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的“单独二孩”政策终于落地了。截至2014年12月申请并获批的“单独”夫妇仅有92万对，这些人并不都生育，而且不会在同一年内生育，因而目前这些申请获批的“单独”夫妇实际生育二孩数将明显小于92万，这对于每年有1600万左右人口出生的中国来讲显得微不足道，以往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的井喷式申请与补偿性生育行情现在看来纯属“杞人忧天”。

为何“单独二孩”政策“遇冷”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背后，主要是由如下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预测失误。据全国多家机构事前的测算，全国“单独”夫妇有约1100万对，本人也参与了这项预测工作，现在看来这一预测数字本身是很值得怀疑的。预测主要是依据2005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但问题在于：一是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一样，2005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本身是存在较多质量问题的，突出地表现在对独生子女数量与比例的高估。例如，第五次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2000年与2010年全国妇女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22与1.18。谁也不相信中国妇女生育率会这么低，人口普查出生人口出现明显的漏报现象，而漏报的多是二孩及以上人群。二是2005年距今已经有9年多时间，这中间变化很大，累积误差自然也不小。三是大家多是依据生育意愿调查的意愿生育进行测算，但在今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发生严重的偏离，郑真真等的调查研究表明：“单独”夫妇生育二孩比例要大大低于“单独”夫妇意愿生育二孩比例。其结果是：所有研究机构对“单独”夫妇数量与“单独二孩”生育数量的严重高估。除对全国测算外，本人对南京、江苏等地“单独”夫妇数与“单独二孩”生育数量进行了测算。其测算结果远大于事后江苏与南京“单独”夫妇普查数。事实证明本人先前的测算结果是错的。

其次是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出现严重的背离。从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中可以发现，家庭实际生育子女数与理想家庭子女数之间出现严重背离，只有三分之一的夫妇的家庭实际生育子女数与理想家庭子女数相吻合，三分之二的夫妇的家庭实际生育子女数与家庭理想子女数之间是不吻合的，其中家庭实际生育子女数少于理想家庭子女数的占绝对多数。在生育意愿大大高于实际生育行为的时代背景下，将生育意愿等同于生育行为进行预测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第三是人口统计口径和生育政策依据口径不一致。人口统计口径是常住人口，而现行生育政策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的。这就使得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大大高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而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实行的是农村“一女户”可以生育二孩政策，这部分人群不受“单独二孩”新政影响。常住人口统计口径与生育政策以户籍制度为依据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对“单独二孩”政策受益人群的高估。

第四是随机婚配假设有误。在预测中常常假设人类婚配是随机的，但实际生活中任何婚配都是有条件的，更多是门当户对式婚配，独生子女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因而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可能性更大一些，而独生子女之间婚配的增加本身就减少了“单独”夫妇的数量与比例。

第五是生育政策的影响力与约束力逐渐衰微。主要表现在：一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少生优生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自觉行动，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行为的约束力大大减弱;二是在“社会抚养费”利益诱使下“放水养鱼”现象早已出现，且呈蔓延之势;三是全国少部分地区私下悄然地调整生育政策。“放水养鱼”、“悄悄调整生育政策”以及更为普遍的“超生”使得二孩生育势能提前得到部分释放。

“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结果出乎很多人“预料”而“大冷”，折射出中国以往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的“谨慎有余”而“行动不足”，同时启示我们中国生育政策调整步伐必须加快。通过对1950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演变历史的考察与未来的展望，中国的计划生育将经历四个时期：(1)反复无常期(1950-1972年);(2)计划生育期(1973-2013年);(3)由计划生育向家庭计划的过渡期(2014-2019年)。这一时期又包含两个阶段：单独二孩期(2014-2015年)和普遍二孩期(2016-2019年);(4)家庭计划期(2020-)。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自由生育期(2020-2024年)与鼓励生育期(2025-)。基于现实的可能、决策者与社会可接受程度，生育政策应该走分步调整之路，这种方案可能不是最优的，但一定是决策者所能接受的。生育政策调整的决定权掌握在少数、甚至个别决策者手中，只有决策者能接受的方案才能被实施。昨天还在强调严格控制人口的意义，今天就废除强制性计划生育，你让决策者情何以堪?因此，乐观地看，“单独二孩”政策在中国也就两年寿命，从2016年开始普遍二孩政策将施行。

