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您为什么选择以法律为业？又是怎样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的？
侯猛：15年前我决定报考法学院，基本上是自己的选择，家人没有干涉。细节已经无法考证，现在只能做一些事后的正当化解释：考法学院或许与自己成长环境有关，我从小在政府大院长大，父亲当兵20多年后转业到地方，不久亦进入政法部门。所以，那时候理解法律大概是认为和军队一样，都是刀把子吧。另外，当年高考时，好多同学都报热门专业比如经贸。我还是不太喜欢凑热闹，就报了当时还不热门的法学，后来班上也就我一人上了法学院。
说到对法学学术研究产生兴趣，首先还是受到老师们的影响。这首先是我的硕士导师，现在在华东政法大学任教的童之伟教授。1998年他将我招至麾下时，他除了自己做科研之外，教学上也花了很多心思。我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要求我们读“原典”，比如，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史这门课时，每人必备马恩选集四册。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抱着“大部头”啃，不仅要读，而且几乎每周还要写相关读书笔记。他都会亲自批改，然后在课堂上讨论。我现在的研究方向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基本功还是在硕士阶段打下的。我在博士阶段的导师是朱苏力教授，他对我的影响是无形的，甚至现在还难以走出他的“荫影”。特别是在写作博士论文时，和他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因此，也影响了我的写作思路。除了阅读他的文章之外，从他那里获益比较大的还有，在读书阶段参加他每周组织的席明纳。这是一种很好地激发研究兴趣的形式。
二、您认为哪位学者或者哪一本著作及论文对您的学术影响最大？影响是什么？
侯猛：我的阅读范围有些是当年老师指定，更多则是源于同学或朋友的推荐以及自己的发现。过去几年读书的偏好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的书反而读得很少。读得最多的是费孝通的书，特别是他的《师承 补课 治学》，读了好几遍。此外，瞿同祖、福柯、斯科特、格兰诺维特、布洛维，以及谢宇、阎云翔、王铭铭、王绍光、赵鼎新、冯象等人的著述也读得比较多。最近开始尝试着精读些法律经济学的著作，例如，桑斯坦、小波斯纳、埃里克森的著述。不同人的著述会在不同时段会对自己产生大的影响，但好的读书人都会将其转化为自己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我们看一个人的研究有没有新突破，也是可以从他读书的变化看出端倪。一个勇于学术挑战的人，就要不断的吸收新知识。
三、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什么？您如何看待自己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
侯猛：我现在的研究领域涉及司法制度、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如果再概括的说，就是法律社会科学。现在法学院的主流是规范法学，法律社会科学基本上还不成气候。不成气候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规范法学太强大，而是现有的法律社会科学研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缺乏说服力的主要原因又在于研究者的社会科学训练还不够。所以，现在的法律社会科学要有所推进，最重要的其实不是问题意识的有无，而是先要进入一种或多种知识传统，比如法律经济学或法律人类学。如果大而化之，仅借助于研究者的体验、想象、直觉和修辞表达，这样的法律社会科学实际上就全变成了“法律与文学”。对我而言，现在还是需要不断学习，除了系统学习外学科的知识之外，还在学习部门法学，例如商法，这样将来写出来的东西才会有比较强的解释力。
四、您的研究风格是什么？这种研究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侯猛：我总体上是倾向于从法律之外来研究法律，所以对于外学科的知识非常感兴趣，最喜欢看的杂志是科普类的，比如《新发现》月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的研究关注的是因果关系，这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很相似，而与规范法学就有很大不同。我的这种研究倾向的形成与自己偏爱读外学科知识有关，也与在博士后阶段开始重视田野调查有关。我的博士后合作老师是人类学者朱晓阳，我参加了他牵头组织的在云南的一次田野调查。之前我也做过一些调查，但那一次却是有人类学意义的调查，让我知道如何去理解他者，怎样去阐释（interpretation）生活意义，解释（explanation）前因后果。这些都是我以前在法律框架内所看不到的。我现在也还是在消化和吸收这些知识，并且试图贯彻到我的研究当中。
