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出了问题，根子不在需求萎缩，而是遇到了供给瓶颈——资源供给的拐点。因此，从长周期来看，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

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比上个年度继续回落3个百分点，那么，未来，在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宏观政策调控组合拳下，中国经济是否还能重拾高速增长？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回顾一些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支点是什么？

过去三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创造了全球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望尘莫及的增长奇迹——年均超过10%的GDP增长速度。在这个“奇迹”背后，是计划经济和户籍制度共同造就的廉价劳动力、金融管制下实际为负的储蓄利率、可以行政权力随意征用的土地，还有商品和要素价格双轨制，抛开源源不断流入的外资和开放带来的全球消费市场不说，仅上面四项，就足以让一个粗糙而疯狂的经济模式一夜之间膨胀成一个瑕瑜交杂的庞然大物。

2014年，中国的GDP总额达63.65万亿人民币，名列全球第二。增长的成绩自不待说，增长的代价也逐一显现。

首先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城市大气环境中总悬浮颗粒物浓度普遍超标，二氧化硫污染保持在较高水平，根据环保部发布的监测数据（2014年10月10日），全国161个城市42.2%存在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其中11.8%处于严重污染状态；根据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在水资源方面，根据专业机构对118个城市的连续监测数据，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地下水只有3%。此外，由于耕种土地受到污染，我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

虽然，在2007年，我国政府就提出了节能减排战略，但治污的重点仍然集中在尾部治理，尚未从生产方式变革这个根子上去解决污染问题。

日本、西欧工业化国家的大量实践证明，污染问题靠“尾部”治理基本无效。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只能变革发展方式，依靠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再分配，也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和环境污染齐头并进的是资源紧缺。二十年来，计划生育制度、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双轨制，造成了另一个发展瓶颈就是资源短缺。

从人力资源来看，中国计划生育虽然在短期内降低了人口抚养比，提高了社会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后果却是人口结构的断崖式急速老化。从1993年开始，中国的人口自然年增长率从1.2%逐年下滑2005年的0.6%，而后在0.6-0.7％之间波动，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测算：2013年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增长幅度将逐年下滑，直至2030年后进入负增长。

与之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源还面临劳动人口教育程度偏低、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测算，不同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拉动生产效率的能力差距很大，如果将其生产效率指数化：小学为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们以31-36岁的成熟就业人口作为劳动力作为参照标准，目前中国的平均教育年限是9.1年，而同龄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就业人口平均教育年限分别为13.5、12、9.6、13.2和13.4年，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甚至明显低于俄罗斯（后者为12.3年），仅高于印度、巴西和泰国。

中国和德国、日本、韩国相比，教育程度的差别也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进而是彼此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上地位的差别。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链条中的分工地位，首先要把出口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

从资本资源来看，中国总储蓄率于2010年见顶回落，投资率也相应见顶，且投资的效率越来越低。全社会的税前资本回报率从2008年的27%下降至2013年的15%，而对微观投资主体更为重要的税后资本回报率，则从2008年的15%下降至2013年的5% 。与此同时，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外资流入增幅逐年放缓直至2014年，对外投资总规模超过1400亿美元（其中资本流出1160亿美元，其余是第三地融资），首次超过外资流入（1195亿美元），中国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此外，在以往三十年的GDP锦标赛中，为了实现高速增长，滥砍滥伐、对自然矿产的过度开采，对草原牧场的野蛮开发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积累、加剧着中国的自然资源短缺。

商品要素双轨制、户籍制度和利率管制等制度红利和资源红利在连续三十年的透支之后，终于步入不可持续的困境。从这点意义来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出了问题，根子不在需求萎缩，而是遇到了供给瓶颈——资源供给的拐点。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迫使中国改变发展模式，这也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进行转型的最重要的外部压力。

所以，高速增长的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