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由于前一段SARS的肆虐，使得医院和医务工作者成为媒体和社会各界讴歌、赞颂的对象，正处于风头浪尖，正在被一些人吹捧成“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这种形势下，我写这一篇文章确实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是“蚍蜉撼树，自不量力”。但我还是要写，因为我相信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种感受。而千千万万个和我有同样感受的“蚍蜉”一起齐心协力，必然会撼动杀人不眨眼的“医疗产业化”这棵“大树”。
本文最初于2003年7月在网络上发表，在一些网友转载时，把题目改成了《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这样做当然可以吸引读者眼球，但我认为这个题目不严密，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而且使得本文偏离了主攻目标——医疗产业化。因此，我恳请转贴者注意：如转贴此文，请尊重作者的原标题。
一、遭遇不幸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是我摘自《中国医学生入学誓言》里的一段话。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庄严而神圣的承诺时，我内心就会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这世间还有什么信任，能够比“性命相托”更加厚重呢？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因为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长大做一名医生。但是由于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直到两年前由于我们家老爷子得癌症，我开始频繁地与医院打交道为止。
从二○○○年国庆节以后，我父亲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或高烧。开始只以为是从山西来武汉水土不服，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时间里，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二○○一年三月初，父亲又一次发起高烧，外带胸腔剧烈疼痛。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心肌炎”，住院治了几天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疼痛了。后来医院发现父亲胸腔积水，又怀疑是“胸膜炎”。直到三月下旬，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和球蛋白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一所全国闻名的大医院，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很快查明父亲的病，竟然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闻所未闻、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怀着一丝侥幸，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复查。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最后一份确诊报告也是A医院出的，我拿报告那天，检验室几个医生正在闲唠。把那份沉甸甸的检验报告递给我时，一位化验员一边嬉闹，一边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这个病就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当即心头一沉，然后又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化验员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得知这个噩耗，我母亲的血压骤然升高，连路都不能走了。幸亏发现及时吃上降压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母子一直把这个消息瞒着他，只告诉他这是一种发展很慢、通过化疗可以治愈的病，即使无法治愈一般也有七八年的生存期，最长的有二十多年的。父亲乐观豁达，知道母亲血压高还宽慰母亲说：人过七十古来稀，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七八年也七十多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没得这病的也该死了，你还急个什么呢？现在惟一的希望，就是能见见孙子。
表面上母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背地里只有我们母子时母亲就以泪洗面。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说：本来到武汉落户，还想帮帮你们，却没想到竟然得了这么一个病。既然这病这么贵，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宽慰母亲说：“妈，赡养老人是我们下一代的义务。别说现在咱们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我想俺姐也肯定是这样想的。”
二、三等公民
就这样，老爷子住进了A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给我父亲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于是问：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父亲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那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我父亲回答说：“我是普通工人，不是高干不是大款。”于是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现在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
当我们来到住院部时，发现那里早已人满为患。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走廊上临时搭起来的矮小而狭窄的行军床，心想在这种环境下不利于父亲养病。因此我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干部病房”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由于患者多为各级“公仆”，这里的护理也周到，医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在病床不紧张的时候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公仆”住院、床位不够时，“主人”就必须得腾房子。因此，在这里住院不保险。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二十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条件按说不错，只是价格不菲：即使不用药，每天光各项护理费用累加起来也有三四百元左右。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我本来想让父亲住进去享享福，然而当我回来跟父亲讲时，立即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说：我又不是大款，你也不是；能治病就够了，不要花冤枉钱讲条件；如果你非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的。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父亲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平米的房间，大约长六米、宽五米，里面放了八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八张病床，每张宽约九十公分，长约一点九米，床与床之间仅有零点六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一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十六个人，八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我觉得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老爷子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开始我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老爷子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老爷子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老爷子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老爷子感叹道，“他治不起！”
可是，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那么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似乎散发着一种油漆未干的味道，就象个暴发户那样显得那么富态；可是，这两个地方人总是那么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的、灰黢黢普通病房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你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老爷子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代表他们？