另外，文风也很重要。所谓“文如其人”，如果你写的文字没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把你的名字换成其他人的名字也可以的话，那是很让人尴尬的。我写文章不喜欢拖泥带水，这就与我的个性很像。
五、您现在在研究什么问题？其意义何在？
侯猛：从做博士论文开始，我一直关注的是中国的最高法院。但没有跟风对其直接进行政治分析，而是关注最高法院规制经济的功能，讨论最高法院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但这种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经验的法律社会学进路，就解释力而言，不如法律经济学进路。所以，我现在想做的工作，就是运用法律经济学包括产业组织经济学以及定量方法，分析最高法院判决的影响，看看能否发现提升判决预测能力的办法。与此相关，我还想将研究从法院制度拓展到立法制度，考察中国立法的实际效果。
最近的另一个兴趣是法学研究本身，这几年也写过一些关于学科制度、法学刊物的文章。比如，我分析法学刊物对法学研究的影响，与自己做过编辑有关，对情况有一定了解，但要把文章写的有说服力，就不能大而化之，必须有数据支持。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坚持了实证研究的进路。另外，如果有机会，我还想找人一起合作，研究现代法学学人对中国法学的影响。比如，我现在所在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沈达明和冯大同两位已故教授的影响就相当大，但具体有什么影响并没有人进行过细致分析。
六、您认为中国法学学者的研究在哪些方面最有可能形成自己的贡献？
侯猛：不同法学者的研究旨趣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法学者最可能的贡献，是有效影响立法。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有效”影响，现在不少法学者能够影响立法，但经常是“好心办坏事”，立法效果往往事与愿违。所以，法学者要想有效影响立法，那需要的就不仅仅是熟知法律原理，而应该充分理解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第二种法学者最可能的贡献，是保持独立的人格。他不是对政府政策摇旗呐喊或建言，而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来捍卫人的尊严，推进社会变革。第三种法学者最可能的贡献，是推动知识生产。他的研究不是制造垃圾，也不是现实对策，而是发现和创造新知识，提升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我个人更倾向于知识生产才是法学者最应有的贡献，而前面两种，其实是兼有扮演立法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七、您的学术理想是什么？
侯猛：从长远来看，我希望能以一个法律人立场来做出更大的知识贡献。看起来这话似乎多余，但鉴于自己做的是法律社会科学研究，往往被认为是法学院的叛逃者，其实我一直恪守着以法律人的立场来研究问题。近期而言，我希望第二本专著比现在的第一本专著写的好，在方法和知识上都能够有突破。
八、在非学术著作中，您最喜欢读哪一本书？
侯猛：我的兴趣一直在变，不同阶段会喜欢不同的书。20岁读余华的《活着》时掉过眼泪，现在读冯唐的杂文集《活着活着就老了》，很是“欢喜”（冯唐的一部小说名）。
九、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您认为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有何建议？
侯猛：首要的问题是，不少教师的心思不是放在教学上，更不是以学生为中心。浮躁相当普遍，但我也并不认为原因仅仅是出在教师本身。其次，法学院招生人数太多，特别是研究生。现在的硕士生都上大课，哪里还有“研究”之说。现在经常闹出笑话说，老师直到毕业也不认识自己的学生。博士生更成问题，很多博士生直到毕业也没有进行专门的知识训练。此外，法学课程设置有问题。本科生的课程与硕士生差别不大，甚至讲授内容也不大，不少课程的知识体系陈旧老化。至于建议，很难说，因为这只是个人直观感受，有说服力的建议，还是需要投入精力进行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的。
十、作为青年学者，学术交流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您的学术成长历程中，您有没有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学术交流圈？在与同辈学人的学术交流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侯猛：在学术交流中，同辈之间的相互学习要比向老师学习收获更多，也更深入。如果你发现有同人和你研究相同或相似的问题，特别是他对你的批评让你很受启发，这其实是激发了你研究的兴趣。所以，我现在和一些朋友组织“经贸法学工作坊”和“法律经济学席明纳”系列活动、与苏力、贺欣等人一起办《法律和社会科学》杂志，也是构建学术交流平台，来真正地讨论中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