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以大海比学问，我的发言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小杯水。
合则双美
文献学是读书治学的基础学科。进行哲学、史学、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熟悉本专业的有关文献。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献极为丰富。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应该结合。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古典文献学者应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与手段，只能是空谈。张岂之先生说：“前人作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史研究，没有不在文献学上下功夫的。”（《知止老人论学》代序）古代文学当然包括在内。
下面从“专”与“通”的关系说起。
鉴往知来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介绍清代吴、皖两大学派后，说：“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
张舜徽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点放在扬州学派，还著有《清代扬州学记》。他说：“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吴学“其失也固”，徽学“其失也偏”，“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张舜徽学术论著选》）梁氏说扬州学派的特色是“广博”，不如张氏指出扬州学派的特色是“通核”。如焦循就号召“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与刘端临教谕书》）他研究《易》，以数学和训诂学为钥匙，终于打开了前人未能打开的千年秘笈之锁。
王国维之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陈寅恪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句话说出一个“通”。一指考古学与史学之沟通，二指其他民族记载与汉文记载之沟通，三指海外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之沟通。陈氏以《宋元戏曲考》为王氏第三目之代表作。王氏《宋元戏曲考序》则曰：“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王氏所云为“直通”，陈氏所云为“旁通”，直通旁通而后才能“会通”。
显然，王国维之“通核”，比清代扬州学派又有了进步。扬州学派之“通”，基本上是汉文典籍、华夏传统观念之贯通；而王氏之“通”，扩大到其他民族的记载及海外文艺理论了。
谈陈寅恪的人很多，如周一良先生说他“古今中外，博极群书。”又有“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纪念陈寅恪先生》）王永兴先生说他“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西方学术文化之精华。”（《王永兴谈陈寅恪治史之道》）两位先生都说出一个“通”。陈氏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是其代表作。《柳如是别传》是陈氏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部书，有其明显而独特的学术个性：“一、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陈氏写作《柳传》，参考过的典籍，在1000种以上，可称“博考”。他将300 年来有关柳如是的文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对柳如是具同情者（其中又分几种情况：1.可信；2.可信，但需进一步考证补充；3.可信，但非第一手资料；4.隐讳；5.疏舛），第二类是对柳如是怀恶意者。一一甄别，可称“慎取”。以上说明陈氏撰《柳传》在古典文献学上所下的大功夫。“二、笺释诗词：古典字面，今典实指。”古典指解释词句，即旧籍之出处；今典指考证本事，即当时之事实。仅释古典而不考今典，只知字面而不知实指，不能“发皇”诗词作者之“心曲”。以上说明陈氏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三、发现钥匙：明末人诗词中暗藏姓名。”陈氏发现，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这是当时的风气。他运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别人无法打开的锁，使柳如是一生所用姓、名、字、号，以及她与“吴江故相”、“陇西君”、宋征舆、“云间孝廉”、程嘉燧、谢三宾等人的关系，大白于世。没有这把钥匙，80余万言的《柳传》不能写成（拙文《读〈柳如是别传〉》）。为什么唯有陈氏能发现而别人不能发现这把钥匙呢？说到底，在于陈氏对中国古代史与古代文学之融会贯通。
钱穆认为中国学术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但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因而可以互通。（《钱穆与新儒家》）
缪钺也提倡文史互证。他指出，研究文学史者，必须熟悉历史。只有熟悉一时代的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一时代的特殊精神。只有了解一时代的特殊精神，才能体会这一时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的特质与风格。一个时代如此，一个人也如此。（《冰茧彩丝集》）他在《论宋诗》中说：“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冷，其词句不贵蕃艳而贵朴淡，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浓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不十分熟悉宋史的人，不可能对宋诗有这样精深的理解。于此可见文史兼通之可贵。
回忆1959年学术界有一场《胡笳十八拍》是否蔡琰所作的讨论。刘盼遂以《十八拍》“拘守唐人官韵”说明其非蔡作。王达津提出，《十八拍》有“戎羯逼我兮为室家”之句，“‘羯’名是后起的”，“建安时代是没有这名称的”，否定了蔡的著作权。不精通音韵学、文字学的人，是想不到、提不出这些理由的。
