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凤凰网城市中国峰会之“新型城镇化大讲堂”在北京大学廖凯原楼开堂。当代著名作家梁鸿作为嘉宾之一,现场讲述“祖母的痛”,讲述她作为一个文人在城镇化的“坚硬”话题下所理解的“柔软”所具有的价值,感动全场。以下为梁鸿演讲实录。
在讲城镇化这样一个高速运行的坚硬的发展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恰恰缺失一种情感性的东西。我希望从另外一个层面提醒大家关注这些柔软的东西,用一种柔软的情感,对抗今天我们时代坚硬的存在。
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的五奶奶的故事。五奶奶是一个地母一样的人,一头花白头发、紫膛色的脸,非常乐观、坚强,善于自嘲。她的家就是梁庄的新闻发布中心,各种留守的妇女、孩子都在这儿说各种各样的事情。五奶奶说话一直高腔大调,但当讲起她孙子的死时——她的十一岁的孙子是在我们村庄后面的湍水河里淹死的,她的语气是飘忽的,过去了那么多年,她没办法面对。
她说当她听说她孙子淹死的时候正在做饭,勺子一扔就赶紧跑去了,路上的灌木丛怎么刺伤她的腿她都不知道。她看到她的孙子脸色发青在河边躺着的时候,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2011年我做《出梁庄记》的调查,来到青岛,就是五奶奶的小儿子、那淹死的孙子的父亲打工的地方。我在那儿住了七八天,跟我婶子睡一张床,我发现她每天晚上都没有睡着。有一天我说婶子我们聊会天,她第一句话就是,“自从宝宝死了之后,我12点之前就没睡过觉”。这句话好像搁她在心里头,她随时就要说出来,但却从来没有机会说过。
然后她就给我讲儿子死前前后后的事情,她说在她儿子死之前,她就有预感:一天晚上,蚊帐外黑压压的一层蚊子,她觉得坏了,家里要出事了。果然,过了几天,老家打来电话,说孩子不行了。我叔叔怕她太激动,就打电话说赶紧把孩子先埋了。等她回家,发现孩子已经埋了的时候,她就打我的叔叔说你怎么这么狠心。这时,我的五奶奶跑过去抱住儿媳妇的腿,哭着说“对不起,我把孩子给弄丢了”,这样我非常震撼,我在梁庄的时候,五奶奶并没有给我讲这个细节。
当我们在谈中国农民的时候,我们用愚昧麻木等淡薄地形容农民,是因为我们没有人倾听他们,没有真的平视他们的眼睛。当你真的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当你真正走入他们心灵的时候,你会听到他们的悲伤,会听到他们一点不弱于别人的情感波动和折磨。
那么,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遭遇反映出了多少问题?首先是乡村的问题。它分好几个层面,一是像“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我们一定听出茧子来了。二,乡村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五奶奶的孙子为什么淹死?他是被挖沙所形成的巨大漩涡激死的。三是所谓的乡村空置化对于伦理的破坏,对传统文化生活的破坏。如果用两个词来总结乡村,一个是“新生”,一个是“废墟”。“新生”是经济的新生,道路的新生,但另外一方面又是情感和文化的废墟状态。尤其孝道,在中国农村已衰落到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了。但这一状况所产生的原因又非常复杂,与整个时代精神的堕落、生活的分离、成功学法则、乡村道德结构的破产都有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农民伦理的衰退。
“乡村”是一个纬度,另外一个纬度是“农民工”。五奶奶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北京顺义一个村庄打工,呆了将近二十年,大儿子的儿子,也就是五奶奶的大孙子,是个极其要强的孩子,干装修,有时还拉一个小队伍,得了轻度忧郁症,他自己的两个孩子已经五岁,强烈不想和儿子分开。她的二儿子的孩子精神上也出现问题,在广州打工和一个女孩谈恋爱,女孩子突然消失,精神受到了刺激。这样一个大家庭,可以说几乎支离破碎。但生活仍在行进,他们还在顽强地生活。她的几个孩子,虽然分布在北京、青岛、广州,但实际上,他们与所在的城市有关系吗?即使在不断加速“城市化进程”,农民在城市的待遇却并没有真正改变,城市的发展逻辑、制度规划和建设中几乎不包含这将近两亿的农民工的生活。