滑稽的是，当我走出医院的大门，居然还看到医院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感觉到这真是他妈的一种绝妙的讽刺。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后来我披衣来到书房，难忍心中悲愤，针对残酷的现实创作了一则民谣《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
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
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
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
二等公民大老板，高级病房赛宾馆；
家具电器皆具备，护士小姐送温暖；
要说存在啥遗憾，只是自己得买单；
虽说要价太离谱，投入产出还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挤张病床来保命；
八人一室虽拥挤，不睡过道还庆幸；
医生护士冷冰冰，差一分钱把药停；
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积蓄要用净。
四等公民是穷人，有病无钱莫进门；
救死扶伤啥玩意，是死是活无人问；
一家老小抱头哭，回家等死何堪忍；
朱门酒酣美人醉，路有冻死病死人！
三、冷血医生
二○○一年四月一日，父亲开始了第一个化疗疗程。从此，我每天下班都要赶到医院去探望父亲；有时则顶替疲惫不堪的母亲，在夜晚陪护着父亲。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此外，还有一波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老爷子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什么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混到了教授职称。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保养的很好。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老爷子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医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老爷子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老爷子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
“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医天使”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老爷子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老爷子笑得多勉强。虽然以前我和我妈都知道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老爷子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老爷子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老爷子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亏得老爷子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他妈的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混帐话以后，会怎么样？！
我曾经读过日本左翼作家森村诚一写的一本描述日本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书——《魔鬼的乐园》。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七三一部队的“科学家”们，将他们用于冻伤实验的“马路大”（日语“圆木”的音译，指人体实验用的活体）的严重冻伤的手指展现给学生们看，再用棒子敲击冻得发硬的手指，霎时皮肉脱落、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魔鬼科学家们讲解道：“冻伤就是这个样子……”而眼前的景象，就使我联想起《魔鬼的乐园》中的那些人面魔鬼，他们做的事情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难道不是同样的残忍与冷酷吗？而这些普通病房的病人，不正和七三一部队里的“马路大”们一样无助与不幸吗？
不，这还不算是残忍的，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老爷子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老爷子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3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就可以走人。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让学生做骨穿。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老爷子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8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可怜老爷子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后，老爷子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结帐时，那些个王八羔子实习学生们轮流骨穿时戴的8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这是他妈的什么逻辑？！
残忍吗？不，这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老爷子第一次化疗时，病房有个在校大学生，好象是冶金学院的，2001年时才20岁，长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这个大学生是家中老幺，生下来没几年就死了妈。他爹是个肤色黝黑、面黄肌瘦的农民，由于妻子早逝，靠种几亩地辛辛苦苦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家庭的条件可想而知。据他讲：校方已经几次三番找他儿子谈话劝其“退学养病”，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老农民不得不外出借钱去了。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妈。我妈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说：“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我妈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1500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我妈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这情况下谁能睡得着？几个做过母亲的人，出于伟大的母爱，凑份子凑了1500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哪管你是死是活？这是“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的规矩。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他妈的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帐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老爷子停了药，我妈打电话给我让我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给打针，什么保证啊都没用的，于是乎本来要打到晚上10点左右的针，一直要推迟到凌晨才能打完，我妈和我老爷子就不得不熬夜打针了。
冷血医生第二天早晨查房，看看地上未干的血迹，只是皱了皱眉头，一句话没说就走了。斯大林曾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现在则说“共产党员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而我看我们这位“白衣天使”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一种不懂得任何怜悯、任何情感的特殊材料制成的冷血怪物。
四、谋财害命
从2001年3月到2002年3月，我们家老爷子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一共化疗了11个疗程，每次疗程多则一万六七千，少则七八千，一共花掉了十万块。虽然我和我姐工作都还算可以，但如此昂贵的治疗费用很快使得我们全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治疗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现在我已经知道了答案——根本不是！我们家老爷子自2002年转院到省人民医院以后，现在每个疗程花费基本上维持在3000元左右，而且每次费用变动都不大。那么，冤枉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根据我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途径：
方法一，离谱的药价。
