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是当下描述中国经济的一个热词。“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开始发生改变。比如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缓慢回升，第三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收入分配也已经逐步得到改善。

也就是说，新的增长模式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那么，真正完成经济转型，还需要积极推进哪些领域的经济改革。笔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益平。

只有推动技术进步才能保持我国经济竞争力

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扩大。

当下，中国经济正呈现出新常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黄益平认为，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均GDP增长达到近10%，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例如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现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出口市场面临压力，“最近出口开始改善，但增速也只有5%-7%左右，与全球经济危机前20%以上的增长有相当大的距离”。

这个因素是周期性的，但不容易改变。尤其是我国政府在全球危机期间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虽然有效地保住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

“新问题还包括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黄益平表示，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的人均GDP为200美元。现在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过去有竞争力的一些行业现在遭遇到了困难。

黄益平认为，新常态下的问题，有一些是周期性的，但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刺激政策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要保持可持续增长，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做起来并不容易。“只有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我国经济才有可能保持其竞争力。”

通过改革可实现中高速增长

关键是要推动要素市场的开放

黄益平认为，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他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一个支持经济增长的策略是加快经济改革，从而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趋势增长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发现，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真正得到落实，短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也许会下降0.2个百分点，但到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黄益平举例说。

经济学者陆旸和蔡昉的分析表明，如果真正推进计划生育、户口制度等改革，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提高1-2个百分点。黄益平和学者纪洋的合作研究也发现，如果我国比较彻底地推进金融改革，GDP增长速度可能提高0.7-1.4个百分点。这些意味着通过改革实现中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包括60个方面的措施，十分完整，包括行政审批、土地流转、户口制度、财税改革等等。”黄益平分析说，这个决定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顶层权威，这包括有一个最高权威的改革领导小组以及对改革方案的顶层设计。二是比较完全的市场化，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他表示，我国过去三十几年的经济改革实质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所采取的具体改革策略有不同的描述，比如渐进、自下而上和摸着石头过河等等，但核心是两个双轨制。

“一个是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双轨制。”黄益平说，在改革初期保留了国有企业，同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这个策略的好处是既避免了改革初期产出萎缩，也没有主要群体的利益直接受损，所以我国在改革期间的经济一直稳定增长。随着民企进一步高速发展，国企在经济中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向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比较容易。

“第二个双轨制在产品与要素市场之间。”黄益平分析，我国的产品市场几乎已经完全放开，农产品、制造品和服务产品的价格基本都是随行就市、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在要素市场包括土地、能源、劳动力、资金等市场，政策性力量依然存在。

这些政策性力量从总体看来是压低了要素价格或者生产成本，它们相当于是向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但向居民变相地征税。也就是说第二个双轨制或者不对称的市场化实际相当于从居民向企业的收入再分配过程。

对此，黄益平认为，要转变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甚至推动经济升级，关键是要推动要素市场的开放，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