可以说,五奶奶这个普通农村家庭的故事几乎承载了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所有问题和痛苦。“现代性”追求带给乡村的不只是“文明”、“进步”,同时,也还夹杂着某种“暴力”和“掠夺”。这也正是今天我们反思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一次研讨会上,我跟大家讲了这个故事。一位经济学者反应非常激烈,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出现各种问题无可厚非。言外之意是我太情感用事了。在听他铿锵的语言时,我阵阵心惊,他的逻辑如此强大,我几乎也要认同他,是啊,我们要发展,就必须要有牺牲,我们要与世界接轨,就必须如此。
但是,在最后,他也提到,当年文革破四旧的时候,他父亲非要把他祖母的佛龛烧掉,祖母非常难过,今天想起来,他也依然能感受到祖母的难受。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会忽略掉祖母的这点心痛,她的心痛难道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吗?她喜欢这个佛龛,她能够从中找到生命的慰藉,保家人平安,她为什么不可以保留?如果我们为祖母的疼痛而疼痛,尊重祖母并且进而尊敬她所看重的,伦理,亲情,长幼,信仰,传统,也许,那一场文化革命就不会那么坚硬和失控,也许,我们的精神就不会如此贫瘠。
今天我们也正处于这样一个重要的节点上。和当年的祖母的遭遇一样,五奶奶的悲伤、眼泪从来没有被重视过,一个年轻的母亲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能够说出对儿子刻骨的思念,她孙子的忧郁症、精神分裂也从没被关注过,因为他们都被列为必然牺牲的那一部分人中了。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上。“城市改变中国”,从字面意思来看,这些带有判断性的短语并没有任何错误。但是,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这样一个正确的判断背后,它在以什么具体形式发生,它排除了什么?
我并不反对城镇化,一个生存共同体,要想生存健康,必须是多个空间,有乡有城有镇,这样我们生活才能更丰富,我们的人才能有个性,当然我们的文化才有个性。我也不赞成所谓怀旧式的乡愁,我反对把乡村作为一个已过去的事物看待,那种乡愁也是把乡村完全作为一个历史存在物,并不是现代存在物。农村并非就是一个属于过去了的事物,与城市发展相对立的也并非是农村,这始终是二元对立思维。我们要发展城市,并非就一定要销毁乡村,而应该去寻找各美其美的可能性。
我所反对的是那种摧枯拉朽式的、要求任何个体都必须牺牲自我俯就总体要求的城镇化发展。高速推进的时代,相对应的必然是急速的摧毁。我们要对所摧毁的持高度的谨慎和警惕,要有反思,要有历史的眼光。拿今天的城市发展为例,千城一面,无论南方北方,我们不惜填河、挖山,拆房铲路砍树。当我们在说我们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时候,环顾四周,我们还剩下什么?就连那看不见的文化、传统、礼仪,也几乎什么也不剩了。只剩下即时的“现在”。不尊重传统、历史,不尊重时间、空间,不尊重那赋予给我们充实和美好的亲人和情感,而越来越粗鄙、蛮横、无情。
