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落下帷幕，会议从九个方面总结了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正式步入“新常态”。新常态是指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稳定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而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而并未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
和发达国家危机后缓慢而痛苦的“新常态”有本质区别
习近平的经济思想是其治理思想的有机部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结合中国民族复兴历程，提出两个百年的发展目标和战略；二是结合中国的特殊发展阶段，提出“新常态”思想；三是全面把握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格局发展的趋势，提出中国在世界经济整体的战略布局和区域发展的新规划；四是结合中国大改革和大调整的时代特点，提出中国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以及相应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新常态成为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也说明习总书记所领导的改革具有政治智慧，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也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集中体现。
中国“新常态”是从传统的高速稳态增长向新的中高速稳态增长迈进的一个“大转换时期”，与发达国家近年来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过程的“新常态”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新常态”与欧美不同之处表现在五个方面：
中国“新常态”不是重返危机前繁荣状态的恢复过程，而是在全面结构性改革进程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和新的发展源泉的过渡过程；
中国“新常态”是一个潜在经济增长在波动中逐步回落的过程，而不是马上就要步入新的稳态增长路径，因此，新常态是一个增速变化的常态；
中国“新常态”是一个去杠杆、去产能的风险释放过程，更是一个在结构问题不断凸显中进行重构的过程。中国“新常态”的主题词是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中国“新常态”是房地产周期、全球化周期、库存周期及固定投资周期叠加的产物，也是“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的产物。
中国“新常态”是一个外部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失衡的调整过程，更是一个对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社会经济系统与宏观治理系统间失衡的改革与大重构的过程，因此中国的新常态结构性改革的主题不是局部调整，而是全面改革与全面结构优化。
应对新常态要突破传统宏观治理教条
新常态的内涵决定其宏观调控框架与传统框架有本质区别：
一是不能用简单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刺激政策来应对经济增速的回落，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理论不能成为新常态宏观调控的核心理论基础，需求导向的强刺激政策不应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合理选择。而建立在新潜在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结构理论基础上的结构性改革政策框架就成为当前必然的选择。
二是在打破凯恩斯教条的同时，还需要超越新古典主义的教条，通过强调主动有为、预调微调，以避免陷入无为而治的陷阱中。既要在面对结构性趋势下滑时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和定力，又要在短期大幅度波动时，强化底线管理的重要性，在战术上将预调微调常态化。
三是突破“数字教条”，在中国经济结构大转型的时代，传统的宏观经济指标不能用来有效地衡量经济运行的效果和质量。因此，必须用指标体系的组合和指标的区间来相对衡量经济运行的健康状态，采取底线管理和区间调控。
四是突破宏观调控仅专注于总量调整的教条，强化“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精准发力”。要突破传统宏观调控分类治理的教条，强化综合治理的导向。重视结构性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利用宏观审慎监管弥补传统货币政策的缺口，做到“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认识新常态就要抓住大调整的窗口期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处于可控相对平稳的运行区间，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扭曲等力量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
目前经济最值得担忧的两点：一是如果没有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面对经济下滑就会采用非常规的刺激政策，让中国错失“大改革与大调整”的良好窗口期；二是对于“大改革与大调整”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和风险重视不够，使经济下滑跌破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难以承受的底线，并导致中国系统性风险全面爆发，经济出现硬着陆。避免这两点的关键就在于创新驱动，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点。
培育新增长点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中长期战略中明确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点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良好的政策环境；也需要通过系统改革，放松各类市场管制和行业垄断，创造有利于创业、创新的环境，以激励市场主体积极探索未来经济增长点及其发展的方向；还需要在一些有效需求，但没有有效供给的产业下力气，如养老产业；另外，利用各种产业基金、税收工具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向新技术、新产业等领域投资，寻求新能源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也是一种路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