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和尚现在是中日友好中的著名古人了。我想从有关他的一件事谈起，谈一些与他无 关的话；并不是想凑热闹或押冷门，只是读书有感提供参考。
九十九年以前，即1881年，英国牛津出版了马克斯·穆勒校刊的《日本所得佛教典籍》 第一本，《金刚能断》即《金刚经》的梵文原本。本文前面有校者叙述获得几种梵本的经过 。他先在1879年从日本得到《(小)阿弥陀经》，在1880年校刊于英国亚洲学会会刊，随即又 得到这部《金刚经》和《心经》和唐朝义净的《梵语千字文》等等。还有日本收藏的用柬埔 寨字母和缅甸字母书写于贝叶的巴利文佛经以及僧伽罗文片段等写本。在这篇文中有一段是 ： “短的陀罗尼，名为《尊胜小心咒》，是抄写本，原件为涂银的深蓝色纸，是著名的中 国和尚鉴真所写，他于公元753年到日本，成为律宗的建立者。原件属鉴真所修建的唐招提 寺，在大和的奈良。”
后面列举日本所藏梵本时又有一段说： “唐招提寺，在大和的奈良：深蓝色纸，银字书写，其中有公元753年到日本建立这寺 的鉴真所写的陀罗尼；由兼松和太田抄录来。还有些咒语也在同一卷写本中，没有抄来。”
这是有关鉴真的两段话。此外还有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和尚将梵本传到日本的记载。
这部《金刚经》的校刊依据共有四个本子，在书中各附书影一张。一是直行，有悉昙字 母的梵文原文，汉字译音，汉文直译，鸠摩罗什汉译，达磨笈多汉译，五种并列对照。二是 只有梵文，与上一本同出一源。三是俄国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院所藏的西藏木刻印本，横行 ，有梵文原文，藏文音译，藏文译本，并列对照。藏译已在1837年校刊。四是从北京得到的 木刻硃红印本，横行，只有原文。由此，校者马克斯·穆勒认为中国必尚藏有很多 佛经梵文写本。
《金刚经》梵本刊行后，《日本所得佛教典籍》第二本在1883年刊行，是《无量寿经》 附《阿弥陀经》。马克斯·穆勒在序中说曾见到中国创办金陵刻经处的杨文会(杨仁山)，托 他回中国访求梵本。九十几年来，我国果然陆续发现了大量梵文写本。不但佛教经典，还有 其他，也不只梵文一种语言的文献。例如德国人从新疆吐鲁番得去的一些残破的写有梵文的 贝叶就在1911年由吕德斯校刊出来，原来是三部宣传佛教的戏剧残本。这在印度文学史上算 是一件大事。随后，西藏收藏的梵本也在国际上知名了。印度的罗喉罗(他着重的是梵文论 藏)和意大利的杜奇(他着重的是图像和梵藏文本)都得了些摄影(罗喉罗)，甚至原物(杜奇) 。这些都在印度、欧洲、美国、日本陆续刊印中。此外还有不少在印度及其他地方的佛教经 典梵文本也不断校印出来。当然，没有校印而尚在收藏中的数目更多。美国有个图书馆在搜 罗这类写本，缩微收藏，供人利用。
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我国文物流出国外的究竟有多少，是些什么，恐怕没有全面调查 和统计的目录。单是从一个敦煌流落出去的古籍数量就不少。不说弄回来，至少弄个目录出 来吧。不说“文物”，就只管“文”吧。有志于此并且为之努力者，我接触到的有郑振铎、 向达、王重民、陈梦家。不幸——这四位确实是都遭遇了不幸——他们都去世了，想做的事 都没有完成，真可痛惜。我们现在想知道海外流落的我国文物，还是多半只得向外国去找信 息。当前国际上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已逐渐以现代技术联成了一片又一片的网，调查以至复制 、缩微，技术上比从前应当是容易得不知多少倍了。何况我们目前首先需要的只是已刊出和 未刊出的中国古籍目录(文物中“物”比“文”更难得)，难道这也要外国人替我们做吗？难 道在外国已经做了的各种中国善本目录，我们也不能有一全份供有关研究者参考吗？
以上这段话已经是题外了，下面还想讲几句离题更远的话。 近些年来国际上研究中国比以前所谓汉学研究大有不同了。1904—1924年法国人编的《 汉学书目》五卷共有4427页。1958年袁同礼在美国刊出的续编有729页。1964年英国出版的 汉学论文索引有578页。1978年美国出版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目录有三册，就书 目本身说，欧洲语的540页，日本语的354页，汉语的590页。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的著述目录 。究竟别人研究了我们的什么，出版了什么研究资料，难道我们不应当知道而且不断了解新 的情况吗？这也能一直靠外国人编目给我们看吗？
从鉴真传梵本谈起，已经谈到离题万里了，可是我还想多走一点，也许是绕回了原地。 马克斯·穆勒在校刊《金刚经》的序文末尾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佛教徒能得到足够 的梵文知识，和印度佛教徒谈论并且从他们学习佛教玄学的含意，这真是个奇迹。同样令人 惊奇的是，印度佛教徒竟能学会中文以至于能够在那种语言中找出佛教及其哲学的抽象哲学 术语的准确翻译。就我所见，我怀疑即使是最好的中国学者从即使是最好的译者的译本中能 得到《金刚经》或类似的书的准确理解，除非是他们能先读梵文的原本。我的两个学生(按 ：指日本的南条文雄和笠原)这样作了以后，常常发现能更好地理解玄奘等人当初想表达的 意思，而在这以前他们似乎不能从汉译发现确切的可译出的意义，尽管他们对经文差不多都 能背诵。”这位学者由日本和尚帮助得到梵本，又靠汉译把它校刊出来，又照他所了解的原 文译成英文，收在他主编的《东方圣典丛书》中。
不管他的了解如何，他这段话不无道理。汉译佛教文献仿佛是原文的复制品，确实还不 如原文易读；从原文确可以更好理解译文，对照读来别有意趣。我们讲了一千几百年的佛学 ，多半是中国佛学；究竟原来印度人讲的什么，怎么讲的，现在原书陆续出来(巴利语的早 已刊行全藏)，应当可以重新用现代人能懂的话讲讲，由此也可对照出古代中印译者以及译 本的长处和短处。这不仅是文献整理工作，更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这里面可以作 宗教的(中印佛教异同)，哲学的(中、印、西方文化思想异同)，语言学的(不同语系的梵文 和汉文、藏文如何对译的潜在语言关系)研究，而且这还对于了解当前印度及一些邻国的民 族社会心理和民情风俗等不易随经济制度迅速改变的部分意识形态也会有所帮助的。可是话 说回来，宗教典籍可否有选择有分析地出版呢？古籍刊行社出版过《百喻经》，大概因为那 是鲁迅印过的。宗教的书中有些是史料、文献、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并不都是鸦片。宗教 书未可与宗教等同，老子的《道德经》是道教经典，并不等于道教。教理和教会是有区别的 。我这样说是否有为毒品辩护之嫌呢？
真是扯得太远了。如果《读书》能发表以上这些文不对题的废话，一定要请读者谅解我 的本意不过是想提供点知识而已。正是： 鉴真东渡；梵本西行；九十九年，一弹指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