以我老爷子必须不断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双黄连口服液为例，同是一个药厂、一个牌子的这种口服液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定价是27元一盒，在××人民医院定价是16元一盒，而在药店里卖7元一盒。要知道，现在的药店也不是学雷锋的，药店也要赚钱，可是在医院里的要价，竟然是同样赚钱的药店里价格的400%！别小看我们温文尔雅的“白衣天使”，他们定价的想象力连超现实主义诗人都会望洋兴叹；别小看我们貌似忠厚的“健康卫士”，他们的奸诈连市场上的奸商都自愧不如，别小看我们手握手术刀的“生命守护神”，他们手里握着的可是宰人的大刀啊！
这是偶然现象吗？不是！我老爷子在这个医院所用的全部药方子，都比药店里的贵很多！只有这一家医院感这种黑心勾当吗？不是！据报纸登载，前不久成都几家药店掀起了药品降价风潮，这对于一些贫困的患者来说无疑是个福音。然而不久，成都某大医院就召集由药商、各大医院药房、有关物价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要求药商和药厂不得再向低价药店供药，否则医院就停止进该药商或药厂的药品。由于80%的药品是通过医院送达患者手里的，药商得罪不起，因此只有全部答应。一次药品降价行动胎死腹中。我们不禁问道：作为“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院为什么要把对患者有好处的药品降价扼杀呢？这是因为医院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了。医院是药品流通中的一个特殊环节：一方面对于药厂，它是买方市场，药厂必须巴结医院；对于患者，它又是卖方市场，因为患者必须唯医生命是从。这样特殊的地位，导致了医院拥有无限权力，既可以低价买进，也可以高价卖出——这是不正当竞争，必须有法律限制其暴利。君不见，这几年医院越修越漂亮，“白衣天使”们的住宅档次节节升高，腰包也越来越鼓，食有肉，行有车——他们是又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只可惜，他们的富裕是建立在穷人无助、残酷剥削患者的基础上的。
每当我经过医院门口时，我都会感慨万千。那些拒绝收治贫穷病人、变着法坑骗患者钱财的医院，怎么好意思在大门上画上红十字爱心标志？依我看，最好直截了当地改成一个孔方兄加一把大刀好了。
那么，药店究竟有多高的利润？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制药集团的董事长，他们主要生产VC片剂和其他一些抗生素。跟他见面那天恰巧我的一个朋友生病，买了一盒抗生素吃。董事长见到这盒药以后问多少钱买的，我朋友回答说二十多块一盒。董事长笑了笑，说：你知道这药成本多少钱一盒？两块。我和我朋友登时目瞪口呆。董事长无奈地说道，现在药品流通环节实在太黑了，一方面我们药厂出厂价压的很低，药厂利润非常少，很多老的制药企业都破产了；另一方面患者购药价格奇高，很多患者吃不起药、看不起病。钱都被医院和批发企业赚走了。现在一般的药，成本价与售价（药店）之间至少有400%的利润空间，有的甚至是1000%的空间；而在医院里更高。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里说过：“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家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就能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而面对今日的白衣刀客们1000%的利润，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显然显得过于缺乏想象力了。就这么着，我们被这些白盔白甲的大刀客宰掉了不知多少钱。
方法二，黑心的处方。
由于近年来曾有很多良心未泯的医药代表站出来揭过黑幕，医药代表的问题许多人已经有所耳闻了。然而，医药代表主攻对象——医生——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主动站出来揭黑幕的。对，行贿的医药代表有脸上挂不住的，可是受贿的医生却没有一个脸上挂不住的，可见白盔白甲的大刀客们心理素质有多好。但是，仅从我老爷子在××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临床医院的经历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那只开出黑心处方的黑手。
我父亲在A医院化疗时，每次化疗的用药，最贵的不是化疗药物，而是五花八门的辅助药，有护心的、护胃的、护肝的、护肾的……还有一些药，我们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到底是护什么的。有时，竟然同时打两三种护肝的药物。臧教授的解释也很理直气壮：化疗药物等于毒药，如果不用这些辅助药会对人身体有很大损害。我们做晚辈的最怕父亲受罪，只好赶紧让人家开处方。但是当我父亲一年后转院到B医院时，给父亲治病的陈教授却说：“这些所谓的辅助药，除了前两次化疗时要使用，以免对身体有刺激外，以后疗程则需要根据病人反应确定；一般身体好、反应小的就应该停药。根据我父亲的反应情况，可以说第三个疗程以后完全没必要用药了。可以说，A医院在十一个疗程里每次都开这么多处方，是不对的。”
每次化疗结束后一两天内，父亲都会出现高烧症状，这是身体对化疗的反应。后来我们知道对付这种高烧，只用给病人肛门塞一种退烧药“双氯芬酸钠”就可以了，两天以后保准退烧。这种“双氯芬酸钠”在药店里只卖七块一盒，每次化疗用不到三分之一。可是当臧教授说这需要输抗生素、留院观察时，我们只能诚惶诚恐地照办。本来父亲得这个病之前很少生病，打廉价的青霉素就特管用。可是臧教授却只开一种叫“舒普申”的特效抗生素，每支一百五十块，一天要四支，最多时打六支。于是，父亲每次化疗结束后都要打十八支“舒普申”，药钱加其他乱七八糟费用，一次就要三四千块，在A医院的十一个疗程里有十个疗程是这样的。其间，还是要靠“双氯芬酸钠”退烧。到了第十一个疗程，我父亲嫌太贵而坚决不肯打“舒普申”，化疗完立即出院回家。到家里用“双氯芬酸钠”后，我们才发现其中的奥妙。由于用“舒普申”太多，我父亲后来感冒发烧时打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完全没用了。
还有，医生每次都给老爷子开一种叫“××扶正颗粒”的药，说持续服用这种药对于改善人体状况，增强免疫机能非常有用。这药在该医院售价45元左右，累计一年老爷子一共吃了100多盒，共花去了大约5000元左右。后来我们才发现，“贞芪扶正颗粒”属于一种“万金油”性质的药，虽却有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但实在不是治疗的必备药，也对治疗结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种药出厂价仅7元左右，在医院却以高出其出厂价的6.5倍的价格出售。由于此药利大，这家医院除了小儿科以外所有的病房都在向患者推荐这种“万金油”。
有一位在医院药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药剂师，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写了一篇名为《医院药价为何居高不下——一位老药剂师的思考》的文章，从医院的角度给我们说明了离谱药价中的奥秘。以下就是我从中摘录的部分内容：
我在药房工作40多年，从配药到制药基本过程我都了解。依我看目前药价居高不下有以下原因。首先是由卫生部颁发的《中国药典》、《基本药物目录》难以执行。医务工作者都知道，《中国药典》和《基本药物目录》是经过专家反复论证后颁布的，具有权威性。而事实上，目前在执行过程中却变了味。比如说，对于一般感冒所采用的基本药物———阿司匹林，每片只有两分多钱，医院不是没有，但医生在开处方时，却说没有。患者不懂医，只好任凭医生开高价药。一盒10片装“巴米尔”6元多，其成分就是“阿司匹林”。又如，缺铁性贫血常用药——硫酸亚铁，过去1元钱可买100片，如今在医院再也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商品药“福乃得”，每板7粒价格为20多元，其成分还是“硫酸亚铁”加上若干维生素（价值几分钱）而已。再如，当前盛行的“补钙”药从医疗角度看，100片乳酸钙或葡萄酸钙加服维生素AD总共不过几元钱，其疗效不亚于每瓶30片40多元的“××钙”之类（注：此类药品的成分其实就是普通钙加维生素AD）。医院一般不给患者开普通钙片加AD，而热衷于开高价的“××钙”之类。更让人气愤的是，对于一些青霉素适应症患者，几角钱一支的青霉素理应首选，却偏要你打近百元一支的进口药，一些并非疑难病症的普通疾病，动不动就要你作CT检查等等……患者不懂医，若实在看不起病，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其次是医德医风太差。我早期从事药房工作时，药品价格一直很规范。那时在医务工作者的心目中，医德医风是至高无上的，药品毛利率被严格控制在15％至18％，即使医院自制的药剂，也不得超过成本价的50％，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将被视为犯了政策性错误。有些患者盲目追求用好药，医生还得耐心地作合理用药的宣传工作。如今却出现了怪现象：不作科学宣传，反倒搞价格欺诈，改了名称的普通药，价格竟翻了上百倍没人管，就连医生们对此也很有看法。明明知道“巴米尔”的成分就是“阿司匹林”也无可奈何。因为医院没有“阿司匹林”，只有“巴米尔”。不少医院为了鼓励医生多开高价药，竟把处方权与医生的经济利益挂钩，强迫医生做违心事。更令人气愤的是，许多药品的出厂价并非实际出厂价，批发价也非实际批发价，“暗箱操作”是各级医疗管理部门心照不宣的问题。厂家有厂家的苦衷，医院也有苦难言，其结果是纵容了暴利行为大行其道。据我了解，一种名叫“迪恩安”的干扰素，每支50元，还包含了邮资费（该厂是卫生部批准的专门生产干扰素的厂家）。但在一些大医院见到的另外一厂家生产的干扰素，品质一样，每支价格却在180元。后中央电视台曝光了此事，该药才恢复了正常的零售价格（每支66元左右）。显然问题主要出在流通环节上。中央电视台不可能对每一种药都追踪曝光。常用的抗过敏药“特非拉丁”，出厂价每板3．5元，到了医药公司手里就变成了7．3元，到了医院每板就是10元。常用于冠心病的药物“卵磷脂”，在医药公司的批发价为每瓶91.30元，其实出厂价每瓶是50元。医院50元购进，零售价却卖到每瓶107元，翻了一倍。肝炎用药“病毒唑”，出厂价每板6元，经医药公司一倒手，再到病人手里每板就成了16元。这中间的暴利谁来管呢？
就这么着，我们又被白盔白甲的大刀客们黑心的处方坑走几万块钱。
方法三，真实的谎言。
当父亲化疗到第八个疗程，浆细胞已经从最初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到了第十个疗程，浆细胞更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后来我们转到B医院后才知道，如果浆细胞降到百分之三以下，暂停化疗而改用肌肉注射干扰素，就可以有效地减缓浆细胞上升，等浆细胞上升到百分之十以上再化疗。这样做，一是可以大大节约治疗费用，二是可以使化疗间隔大大延长，也就避免化疗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三是减少化疗次数，防止产生抗药性，也就可以延长患者寿命。然而，臧教授对干扰素的事情却一字不提，只是一味要父亲不断化疗。无论是做妻子的还是做儿女的，都盼着父亲好，又不懂医，所以人家臧教授让化疗就赶紧化疗，一天也不敢懈怠。后来，当父亲转到B医院之后，给父亲看病的陈教授看了父亲的病历，摇着头说：“唉，化疗次数实在是太勤了，这对患者今后化疗非常不利。”果然，当陈教授他们着手给父亲化疗时，发现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效了。
