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思考开始于50年前

和通常认为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0年代末不同，胡德平通过整理和研究他父亲胡耀邦的资料和相关党史，认为这个改革的起点可以推到更早一个时期：伴随着中国学习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党内就有些人对中国的建设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胡德平和他父亲胡耀邦接触最多的是文革时期，1965年团中央改组时胡耀邦靠边站且被打倒，随后被“解放”了。毛泽东让胡耀邦参加九大之前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胡耀邦分在一组里的人还有江青、谢富治、李作鹏这些文革加时掌权的人。

胡耀邦在1969年3月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党的九大能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可以结束了，全民所有制其实是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应该支持地方兴办企业、社队办企业。当然，他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信。

胡德平说，除胡耀邦外，还有一些人，比如当时主张继续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刘少奇、赞成五大经济成分的张闻天、赞成农村包产到户的邓子恢、对于国际问题、共产主义运动有思考的王稼祥，都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提出了不同意见和建议。

胡德平因此认为，应该把改革的界限提前。

胡德平有个同学叫俞敏声，是俞正声的哥哥，他有一个好朋友叫郑非迟，郑非迟的父亲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叫郑云山，他在1950年代末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有想法，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成长论》，主张社会主义建设要不断积累、不断丰富，不要大折腾、剧烈的社会变革。

郑云山当时在军队里是书记，李先念是副书记，毛泽东知道他在写东西，就在会上警告说，我们有些同志很顽固，写各种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东西，当然他还是有功的，希望他停笔。

胡德平还列举了孙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杨伟名等名字，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批评和改进要求。

胡德平认为共产党内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推动改革的人士应该出得更多、看得更远，对人民的心愿愿望能更了解，使得达成共识、明确方向，推进下一步的改革。

文革中，胡德平听父亲谈了很多想法和观感，虽然胡耀邦一度也很悲观，但是他很快活，他觉得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全党面临的问题，整个民族是一个大的潮流，谁也阻挡不住，在这个大潮流下，他不能反潮流，但他愿意抗潮流，他愿意独立思考。这个给胡德平的印象非常深。

现在，胡德平思考的是，为什么他父亲胡耀邦这代人，能够正确地评价和否定文革，而且拿出那么大的精力、热情和生命来推动这个事业?他觉得父亲他们在中国革命生死荣辱的关键时刻形成了特殊的精神特质和内心世界。

按说，胡耀邦初一还没读完，学历比现在的领导人要低得多，见识和阅历都非常有限，却能够在困难的环境中提出改革。胡德平反复思考的结果是，胡耀邦他们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寻找出路，也就是为人民寻找出路的时候他们的眼界越来越宽。

改革有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胡德平拿着IPAD，在几个场合向听众展示胡耀邦在1937年的延安的8幅照片。那时国共已经合作，胡耀邦穿上了国民党的服装，戴了青天白日的帽子，是在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誓师会上，宣誓忠于中华民族，忠于国民政府，要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

但是1937年正好是红军建立十周年，大家穿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服，但是很多人都戴上红军纪念章来照相。

胡德平觉得这些照片和胡耀邦给深圳的题词“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很有关系。“大家都在全民抗战，你还搞阶级斗争，还要打倒地主?你就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方法不变，你共产党的地位也就没有了。如果你立场变了，已经完全变成国民党了，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建国。”胡德平说。

胡德平整理胡耀邦的一些讲话和文件，思考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关系，他发现他父亲从来没有使用“什么什么专政”的字眼，哪怕是被迫写检查的时候，也只是强调“民主与法制(那时还没有使用‘法治’)”。

胡德平也曾向吴敬琏教授等人请教过，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搞改革开放、搞农村承包、国有企业承包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还是起作用的。有的是摸着石头过河，有的也是用一种新的制度经济学来搞改革。

