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学院于道泉教授是一位奇人。这几乎是公认的。他究竟奇在何处？稍微想想，我觉得也并不奇。

他是藏文专家，最先译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汉藏对照出版，并且一生以藏学为业，可是他并不认为他的事业限于藏学。几年前我在中国藏学中心成立会上见到他。已经是两人架着他走路了。一见面，他不提藏学和佛学，却急于把他的发明创造新设想告诉我。他不断追求的事业，从编各种字典到发明翻译机器，在旁人看来都是幻想，而且一个一个破灭，可是他丝毫不感到幻灭。这是不是一奇？

我1930年到北平，从“教授世界语”小广告找到世界语老同志张佩苍，又由他的热心介绍而认识当时在北平的另三位世界语者。在家养病的蔡方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陆式蘅，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于道泉。这四位老世界语者现在只有曾和上海陈兆瑛合编过《世界语会话》的于道泉一人在世了。

他曾激赏落华生（许地山）的散文诗集《空山灵雨》，想译成世界语。译了一些，还有一些不懂，他便去问诗人那是什么意思。这才真是触犯了古今中外诗人的一大忌讳。许先生，我在香港见过，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印象是矮矮的身材，带笑意的面孔，颏下一撮刷子似的黄胡子。这样一位学道有得的高人当然不会给他难堪，只回答两个字：“忘了。”他自己对我说这事时仍然迷惑不解。他的弟弟和我谈这事时两人都忍不住大笑。这是奇是不奇？

他的父亲于丹绂先生是留学日本的老前辈，做过山东留日学生总监，主持济南师范学校时请梁漱溟去作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有父如此，他兄弟姊妹也差不多，个个在思想上学术上政治上赶到时代前列。他的弟弟于道源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和我有时同吃同住同学习。不同的是他从世界语译出一本《无线电讲话》，经蔡方选校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同时亲手制作收音机，从矿石的和一个真空管的开始。当时想不到他后来竟以无线电技术在八路军中打游击抗日以至牺牲。

青年于道泉在齐鲁大学上学时听到了泰戈尔的讲演，便随来北京，要去印度国际大学。不料被钢和泰留下了。这位在北京为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工作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外国专家告诉他，梵文、藏文、佛学、印度学都可以在这里先跟他学。于是这位青年住进了雍和宫，买了五个大暖水瓶，装满了稀粥一直吃到完再做，以节省做饭时间。这成为他的习惯，到欧洲也常常这样，不离大暖瓶。向达教授对我说过，曾见他在巴黎住顶楼吃西红柿过日子，说营养已足够。他从不愿为自己的物质生活操心。他在雍和宫时曾给人治病。他不懂医，但下过苦功练“灵子术”，用手指按木板活动。一块又一块增加，直到能使一大叠木板随手在地上走动。这样的手仿佛有了特异功能。腰腿背腹痛楚，一经他按摩便手到痛除（当然不是病除）。这工夫只有他一人能练出来，任何人都不可尝试。他这种种行事是奇，但又不奇，不过是专心和毅力特别过人而已。

他的思想中的信念是共产主义，从青年到衰老没有丝毫动摇。同时他又迷过西方的“心灵学”。欧战后，他曾从英国给我寄来一些这类书，还包括新出版的萨特的《存在主义》。我看了，明白他的想法。“神秘主义”不是简单的唯心主义。特别是现代的，在科学发达之后，更具有世界性，不可不知。他探索“心灵学”，反对迷信，坚信科学技术，要发明种种机器，亲身作种种试验，投入自己个人的大量的精神和物质。我译印度古典《诗镜》时问他藏译此书情况。他说民族学院请喇嘛教过，他反对，因为会使学生思想混乱。他的思想是毫不混乱的，单一无歧，对什么都要实践亲证，百折不挠，不论是字典，翻译机器，密宗，心灵学，“灵子术”，古今中外语言，都一样。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奇，又不奇，只因为稀少才显得奇吧？

战后他知道了我和一位印度教授合作校勘出梵本《集论》，便介绍我去剑桥大学和一位德国教授合作。我明白其实是他自己又想同我合作什么实验。战前我曾和他的弟弟谈过，认为世上真能懂得他的人也许只有我们两个，但决不能同他合作。战后我和他的小妹妹说到时好像她也同意我的看法。我终于未去欧洲而从印度回国，当然不是由于这个，也不觉得又一次拒绝他的好意而心中有什么不安。从三十年代初他兄弟二人突然夜间拿两本梵文书来要我去跟钢和泰学而我未去起，我已经多次拒绝过他的建议了。我知道他只惋惜而毫不在意，决不强迫别人。他现在已经满九十岁，住进医院，不会再突然找我提什么建议了。我也不能做什么事了，只好写这小文为他祝福云作为一次两人联名合作吧。

原刊《藏学研究论丛》第4辑，页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