在A医院期间，我们发现：臧教授对我们病房中的很多人都隐瞒实情。父亲第二、第三次化疗时，住我父亲邻床的是一位退休工人，在家杀鱼时不小心割破了手；当时没有当回事，谁知却引起了破伤风，治破伤风时又查出得了急性白血病。住院期间，老工人一直高烧昏迷着没醒过来，无论用什么方案就是没法退烧。一般而言，急性白血病基本上治不好的，也活不了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有点良心的医生就应当建议：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宽余的话，最好意思一下停止治疗算了。那一家子人很亲的，摸不清医院套路的老伴就央求臧教授用最好的药。这真是正中臧教授下怀，人家正巴不得给你用好药呢，那样回扣大大地有。于是乎什么贵药都用了，短短四十天时间里花掉了二十来万，花掉了那家子最后一个子儿，没钱也就停药了，最后回家等死去了。那家属临走时质问臧教授：“为什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他的病治不好？”臧教授回答倒也理直气壮：“不是你们要我用最好的药吗？我尽力了，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着，维持了老人家四十天没醒过来的生命，用掉老两口和子女的全部积蓄，这家子人恐怕连给老人家办后事的钱都没了。
当时还有一个农村来的患者，因为在乡镇企业当油漆工苯中毒而导致了白血病，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垮了。那家人东拼西凑了四万块钱治病，因为缺乏和医生打交道的经验，跟臧教授谈话时交了底牌，说自己只有这么点钱，要是治不好就算了。臧教授听了，就含含混混地说：这个病，四个疗程“差不多”可以“有些成效”，一个疗程大概需要一万。当时我母亲坐在旁边，听了直纳闷：不是说治白血病要很贵吗？怎么这次出了鬼，这么点钱就可以治好？母亲还直以为臧教授发了善心呢。后来那个患者化疗了四个疗程，花掉了恰好四万块钱。没钱了，臧教授让他“回家慢慢养”。不久以后，父亲在化疗时，听病友说那个农民已经死了，留下几万块钱的债务给他的亲人背着。
臧教授看病时还喜欢看人下菜，那个农民四万元的医疗费对见过大世面的臧教授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有一个电信局干部，姓刘，得了跟我父亲一样的病。但电信局效益好，是实报实销的公费医疗。臧教授一看，好哇，来了个冤大头，于是每个疗程都拼命加“好药”，一次化疗就花了他将近五万块钱。到了二○○二年三月我父亲离开A医院转到B医院时，姓刘的已经花掉了将近七十万了。同样的病，同样的病房，费用差距却这么大。可见臧教授对我们这个小康人家，还算是下菜下得很准的。
方法四，多余的检查。
所有看过病的人都有体会：现在到医院看病，不少医生首先会让你做一个又一个检查，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的全身CT、核磁共振。本来检查作为诊断的依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是，一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医院为了多赚钱，强迫医生让病人做很多完全不必要的检查。有些检查只不过是多花几个钱而已，比如心电图；有些检查则是有害的，比如频繁的X光透视。
自从我父亲住进A医院，各种检查就成了家常便饭。反正我们患者和家属也不懂哪些检查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人家让查就查呗。但是至少有两回，让父亲做了完全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检查，一次是父亲第二次化疗期间，要父亲做骨扫描，花了六百多块。其实我父亲这个病臧教授心里很清楚，肯定是要侵蚀骨头的，浆细胞控制住了，骨头就好些；浆细胞升上去了，骨头就被侵蚀。可臧教授还是要我父亲去骨扫描，等到结果出来，父亲问臧教授有什么结果，臧教授说：“哦，更加确认了你是多发性骨髓瘤。”我父亲一听，心想：你没确认我是多发性骨髓瘤给我化疗干什么？于是心中有疑惑，就私下问了那个科的另外一个主治医生李大夫。那个李大夫还算有点良心，看左右无人就偷偷对父亲说：“这个检查确实没有必要，你这种早就确诊了的病人，可以不做。”
还有一次是个实习学生，晚上十点多钟突然送了张单子要我父亲第二天去做个胸透。其实我父亲在住院前、住院后，因为胸部疼痛，一再误诊而已经连续做了不下十次胸透了，干嘛冷不丁的还要胸透？我父亲觉得其中蹊跷，坚决不去，那学生见状失望地走了。我估摸着，那学生估计是打算了解了解骨髓瘤病人的胸部状况，可惜我父亲没满足他的好奇心。
方法五，迷人的帐单。
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迷，而医院的帐单就是这未解之迷中的一个。每次从医院拿来帐单，我和我妈都得像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仔细揣摩、研究一番，但是往往还是一头雾水。间或也有例外，比如前面我曾提到的8个实习生的手套和8次骨穿费用问题，我们看出来了，与医院交涉后医院不得不没好气地退还了这些钱。然而还有很多我们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比如明明没有开空调却要收空调费等，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不过有一条永恒不变的定律，那么这些迷人的帐单无一例外是“错误地”多收了患者的钱，而不会“错误地”少收了患者的钱，假如你能发现问题的话。医院的“错误”也是这么可爱，永远只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假如我们的国有企业也会犯这种“美丽的错误”，那国有企业没有一个会亏损的。当然，帐单上这些迷团所涉及的金额要远远小于前面几个因素的金额，和它们比起来，迷人的帐单只算是“温柔一刀”。
方法六，自费的试验。
二○○○年国庆节我去北京找工作时，我在卧铺车厢遇到了一个留学归国不久刚分到北京某大医院的女医生。由于彼此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混熟了。女医生大约是刚出校门不久的缘故吧，尚良心未泯。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内幕：在西方国家，当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投入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副作用时，必须明确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后免费进行治疗，对试验出现的风险也要负责到底；而在我国，医院从来都不会明确告诉患者这是临床试验药品，也决不会因为是充当试验实体而对患者减免任何费用，这已是国内医院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这位女医生非常难过地表示，医生们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医学试验，违背了医学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费的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成功了，他出名、你买单，名利双收而又不承担任何风险，试验失败则患者人财两空。她说她对医疗界的这种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写到这里，我想起前两年某地出的一个事，一个得了白血病的研究生，本来攒了10万元准备做骨髓移植的，结果相信了某医院某教授的一种白血病的新治疗方法，花了10多万元以后，病情未见好转，结果这个研究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捅了这老教授四五十刀，后来这研究生被枪毙了（其实枪不枪毙无所谓，反正他也活不了几天了，因为他的钱已经用完了）。令人惊讶的是，那位研究生杀人后竟然那样镇静自如，甚至在原地等待着被抓——不是彻底绝望的人能够做出这样的举动吗？不是有着深仇大恨的人能够显得那样满足吗？现在，熟悉了医院内幕的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肯定地说，这位被害的教授很有可能是根据国内医疗界“约定俗成”的规矩，把这位研究生当作倒霉的自费试验活体了。想想看，那位研究生准备骨髓移植的钱被试验用光，试验却失败了……没有钱也就没有了继续治疗的希望，于是研究生在临死前对这个白衣刀客展开了复仇……
五、痛失父爱
逐渐我们也看出来了，虽然白衣刀客臧教授据说是什么全国有名的血液内科专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给患者看病上，人家很忙，忙着发表论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疗手段（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般这种研究都有一个类似前述的研究生那样一个自己付费的倒霉蛋充当试验活体），忙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忙着升官——就在老爷子住院的一年里，臧教授从血液内科副主任荣升为主任。虽说A医院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大医院，里面专家教授济济一堂，但我们终于明白那些专家教授根本不是给我们这号普通老百姓看病的。老爷子的化疗方案其实早就定了，无非是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三种轮换着用，每次真正负点责的不过是走马灯似地更换的管床医生。
