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学， 我只了解本土化这一领域，更只了解本土化中叶启政这一支。台湾社会学从中国化到本土化，已有三十多年。中国大陆对其工作，尤其是本土化的研究脉络了解甚少。在此，我先做个小的介绍，然后谈叶启政、蔡锦昌、邹川雄这“叶门三杰”的一些作品，姑且当个资料导言。
一、台湾社会学本土化的大致背景
（一）由于杨国枢模仿帕森斯在哈佛大学建立“社会关系学系”工作，力图推动的台湾大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合作，实际上要谈谈台湾社会学本土化已经很难掰开人类学、心理学这两个学科。举例来说，“主政”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班的谢国雄更像是人类学家，而非社会学家。而叶启政与杨国枢的师承关系也使得他与《本土心理学研究》阵营十分微妙。
（二）高承恕阵营的退出。中央研究院的一位社会学副教授谈到当年高承恕与叶启政两个阵营的故事时，大致记载如下：两位大佬倒还和气，但门徒倒是有点誓不两立，甚至在一次研讨会上不欢而散。但是，高承恕后来从理论研究转向去做中小企业研究。因此单就社会学领域而言，叶启政失去了鼎立的对手，倒是很可惜。
（三）凝聚本土化的力量有一本期刊和一类会议。期刊是《本土心理学研究》，但它对社会学的吸引力还是弱一些，社会学在上面主要是发展关于本土化主张的讨论。曾有一段时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阮新邦老师“得势”之时，《社会理论学报》也整合了两岸三地的对本土化感兴趣的力量，汤志杰、黄厚铭、叶启政都在上面发过文章，但后来因院系力量调整，这本期刊也便终了。
除了期刊，会议更有凝聚力。社会科学与本土化研讨会已开到第四届，这个研讨会是以叶启政中心，主要阵营已经转移到了南华大学。早期，还有杨国枢、金耀基等人推动的研讨会，费孝通当年曾赴香港参加过此类会议。但后来香港更加美国化、台湾的社会学也开始分化，中国大陆也开始成熟，这股合力便没有了。总之，本土化学术社群已经走向“消散”，叶启政对此也感觉无奈
（四）台湾社会科学的考评体系比中国大陆更为国际化，这从发SSCI文章的学科分类与数量便可以看出来。目前，台湾形成了发SSCI和发TSSCI分化很严重的现象。对于做本土化的学者来说，尽管早期像黄光国能够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上发文章，但现在已然达不到当时的学界期待。
对此，以本土化为志业的学者多以书籍的形式发表作品。例如谢国雄平均每三年出一本书，但基本不发文章。对于这种行为，黄厚铭笑称是对考评制度的“撞击”尝试。叶启政作品也主要是以书籍的形式发表。
总之，本土化真的是个复杂的东西，我也不以为一两篇文章能说清楚。更主要的是，本土化作为一种志业工作，是一篇文章搭着一篇文章登上楼顶，在现行的考评体系中，很少会允许你搭这个一层层的台阶。
二、台湾社会学本土化总览作品
有三个作品我以为不错：
（一）叶启政《全球化趋势下学术研究“本土化”的戏目》。在这篇文章中，叶启政是把台湾本土化领域（包括心理学、文化研究）关于本土化的说法都梳理了并一一比较，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身心状态”说、以及社会学本土化在全球脉络中的定位旨趣。
（二）汤志杰《本土观念史研究刍议﹕从历史语意与社会结构探索﹑建构本土理论的提议》。在这篇文章中，汤志杰以内在视野批判叶启政一系以来的外在视野的缓慢贡献乃至本土理论停顿，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本土观念史/概念史主张。其实，汤志杰这种看似马上见成效的本土研究，可能实则是更为缓慢的贡献。
（三）谢国雄编（2008）《群学争鸣：台湾社会学发展史》。这本书涉及领域很广，包括家庭、性别、国家、公民社会、本土化各方面的台湾社会学研究历程，乃至包括台湾日治时期的社会学成果。
三、“叶门三杰”的资料导言
（一）叶启政
叶启政的资料有一个轴线，两个辅线。
1. 对西方社会理论的反思。《进出结构—行动困境》与《迈向修养社会学》、以及13年新出的两本书《象征交换和正负情愫交融》《深邃思想系链的历史跳跃》（叶说：实际上是一本书，但字写多了，于是写成了两本书）是他的反思三部曲，并就此“封笔”。除了三部曲，还有《观念的巴别塔》等停顿之作，这正如福柯在从《规训与惩罚》到《主体解释学》中必须要一个《生命政治的诞生》作为停顿一样。作为总鉴，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收录了《观念的巴别塔》全篇，还收录了一些期刊论文（如在《社会理论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是个不错的辑子。此外，北大李康李猛读研时期的《社会理论论坛》连载了6篇叶启政在北大的演讲，可视为叶启政遇到鲍德里亚前理论反思的综述，也是个不错的入手读物。
叶启政这三部曲的特点是：西方内容占90%，东方内容占10%，他更试图以东方的10%翻转西方的90%，正如以行动翻转结构一样。
