试图把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加以中国化，可直到大清王朝咽下最后一口气宪法也没立出来；辛亥革命从形式上消灭了帝制，孙中山试图师法美国模式建立中国特色的共和政体，但中国的政治传统被证明是极端刚性的：帝制的幽灵徘徊在中国大地久久不忍离去，天子仍然时时眷顾他可怜的臣民，中央集权、专制独裁、等级秩序似乎牢不可破，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军人和政客必定宁可国土分裂也要去向权威地位冲击，政见不同的派别不去争取民意而去作鲜血和生命的对决，官僚机器照旧瞒上欺下、照旧需要用贪污受贿作日常运转的润滑剂。盘点一下我们的奋斗成果：辫子剪了、服饰换了、衙门改名了、轿子改轿车了、圣旨叫语录了、“钦此”改“大会通过”了，仿佛传统一去不复返了，其实读一读历史，哪个朝代不曾大搞“名词革命”，改年号、改服装、改官名、改法律什么的，新瓶子里装着浓香型千年老窖，这不正是非常传统的作法吗？

西方体制的精髓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但这些观念和保障这些观念得以实现的制度设计恰恰与中国的政治传统完全不相容。因为不相容，所以历来被判为不适合中国国情。因为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必须要用传统的精神对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体系加以改造使之适合国情。因此与其说我们一百多年的努力是在试图改造传统，还不如说是在致力于用传统改造我们所无法回避的西方精神。在西方强权日盛文化科技优势明显的世界环境中，在被强权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环境中，改造西方精神谈何容易，一不小心就演变成了“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也许就是中国的近代史之大大有别于日本近代史的原因。

中国的政治改革至今仍处于一个理论欠缺、语焉不详、实践困难、步履维艰的阶段。有人寄希望于村民自治组织的民主试验，有人要坐等“中产阶级”发展壮大，更多的人选择“不谈政治”。执政党承诺“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江泽民），并且把建立一个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这个目标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达成，所以消极等待的思想应该被积极稳妥的实践所克服。对照这个目标，去清理我们的政治传统，尤其是大刀阔斧地清算那些属于帝制的传统，是一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