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有借古喻今的习惯。近代以来，又增加了借西方说事儿的偏好。在中国话语体系中，西方是一种想象共同体，有时候是意识形态的概念，有时候是文化概念，有时候是地缘概念，有时候是发达经济体的代名词，总之是跟中国不一样的。我们的宣传中，也反复强调不走西方道路，不搞西方那套。通过拿西方来说事儿，是为了证实自己。

其实，“三个自信”的中国，大可不必如此。告别西方，始终是未完成时；再别西方，成为中国社会之痛。强调中国特色，仍然是未走出西方，原因是对西方的种种误读：

首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张维为等学者指出西方民主的阴暗面，惹恼不少视西方为神话的人，形成所谓左右之争，其实是两个西方之争。中国人的西方观，乃中国观的折射：凡是对中国抱怨多多的，多半迷信西方；凡是对中国信心十足的，多半不尿西方。

日前在外国驻华记者协会(FCCC)组织的演讲会中，笔者回答中国缺乏政治自由的提问时说：“在华盛顿，所有建筑不能高于华盛顿纪念碑；在北京，我们有规定所有建筑不能高于毛主席纪念堂吗？在中国，骂毛主席的言论比比皆是，在美国能想象骂华盛顿的言论吗？”对方无语。

其次，只知其果，不知其因。

四中全会本应将宪政之争画上句号，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人还在纠缠党大还是宪法大的问题。其实，依法治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当然是把国家治理得更好。

西方的宪政也好、依法治国也罢，有个前提就是政教分离——“把凯撒的给凯撒，把上帝的给上帝。”人本主义、法律至上的思想是其结果。但在中国，既不存在西方的因——黑暗的中世纪，也不存在单一宗教主导社会的情形，何来西方的果——政教分离、启蒙运动？！

美国火爆电视剧《纸牌屋》将阴谋的核心直指白宫，一些人问，这在中国行吗？当然不行，因为中南海所代表的党的领导是世俗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结合，某种程度上承担上帝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甚至问“谁来监督共产党”，正如问“谁来监督上帝”一样荒谬。美元上印着In God We trust，人民币上未印“In CPC We trust”。

时下，又在探讨共产党员信不信教的问题。其实，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生根发芽，关键是与传统中国“天下大同”等思想契合。正如佛教内化为佛学、禅宗一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走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发展道路的因。

再次，过于学其反，不及其正。

汤一介先生曾感慨，中国人学多了西方的反，而不及其正。漫步在巴黎的拉雪兹公墓，才真正体会到汤老的意思：巴尔扎克公墓在拉雪兹公墓旁鲜有问津，而雨果却安息于先贤祠。当时对我触动颇大，因为传统印象，他们是齐名的法国文学大师。现在看来是由于革命需要，抬举了巴尔扎克。这就提醒我们，也许我们认识、学习的西方，并非西方的精髓，而是选择性记忆？！

总之，中国的问题，西方的答案，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束缚我们不少人。过去，西方的答案是建立在西方成功基础上的，而且确保除了西方之外没有其他成功例子，好比没有看到黑天鹅，就认为白天鹅大概是普世的。

西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尽管仍然有其生命力，但日显其落后性一面。就拿生活方式说，《自然》杂志刊发的最新研究表明，西方饮食模式威胁健康和环境。越来越多的人向西方饮食模式靠拢，将导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患者人数上升。同时牛肉及鱼类制品的生产导致碳排放量上升对环境影响也不容小视。这就提醒我们，要把西方当做问题来对待，而不是希望。走出西方，才能成为自己。

再别西方，一个沉重的话题。只有再别西方，才能走出近代。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