我们家老爷子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都做不了。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白衣大刀客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有一次我老妈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烦死了！”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心，还是出了意外。2002年春节时候老爷子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脊椎骨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老爷子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心理烦躁导致浆细胞急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老爷子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白衣刀客们那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我寻思着这个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了省人民医院领导，老爷子转到了B医院。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B医院按“保命”原则来给老爷子治病。和A医院比起来，B医院的大夫真是尽职多了，医嘱非常细致，而且他还给母亲留了电话，父亲在家出现不适，可以及时找到他，由他指导母亲该怎么做。也使得我们明白了在A医院究竟花掉了多少冤枉钱，老爷子受了多少冤枉罪。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B医院血液内科几个大夫都还不错。每次父亲去化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由于化疗次数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一种“鸡尾酒”疗法，父亲用后在二○○二年和二○○三年状态还非常不错。在他们的建议下，我父亲化疗将浆细胞控制住后就立刻改用干扰素，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和辅助药物，使得父亲化疗次数比第一年减少了一半，治疗费则从二○○一年的十二万元，降到二○○二、二○○三年的每年差不多四万多元；加上几年里零零星星地买药看病，这几年为父亲治病一共花去了二十四万元。母亲出于感激，逢年过节时都带着好烟和钱去看望几位医生。陈教授把烟收下了，钱则坚决不要。他再三感谢母亲来看他，说：“即使你不来，我也一定会尽心尽力，但钱我坚决不要。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要了人家患者的钱，我们医生的人格就没了。”
然而，父亲在第一年里经历了过于频繁的化疗，不但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失去了效果，而且身体也元气大伤。二○○三年的夏季出奇地漫长而炎热，父亲先后两次感冒。由于在A医院时臧教授给他滥用抗生素，一旦真正有了病，发现已经没有什么抗生素对父亲有效了。因此，每次感冒都延续了将近一个月，后来又转为肺炎。此后，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亲人和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挽救住父亲的生命。二○○四年清明节前夕，一生饱经风霜的父亲离开了我们。当我含泪送走父亲之后，禁不住咬牙切齿地想起那个谋财害命的臧教授，如果不是他的玩忽职守，父亲本来可以再与我们厮守一段时间的。
六、医院生态圈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春节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就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一夜没睡，想在我父亲床上休息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睡一下。可我父亲骨折自己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那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竟然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家伙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的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不到半小时，那个小妞散步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弱肉强食的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其价格都比一般地方贵上四分之一。对，因为你弱小，因为你陷于困境，不宰你宰谁？在各个大医院的门诊部，往往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医托”，假装成患者模样，虚情假意地介绍一些蒙古大夫、野鸡医院。城里人见识多，上当的少；很多农村人就被这群丧尽天良的骗子骗走了救命钱。此外，医院的小偷还特别的多，这帮贼知道这些来看病的人肯定带了钱，于是专拣病人下手。父亲生病这几年，我奔走于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七、人妖之间
我们家老爷子在A医院的遭遇难道仅仅是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吗？不，不是。我随随便便地浏览了一下互联网，就发现一大堆多关于白医刀客们的逸闻趣事，现随便摘录几条，以飨读者。
※“医院只认钱，不认人。”——仅仅因为深更半夜未带足现金，渝州大学陶国林老师在押光身上所有钱物后，仍眼睁睁看着自己患急性阑尾炎的学生得不到救治，其中一头发花白的医生竟作答：“我们只认钱，不认人。”（中新网重庆5月16日消息）
※四家医院拒绝收治 三岁幼童烫伤惨死——因乌鲁木齐市4家医院拒绝收治，不慎被开水烫伤的3岁幼儿刘光祥，在父母抱着他奔波4个多小时后休克死亡。（《人民日报》）
※花季少女魂断手术台 揭开医院“倒卖病人”黑幕——南京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仅为一个小小的鼻科手术，就被夺去了性命。一些黑心的名医院专家“倒卖病人”收黑钱的内幕由此牵出，中国现行卫生体制的一些弊端也因此显露。（《中国妇女报》 2001年12月20日）
※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非典病人就医被推诿——7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的病人16日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就医时，医院因他们交不出钱，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施。（2003年4月21日新华社电）
……
还是那样一句老话，这只是白医刀客们无数动人故事中最具新闻价值的那部分的冰山一角，而类似我们家老爷子的遭遇早已司空见惯，是不值得上新闻的。
八、悲惨世界
按理说，当了一辈子工人的我们家老爷子有那么点公费医疗（不是全额报销，而是每年最高报销限额为两万元），但是由于单位持续十几年都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多达四万五千名职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处于下岗状态，在岗的也经常是一连个月领不到工资，老爷子的所谓“公费医疗”也就只能变成一个画上的饼子，实在没法指望。由于没有钱，他们单位到现在医药费只报销到1994年的，好多老工人因为没钱耽误了治疗，人都没了好几年了，还没轮到医药费的报销。是啊，活人都养活不了，那有功夫顾得上死人呢？虽说现在有医疗保险，但是他们单位就是交不起医保的“入门费”，于是乎只有拖一天算一天了。
根据我所查得的资料，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191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居然排名第43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15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
“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而据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络”最近进行的题为《市民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抽样调查显示：高达95.80%的被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今后无钱看病。在我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广州市，尚有如此高比例的群众担心自己无钱看病，那么广大内地欠发达地区群众的医疗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九、万恶之源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极少听说过有看不起病的情况。当时农民的情况我并不是很清楚，一般的城镇居民，没有哪家把看病当作洪水猛兽来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费医疗，而是指那时低廉的药价和治疗费用。那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治好。由于当时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比现在小的多，因此这样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农民也消费得起。
然而从90年代起，一股名为“医疗产业化”的妖风破门而入。之所以说“破门而入”，那是因为这项所谓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里来的、看不惯公费医疗和廉价医疗卫生服务的“精英”们强加给人民的。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