再看看我们的城。拆除之后的建造,基本上都是超级商场,高档小区,主旋律大道,我们建的往往是为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服务的城,光鲜的、时尚的、凛然的,那些平民呢?那些温暖而平实的日常生活呢?我们把一切贫穷、小商小贩和较为低层卑微的生活都赶出我们的视野,就好像他们从来不存在。我在西安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堂哥们,每天他们蹬三轮车都要面临被抓的危险,而卖菜的老乡虎子哥,每天早晨也面临着各种阻拦,我在那儿的八九天时间,每天早晨都有人被抓被罚款。为了躲避,其中一个老乡的车翻了,腿被砸断了。我问虎子哥,你为什么不在西安买房?他已经攒有上百万的钱。他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买?“人家不要咱,咱也不要它”。这句话很简单,但又包含着很多内容。这是一天天的生活经验所塑造出来的情感,而不是像所谓的“农民不适应城市生活”这样简单的判断。
我们的城不是一个包容的富于弹性的空间,反而坚硬异常。它的空间每扩张一步,那些卑微、混沌的生活就越被迫退远一步。北京的蚁族聚焦地唐家岭拆了,变为了公园和小区,但蚁族并没有消失,他们去了更远的村庄。有一个问题就来了:这些改造到底为谁而改?如果把这个问题忽略掉,那么城镇化就是假的城镇化,不是人的城镇化。
再譬如农民上楼。农民上楼到底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好好思考的问题。他得到了一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公寓,失去了土地、安全和精神的依托。从更深远层面讲,当一种空间结构方式失去之后,由空间产生的文化方式也随之丧失。相对应的,上楼之后,他的工作机会是否增多?他是否就真的能够本地化就业?是否就可以全家团聚?那几个集中的楼房所依托的工厂破产了怎么办?指标性的发展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变化,反而可能累积更多更大的问题。
这种粗鄙化、物质化、指标式的发展,进而导致时代精神的粗鄙化和个体存在的粗鄙化。譬如拆迁。两种方式:要么收买,要么强拆。收买怎么收买?当然是钱。政府都在以简单粗暴的金钱方式收买民众,而不是肯定他们对祖屋、祖先,对历史、时间的尊重,你怎么可能要求民众能够生长出高贵而优雅的心灵?
这个过程中不单政府采用粗鄙化的方式,民众最终也变得粗鄙化,都以金钱来衡量。很多地方要拆迁的时候农民盖更多的房子,以此来获取更多东西。这是相互的不信任所造成的一种相互粗鄙化的存在。如果换一种方式,表彰那些尊重祖屋、祖先的人,表彰那些对那条老街所拥有的历史和时间的人,用一种信任的态度来重新看待他们,也许可能会培养另外一种时代精神和情感。而这种情感恰恰我们作为一个生存共同体应该长远有的。
因此,当我们在谈城镇化的时候,当我们在以发展、国家富强、现代文明为名义摧毁村庄建设城市时,是不是也应该把作为祖母、母亲的痛考虑进去?当在对付那些抗拆民众的时候,我们还应该看到什么?他们眼睛里的惊慌,他们对老屋前的那棵树、对村后祖坟的留恋,他们对自己那片地的依赖。在你和他之间,有没有坦诚的、彼此平等的、理解的对视,哪怕三秒钟?
少一点坚硬,多一点软弱和疼痛。有疼痛才有尊重,有尊重才有敬畏,有敬畏,才有可能以善感而平等的心去面对他人和这个时代。我恰恰觉得,今天我们太缺乏多愁善感了,太缺乏对历史的敬畏,对个体情感和生命感受的尊重了,以发展、强国之名,我们把自己锻炼成钢铁人,最终,失去一颗能够体会家、爱、尊严和情感的心灵。
在新一轮的城镇化正在进行之际,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政策的完善和规划的完美,而是有必要慢下步来,去看看我们的祖母我们的母亲,每一个祖母每一个母亲在想什么,看看她眼睛里蕴含着哪些悲伤、痛苦和失去,她的痛苦或许正是中国的眼泪,对她的尊重或许正是对我们的文化、来源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依此,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我们前面的路。
唯有如此,城镇化才有可能是人的城镇化,“城市”这一具象形态所建构出的新的中国才可能是一个现代开放、合情合理,同时也充满“乡愁”的中国。这里的“乡愁”并非怀旧,并非指纯然的乡村,而是指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家园和亲人的爱与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