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第25回，贾宝玉“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宝玉亦发拿刀弄杖，……。”王熙凤“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砍进园来，……。”但不知道是患了什么病。郭沫若说是猩红热，《红楼医话》说是狂躁型精神病。只有懂医学的人，才能作出回答。
我举这些事例，绝非苛求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具备各种知识，而是说明各种知识对研究古代文学都有用处。不“专”固然无用，光“专”也还不够，“专”而能“通”才能大有成就。文史哲贯通是崇高的目标，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结合是起码的条件。
温故知新
1949年以来，学习苏联，高等院校培养人才，强调“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不免产生知识面窄之弊。在举国上下强调“专”的日子里，范老口授给我“专通坚虚”四字。为了准确地解说范老所指示的“专”与“通”的关系，这里引用他文章中的几段话。
“我们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下同）范老所说，不仅对研究历史，对研究文学也是适用的。
“说到要了解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以及比他们较次的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困难更多，不先了解孔子以来的全部思想史，几乎将无从入手。”范老所说，不仅对研究思想史，对研究文学史也是适用的。
在讲文学与史学的关系时，范老说：
“我们中国史学家有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文史兼通’。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学家往往是史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都是这样，这个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
“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
我从范老这些亲切的教导中，领悟到“专”与“通”的辩证关系。以文学和史学这两门学科来说，他是主张“兼通”的；不得已而分家“也不可分得太截然”，是对青年学子提出的要求。因为，“文史兼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开拓和深入。我从低要求起步，向高标准迈进。
范老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深的造诣。早年就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书，晚年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文化（尤其是文学）部分，写得特别精彩。范老永远是我的老师，“专通坚虚”四字是我终身奉行的格言。我以“文史兼通”自勉，以文史结合授徒。我指导的几篇博士学位论文，如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景凯旋《唐代小说史论》、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许云和《佛教与六朝文学研究》、胡阿祥《魏晋文学地理研究》，以上几篇论文，都能有自己的见解，或有所发现（指新问题），或有所前进（指老问题），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力求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他们都遵循文史结合（胡君是文史地结合）的原则。至于跨学科的研究，各种先进方法（如分类统计、定量分析等）的运用，则因题而异，因人而异。如果不是“专”而求“通”，以上几篇论文达不到现有的水平。
我所看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如赵生群君《春秋经传研究》、范子烨君《世说新语研究》、李浩君《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都是文史结合、“专”而求“通”的佳作。林叶青君把“诗言志”的理论运用到“曲言志”，把“诗证史”的方法运用为“诗证曲”，撰成《论蒋士铨的戏曲创作》，颇有新意，可以说是在治学方法上求“通”的可喜收获。
新世纪展望
“述往事，思来者”。人们关心的是新世纪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术内容、治学方法怎样？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之后，接着说：“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这就是说，跨学科的研究、多种语言文字的运用、海外学术观点与方法的借鉴——“通”，仍是今后的“轨则”。在新世纪，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专”而能“通”的原则，不但不会改变，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海内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更需要“通”。“通”的学术内容，将更为加广；“通”的治学方法，将更为增多。
一个人不能“兼通”那么多，怎么办？我想到1992年任继愈先生在韩愈故里的讲话：“比如韩愈，它不是分别体现的，他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研究可以分工，研究的结果还得汇总，才能表现出一个完整的韩愈。”可见，对自己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应抱残守阙，而需集思广益，汲取别人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所谓“汇总”，也就是“通”。只要能如范老所说的“虚”，（即看到别人的长处，知道自己的不足）任先生所说的“汇总”，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是“专”而求“通”的途径之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