政策反思

同时，“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也诱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反思：

首先，人口预测出现的是预测失误还是系统性偏差?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从联合国及各大人口研究机构对中国人口趋势预测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预测数总是大于事后的实际发生数。以联合国人口预测为例，中国人口数量达到顶峰时的时间以每年一年的速度在不断前移，由原先的2050年以后，逐步提前至2050年、2045年、2040年、2035年、2030年。现在基本上有把握地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时的时间节点应该在2025年前后。中国人口达到峰顶时的数量以每年1000万人左右的速度在递减，由最初的16亿以上，逐步减少到16亿、15.5亿、15亿、14.5亿、14亿。现在基本上有把握地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时的数量不会超过14亿人。人口预测数与实际发生数之间出现如此的偏差。这不是能用预测误差能解释得了的，也不是方法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对中国人口发展、特别是生育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认识上出现了系统性认识偏差所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速度之快超乎绝大多数国人之想象，但是很多人对中国人生育问题认识还停留在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之上。对急剧社会变迁给人们思想的冲击估计不足，对百姓生育观念根本性改变总是认识不足，甚至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思想认识总是落后于时代的“文化滞后”现象在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

其次，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单独二孩”政策出乎预料的“遇冷”，实则是一种必然。郭志刚等对中国妇女生育率的系列研究、郑真真对江苏省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跟踪调查结果等早就揭示出：一是中国妇女生育率已经下降至超低水平;二是“符合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一孩夫妇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极低。“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的情形进一步验证了郭志刚、郑真真等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因而对多数人而言属于“意料之外”，但在郭志刚、郑真真等极少数人看来又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第三，深陷生育率目标预设下的“低生育率调查”陷阱而不能自拔。“调查→生育率低于预设目标→怀疑→调查”，循环往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人口计生委就坚持认为中国妇女的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8的水平上，所有调查得到的生育率与官方认定的1.8比较接近，就给予承认，明显低于1.8的就给予怀疑与否认。结果是：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调查结果妇女生育率为1.87，国家人口计生委据此认为中国妇女生育率出现强劲反弹，人口形势异常严峻等。后经郭志刚、王广州等研究证实“生育率强劲反弹”只不过是由于抽样调查出现严重偏差所致，结果是“虚惊一场”。在中国，很多时候生育调查组织者在调查前就预设了一个结果，调查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调查的结果能否与组织者预设目标相一致，如果一致就认为这一调查是准确的，如果不一致就随便找个理由加以拒绝。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政府相关部门可能更多不是靠实际调查结果，而是靠预设来决策与指导工作的。政策目的探究

最后，生育政策调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就是希望多生点孩子，生育率能回升一点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对“单独二孩”政策落地后的生育率回升如此“担惊受怕”呢?当然，生育政策调整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仅是生育率的回升。生育政策放松后出现生育堆积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绝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说明生育政策对人们生育行为还有影响力，中国还有救，如果生育政策放松后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没有影响，这说明生育政策已经对人们的生育行为失去影响力，中国人的低生育行为出现固话，超低生育率仍将持续下去。如果这样，中华民族将在地球上加速消失，中国没救了。这当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中国人口的“大势”已定与“大势”已去。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子女比我们更想生孩子，我们更没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子女的子女比我们还想生孩子。中国出生人口将持续减少，意味着中国已经或将陷入“低生育率陷阱”，持续低生育率以及即将来临的人口负增长，将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生育政策放松后出现的出生堆积，应被视作大海在退潮中的回潮，但回潮总比没有回潮好，虽然不能改变退潮的大局，但是它可以延缓退潮的速度。因此，生育政策放松后出现的出生堆积，使我们想起了日本二战后出现的补偿性生育而形成的团块人口效应，并为日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奠定了人口基础。因此，生育政策放松后的出生堆积，对中国而言，非但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好事，为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再者，中国已今非昔比，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支撑能力远非1960～1980年代可比，中国支撑出生堆积的能力大大增强，但为什么我们总是怀疑中国自身的支撑能力?

老年人代表过去，中年人代表现在，年轻人代表未来。孩子才是祖国的未来。孩子多不一定有未来;孩子少，一定没有未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究竟是孩子多了，还是孩子少了，我想应该是后者。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文系作者2014年12月19日在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与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举办的“面向未来的中国人口研究”暨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