胡德平说，所谓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改革中强调生产关系、所有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比如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还是集体所有，但是使用权经营权归农户。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政策使农村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下一步怎么改革，胡德平认为还离不开制度经济学。比如在制度经济学中说的全民所有制，现在我们把它搞成国家所有制，把国家所有制又搞成垄断所有制，垄断所有制又和老百姓无缘。

他认为这也在改革之列。一方面市场经济要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的若干成分、基点应该保持。让全民所有制真正为全民所有，相当一部分利润应该归于全民社保、全民医保，让全民觉得全民所有制真正给自己带来益处。

他指出现在为什么土地越来越贵，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这跟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和学者没有把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当做一回事有关，把集体的也看成是国家的，只有国家利益，对村子该拆就拆，该搬就搬，且说“没有强拆就没有现代化”，这就是对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所有制的蔑视和无知。

胡德平觉得口头宣传和实际“相差十万八千里”，应该尽量缩短它的距离。“如果说制度经济学是成立的话，那么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应该同步。”

胡德平说，有个“底线”，我们的改革才不会出问题，现在有很多做法是没有想到老百姓的利益，社保就长期不搞，工人就可以随便来买断工龄下岗，在征地问题上群众性事件激增，“如果一亿一亿农民在失地的话，我们的改革成什么了?”忘掉了出发点算什么改革?

胡德平8月18日在广州一下飞机，就和北京大学校友会见面。20日，他又和广东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他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发现他的同学和校友绝大部分都改行做企业了，他为自己回到历史学很庆幸。有人说当代史难做，但他认为好处是资料丰富。

校友们都叫他“学长”。在学长面前，北大校友们都坦诚相向，犯不着说假话。民营企业家这些年下来越来越觉得不如当年“威”，一个投资几十个亿的有实力的企业家，居然说他现在没有心理优势。中小企业主因为经营不善，最后还不如下岗工人待遇好。

民营企业最大的困境是贷款难，税负高，企业环境和政策差，一位和胡德平相熟的企业家花了几千万元收购估价一个估价几百万元的小型国有企业，被认为国有资产流失，一次被关进农村的一个地方好长时间，幸亏胡德平得知，胡德平还找了胡锦涛，胡锦涛当时还是常委，不是总书记，最后放了人，事后证明被抓的企业家是无辜的。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有些人就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谁能还20%的利息?一个企业家被逼无奈，移民海外注册公司，立马在国外获得一亿元的贷款。

胡德平在宁波遇到很多民营企业家，见面先问：“走吗?”移民也意味着财富逐渐转移的过程。企业家告诉他，企业家、官员和一些知识分子基本构成社会中坚的人士，40%有移民意愿或把子女送外国外读书。胡德平连连说“这是最大的悲剧”。

他们告诉胡德平，最大的不安来自对中国前景的看不清，没有安全感，他们走了很多国家，发现很多西方国家“在社会主义这件事上比我们国家做得要好得多”，贫富差距很小，大部分的人是中产阶级，他们心态上很富足，没有我们这么急躁。

我们在养老、教育、医疗等方面感觉没有保障，老百姓不敢花钱。包括台湾、香港社会福利支出差不多占到整个产业的百分之十七。胡德平觉得应该承认美国的医保社保做得比较好，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是分不开的。

“人家学的是我们的制度嘛。”他说。“北欧说他们也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报纸现在说以色列也是社会主义色彩很浓的国家。”

胡德平在和北大校友会、民营企业家座谈以及在学而优书店、南国书香节读者见面会等多个场合，回顾三十年来的改革，历数了很多亮点，比如终止和否定文革、农村改革、真理标准的讨论、结束领导干部终身制、提拔年轻干部、特区的建设、对外开放引资、GDP的增长等等，但他追问整个改革一以贯之的出发点、目的性和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怎么出现了利益集团，怎么出现了权贵勾结呢?你不打破教条，不打破迷信，彻底地解放思想，没有一个全新的方法，怎么避免步苏联东欧的后尘?”胡德平问。

来源:东方出版社《别扭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