无论鼓吹“医疗产业化”的精英们如何巧舌如簧，医疗产业化给亿万人民群众酿成的健康惨祸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据2000年7月27日《经济参考报》载：从1993年到1998年5年间，我国居民发病率上升了7.30%，但就诊比率却下降18.80%，因为相当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根据同一份资料调查显示，在城市中有32.14%的患者因经济原因不敢去医院，63.13%的应该住院治疗的患者不敢住院，这些数字均比前几年有较大提高。按理说这些年经济发展了，居民的健康状况应该有所改善才对，为什么会出现发病率上升而就诊率、住院率下降的局面呢？这组数据表明了一个不争的残酷现实：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生了病也是在无奈中等死。
那农村呢？那些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一年收入仅有几千元的农民呢？他们得了病怎么办？我在医院见到的一家家抱头痛哭的人只是冰山的一角，还有千千万万个人间惨剧我没有看到。
“医疗产业化”提高了正规医院的门槛，于是各种江湖游医、个体诊所遍布大街小巷。同时，由于有关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管，这些诊所多数变成了不具备起码的医疗条件和医疗知识，专事骗钱的机构，给人民生命健康带来了很大危害。曾经有记者暗访这些所谓的“老军医”、“老专家”们开设的门诊，百分之百地在暗访者完全健康的情况下，“诊断”出暗访者患了这样那样的病，然后要你打针吃药。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惨祸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医疗产品开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医疗产业化”把“救死扶伤”这一医学界的古老箴言抛到了九霄云外，把医生这一崇高的职业变成了形同骗子手、杀人犯的冷血怪物，“医疗产业化”把人变成了鬼——把白衣天使变成了贪得无厌、毫无廉耻、毫无人性的吸血鬼，又把千百万患者变成了冤魂。
十、恶有恶报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2003年上半年，报应终于来了。伴随着SARS的大面积传播，我们的白衣刀客们遭到了一次报应。SARS从2002年年底的地区流行，酿成了2003年上半年全国性的大流行，也可以说是对“医疗产业化”的报应。虽说SARS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发现，但惟独在中国却酿成了全国流行的惨祸。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流行的规模要小的多，甚至在远比我们穷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据此断言说，SARS是美国发明的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而是认为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医疗产业化”下SARS流行的路线：2002年11月，出现了一种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的冠状病毒，随即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于对这种新疾病缺乏认识，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后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钱就医，有些却没有钱，于是乎照例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来日无多，乘交通工具返乡，造成了病毒向全国扩散，传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后中央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化”下的必然模式进行治疗，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我得知“非典”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医务工作者。在与臧教授打交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简直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恶医深恶痛绝。此时看到这个消息，最初竟然产生出一种欣慰，一种幸灾乐祸。这大概就是我在恶政、恶人的压迫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恶意吧。不过，当我看到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医院，与那些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并向他们鞠躬致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阵酸楚，禁不住热泪盈眶。在这个充满着道德沦丧、心地不良和麻木冷漠的国度里，多少年来，我终于再一次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动。
当然，我承认，我的幸灾乐祸是一种不正确的、情绪化的过激反应。这次抗击“非典”，医疗工作者中确实涌现出不少可歌可泣的事例，令我这颗早就麻木了的心多少有些感动。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不证明医疗队伍整体职业道德有什么提高，只能证明医生中也有好人而已，毕竟直面非典、经受住考验的医护人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不证明医疗产业化可以推动什么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而是证明了医疗产业化的祸国殃民。现在灾难好像已经过去了，一切照旧……
灾难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可怕的是对灾难缺乏深刻的反思和麻木不仁，假如不立即废除祸国殃民的“医疗产业化”，那就等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十一、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以前，有些从不担心自己如何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饱汉不只饿汉饥的托词实际上毫无道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0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3%，只是略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60.60%，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27%。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由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70%，接近我国以前“公费医疗”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国等高福利国家，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还要更高。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60%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2002年12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参加了卫生部举办的关于中国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的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他说， 2000年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3%（同期美国为14%），这个数字并不低，但也不是很高。但是从政府投入和个人投入所占的比重来看，政府支出大约占卫生总支出的36%，而非政府支出所占的比重是64%。政府支出所占的这一比例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尽管在国际贸易等领域中萨克斯教授说自己赞成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是他认为卫生部门的市场化并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
清华大学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低的政府支出意味着贫困人口不能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如果医疗卫生费用主要由个人负担，收入和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是否能获取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除非收入和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相当平等，否则经济上的不平等必然转化为医疗卫生上的不平等。如果采取低收入群体由政府负担大头的做法，即使是穷人也能够享受起码的医疗卫生服务，将会有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