2. 传统与现代关系、后现代文化现象。这是本土化不可避免的背景铺陈问题。我以为翟学伟乃至近年边燕杰想走的本土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的功夫很欠缺。直接说当下是说不好的，只有至于传统—现代（我更倾向于前现代—现代脉络说法）中才能说清楚当下。中国出版的有《期待黎明》（这本书收录很全），台湾出版的《社会学和本土化》、《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叶启政还对后现代文化现象感兴趣，像科技、消费、传媒。我猜这是因为他受鲍德里亚影响，也是一种停顿犹思之作，但这些作品并未像传统与现代争辩那样系统。
3. 本土化主张。本土化是肯定有价值关涉的，关于如何做本土化，怎样做本土化，叶启政与杨国枢、黄光国等人看法是不同的，他必须提出自己的主张才能占地位。本土化主张，其实其主张从80年代就已确立，但关于本土化旨趣的野心倒是慢慢变小了：（1）《社会理论本土化建构》中收录八九十年代文章还谈过解放旨趣，后来他不谈了。（2）《迈向修养社会学》有个“奇怪”但却野心勃勃的附录，后来却没引用过。（3）2013年第4期《社会》上发了叶启政的文章，他折衷地将“修养”概念分了个层次。
（二）叶门两大弟子
1.蔡锦昌
蔡锦昌是叶门大弟子。这位怪人有义和团精神，叶启政没有正面评价过这种义和团式本土化做法。蔡以为，本土化就是要要自起炉灶，与西方社会科学传统决裂。
他的早期作品做的是西方社会理论研究，比如其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分别是关于韦伯研究、知识分子研究。由此可见，其实蔡锦昌早期自己的主张一直未定。知识分子研究很可能跟当时叶启政随希尔斯做知识分子研究有关，而韦伯也正是当时热潮。
在有了西方知识的准备之后，蔡锦昌转入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考。他在荀学方面有一些新奇的想法。96年出版过《拿捏分寸的思考：荀子与古代思想新论》，这本书后来常被叶启政引用。同时，在一些台湾荀学研究综述中，也常会提及此书，这倒是内地的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学者常未达到的。
诚如上面所说，他要破除西方社会科学的基础，如二元、概念、分类等等。为此，他做两方面工作，一是将二元与二气、分类与五行之类比较工作，二是对古代文本的训诂、解经。
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确很难让人接受。
2.邹川雄
叶启政在那10%，会一次性引用三人作品：一是唐力权作品、二是蔡锦昌作品、三是邹川雄作品。
徐冰曾写过对邹川雄作品的书评，其中不少赞誉之词。的确，不谈内容，光此人的学术志业便是很多人难以达至的。
邹川雄代表作品是《拿捏分寸与阳奉阴违:一个传统中国社会行事逻辑的初步探索》，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后拆成《中国社会学理论：拿捏分寸与阳奉阴违》与《中国社会学实践：阳奉阴违的中国人》两本书出版。
有意思的是，邹川雄后来转向不做本土化，反倒做起了通识教育，这被汤志杰拿作本土化理论停顿的案例。
四、余言
也许在中国大陆学者看来，很难理解叶启政为什么门徒众多，地位甚多，功力又深，但却做不成本土化“事业”，反而成了现在的“消而散之”的样子。这也许和他的性情与为人处世原则有关，的确不忍苛责。
他的一些弟子，从本土化起步，到现在还留在本土化领域甚少。比如黄厚铭，虽然一直“追随”，却一直未见有本土化作品。当然，这也许和台湾高校目前发展状况有关，叶门弟子多数只能去私立高校，如南华大学占了教席，很少能在台大、政大等一类高校占位置。
如果叶门这一脉断了，甚为可惜。我指的是，本土化命运难测，而脉络又短，若断了，不知何时能再续上。另外，台湾整个大环境，诚如罗大佑所唱“亚细亚的孤儿”一般，岛国意识可能越来越重，中国大陆学者若不再台湾取经（如翟学伟、边燕杰、徐冰）以将两岸脉络之弦续接，不知整个汉语社会学何时才能重返西方。
附：叶启政主要书籍作品（不含书籍篇章和编著作品）
叶启政，1984a，《理想与现实之间》台北：时报。
——，1984b，《社会、文化和知识分子》，台北：东大。
——，1991a，《制度化的社会逻辑》，台北：东大。
——，1991b，《台湾社会的人文迷思》，台北：东大。
——，2001a，《传统与现代的斗争游戏》，台北：巨流。
——，2001b，《社会学和本土化》，台北：巨流。
——，2004，《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论述对话》（第二版），台北：三民。——，2005a，《期待黎明：传统与现代的搓揉》，上海：上海人民。
——，2005b，《观念巴贝塔：当代社会学的迷思》，台北：群学。
——，2005c，《现代人的天命：科技、消费与文化的搓揉摩荡》，台北：群学。
——，2006，《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
——，2008，《迈向修养社会学》，台北：三民。
——，2013a，《彳亍踬顿七十年》，台北：远流。（与何荣幸合着）
——，2013b，《象征交换和正负情愫交融》，台北：远流。
——，2013c，《深邃思想系链的历史跳跃》，台北：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