况且，即使是这区区的36%，在分配时也被极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国，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如各级“公仆”），越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其间花费无论是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可以由“公费医疗”解决；即使没有生病，他们也可以定期体检、疗养。而越是穷人，越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国有企业工人虽有名义上的“公费医疗”，但是因为是由企业负担，而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使得这些所谓的“公费医疗”跟我们家老爷子单位的一样，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城镇一般居民、农民则根本没法从政府的医疗投入中获取丁点好处。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医院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得医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产业化”来维持其必要的开销。而坑宰病人的恶劣先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个得到政府默许的恶劣先例鼓舞下，我们原来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的灵魂一步步受到腐蚀，一部分人最终堕落成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白衣刀客、白衣恶棍。
就这样，“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国被FORBES评为2002年度全球赋税（包括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最重国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国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军费开支等指标均在世界末流，请问，老百姓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在本来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关系中，随处能够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在里面翻云覆雨。为此，我们常常抱怨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抱怨说这是“不当干预”。然而，在教育、医疗等的确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那只本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却不见了。不奇怪吗？呜呼！看看每天在电视上大讲学习“三个代表”深刻体会的公仆，再看看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现状；看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再看看越来越多的无钱就医的穷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面是庄严与神圣，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让我们看看前一段因为刻意掩盖“非典”疫情而被撤职的前卫生部长吧。在北京“非典”疫情已成燎原之势的4月18日，他居然还在记者招待会上谈笑风生，红口白牙地说什么“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仅仅两天之后，他这个撒谎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卫生部长就下台了，到那时我们才知道北京的非典流行趋势有多可怕。几千人成了这个谎言的牺牲品，几百个家庭家破人亡。看看这个食人民俸禄却如此草菅人命的卫生部长，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在这个人的领导下、以“医疗产业化”为核心的“医疗改革”究竟是个怎样的改革了。
虽然我对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政治有很多厌恶之处，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历史地来看毛泽东时期，虽然存在着把农村居民排斥在公费医疗之外的不公正现象；但整体而言，人民的医疗卫生事业比现在搞的好。至少那时从没有听说过（或者是很少听说）有病看不起的情况。即使是农村，虽然没有公费医疗，但是农民生了病，低廉的医疗服务价格使得一般农民也看得起；工人生病则有公费医疗。“公费医疗”制度有很多弊端，比如说有些人钻空子，造成很多浪费等。但这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情，从根本上来说，公费医疗是一种保证了广大工人看病权利的好制度，其作用之一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我国人民的平均寿命和健康状况。如果说要改革，那么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将人民不欢迎的弊政革除，把原有制度对农民的歧视和排斥革除，而不是“连孩子带洗澡水”一起泼出去。危害人民利益的“改革”，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这样的“改革”必然会失败。
十二、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很多“医疗产业化”的鼓吹手们，不分昼夜地鼓吹要与“国际接轨”。于是乎，医生的收入与国际接轨了。可是医疗服务水平与国际接轨了吗？难道发达国家都是穷人无钱看病吗？让我们把眼光放到全世界：在美国，确实是一个实行“医疗产业化”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首先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无论在绝对数和相对数上都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得多；其次，这个国家的医生也不像我国的医生那样普遍缺乏最起码的职业道德；第三，这个国家的群众，即使是低收入者也不像我国的人民一样普遍贫困。并且，美国的“医疗产业化”也并非是国际公认的好模式。前面提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美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就有很多人无法得到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美国也并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模式。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以使社会所有成员都获得好的医疗服务的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有，而且这样的国家为数不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福利国家”，最为典型的就是位于北欧的瑞典。
瑞典王国位于北欧的斯堪德纳维亚半岛上，全国人口约880万。由于自然条件恶劣，在20世纪初瑞典还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居民生活水平和当时的俄罗斯不相伯仲的贫穷的农业国。由于居民生活艰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有多达八分之一的国民移居海外。自20世纪20年代瑞典工人阶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上台执政以来，瑞典不断有意识地寻找着一条具有瑞典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就是我们所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瑞典，公共部门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是非常之大的。铁路、邮政、电讯网络以及大多数能源和基础设施是国有的。此外，公共部门负责为社会提供教育、保健和公共福利方面的服务。在这一体制下，一个瑞典小孩从出生到1 6 岁，一直享受政府给予的未成年补贴，生病可享受医疗保险，上学从9 年制的义务教育到高校都不用交学费，有了职业后又纳入了社会保险体系，直到耄耋之年来到养老院，走完人生最后路途，从摇篮到坟墓，都由社会来提供保障。
根据《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一书的介绍，瑞典人享受许多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障就是其中之一。瑞典男性平均寿命76.1岁，女性81.4岁，全国有18%左右人口的年龄已超过65岁。无论是家庭妇女，还是退休职工，步入老龄行列后与工薪人员享受的医疗保障完全一样。当然，政府为此付出的开支也是相当大的。
按照规定，每位在瑞典居住一年以上，拥有居民号的人不论国籍都可享受这里的医疗保障。凡去医院看过病，就能得到一张全国通用的医疗卡。有了医疗卡，可选择一位家庭医生。需要看病时，可以首先与家庭医生联系，由他诊断推荐前往不同的地方诊治；也可以不必通过家庭医生，而直接与社区的医疗保健中心联系。每个社区都有医疗保健中心，那里每天有七八个医生坐诊，能处理一般的病。当然，遇上大病急病，就要去大一点的医院了。在瑞典，无论是社区医疗中心，还是市政区的医院，环境都很幽雅，挂号台前，候诊室里，到处都是种植的花木，还放着音乐，坐椅旁备有各种报纸和杂志供病人候诊时阅读。有的医院的候诊室里，还养着名贵的热带鱼供观赏。在瑞典的医院等待看病，没有在医院的感觉，倒是像是在图书室或会客厅。
在瑞典，95%以上的医院和医生属于公立性质，私人医生不到5%。医疗中心只有医生，没有药房。医生开了处方，病人需要到药店去买药。凡医生处方开的药，其费用一年内超过400克朗（作者注：瑞典克朗比价与中国人民币比价差不多），即可享受减免，400至1200克朗减50%，1200 至2800克朗减75%，2800 至3800 克朗减90%，3800克朗以上全免。这一减免规定适用于整个家庭，但不包含自选药品。
瑞典人享有很高的病假补贴。一般来说，一位雇员请4个星期的病假，由雇主付75%的工资。超过一个月的，可从政府领取80%的病假工资，领取病假工资没有日期限制。在瑞典，儿童总是得到特别的照顾。无论家庭背景，无论市民农民，每一位瑞典公民从在娘胎开始，就可享受免费检查，一直到上小学为止。老人也受到特殊对待。对老态龙钟、行动不便的老人，医疗机构有义务派护士护理，或护送他们进医院，这种服务每天24小时随叫随到。
在瑞典这种无所不包的、全面的福利制度下，瑞典成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公民每年享有两个月的带薪假期，加上各种节日，一年有100多天的休息日；按人口统计，瑞典人拥有汽车、游艇、电话通讯、家用电器等方面都名列世界前茅；在住房方面，瑞典人均住房面积达45平米，几乎100%的居民都拥有夏季别墅；在医疗卫生方面，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使得瑞典成为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之一，婴儿死亡率不足7‰，为世界最低；在教育方面，瑞典保证了每一个公民无论贫富，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瑞典也是世界公认的最廉洁的国家，多年来其政府廉洁度都在世界前十名以内；瑞典的贫富差距也是世界最小的，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降到0.20以下（同期，毛时代的中国如不考虑城乡差别为0.21，考虑城乡差别则为0.28），80年代以后虽有所上升，但从未超过0.22。由于政府廉洁、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瑞典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犯罪率也为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这种稳定的政局，促进了瑞典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使得瑞典从100年前那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
虽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右翼的保守势力总是不断地预言瑞典模式的社会主义“马上就要破产”，来自“左” 翼（请注意是所谓的“左”，因为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和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左派政党）的一些自认为“唯我独‘马’、唯我独革”的极端分子总是指责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是“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政党，可是瑞典多数人民却始终认同这条道路，因为——“瑞典道路”不是某一小撮人强加给人民的，而是人民每隔几年一次的、真正的选举不断确认的。从1930年以来，瑞典工人阶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几乎一直连续执政，只有几次因为过度的福利政策引起效率的下降而导致短暂的下野；随即，调整了执政思路的社会民主工党又会卷土重来。瑞典在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光辉的实践和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的一次次伟大胜利，充分验证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真理。
瑞典道路无疑是一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当然并非十全十美，还会有很多艰难坎坷。但是瑞典人民的成功实践，也为世界很多国家人民所向往、所仿效。瑞典道路早已从一国走向多国，造就了从欧洲、北美洲到大洋州的一大批“福利国家”。某些一提“民主”二字就吓得浑身发抖、一听“人道”二字就恨得咬牙切齿的所谓“左派”，总是搬出形形色色的理由来证明瑞典道路的“特殊性”，他们有的说什么瑞典太小，人口少，好发展；有的说瑞典起点高，当然有钱搞福利；有的则说这些福利是“资本家的小小让步”。这纯粹是信口雌黄。如果说瑞典小好发展，那么这些人天天吹嘘的朝鲜小朝廷小不小，发展得怎么样？一个连人民肚皮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国家，有什么资格谈论它的制度优越？如果说瑞典起点高，那么20世纪30年代瑞典刚刚走向福利国家道路时起点高不高？如果说瑞典的福利社会只是“资本家的小小让步”，那么这种“让步”早就已经触及到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瑞典资本家这不是仁慈到了自杀的地步吗？这些所谓的“左派”对瑞典道路的污蔑，无非是由于作为专制奴才的他们对瑞典道路中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本能惧怕，他们害怕瑞典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甚至超过了惧怕那些资本主义大国。是啊，一个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瑞典的存在，怎么可能有利于假左派们兜售他们以专制、暴力、伪公正为基础的假社会主义的肮脏货呢？
而资产阶级右派们总是习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怀疑瑞典道路的价值。他们说：“所谓的福利国家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要靠高税收来维持的，老百姓要交很重的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说得不错。但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瑞典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是靠瑞典人民自己来创造的！瑞典作为一个原本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根本没有力量通过殖民活动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进行肮脏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瑞典人民取得的一切成果，都是瑞典劳动人民创造的果实！说到高赋税确实不假，但请不要忘记，瑞典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制，也就是收入越高，赋税越重；收入越低，赋税越轻，远远低于穷人所享受到的福利。瑞典的“高赋税”是一种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制度，它保证了社会全体成员都能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导致的种种不公正现象，有效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从长远看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繁荣、富裕。看不到这一点，只能证明你实在是只顾眼前利益、鼠目寸光的弱智。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空想。说穿了就是以下几个要素：一切以“人”为本，围绕着“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在充分民主的前提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在社会大多数成员同意的条件下对原有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加以渐进的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坚守人道主义原则、避免阶级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矛盾，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在发展中利用二次分配手段不断扩充、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瑞典等一系列国家的成功，对中国的改革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当然，我不认为应当跟当年照抄苏联经验一样照抄瑞典经验，而是应当立足国情、量力而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我认为这种社会保障改革应从教育和医疗入手，再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扩充。但是，步骤允许有张有弛，但方向却不能有错。综合历史经验，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美国模式，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其自身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而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和美、苏模式比较起来，则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榜样。
如今，新一代执政党的领导集体，以他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在处理“非典”问题上他们所表现出的果断与平民作风，在处理繁文缛节问题上他们所表现出智慧和扎实态度，令我感到既惊讶、又由衷地钦佩。同时，执政党也提出了“与时俱进”的口号，不再拘泥于若干年来那些束缚前进手脚的陈腐教条。是的，我并不拘泥于由谁来领导我们，我只看重这个执政党怎么做。我们有理由耐心地等待下去，等待着一个广大人民所期盼的“既要民主，也要社会主义”的伟大转折。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舒婷，《这也是一切》）
十三、结束语
疾病与意外伤害是全人类的灾难，无论你、我、他，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免不了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时段被各种各样的疾病，或者是意外的伤害所折磨。治病不是消费，而是最基本的生存保证。如果要说“消费”的范畴，我认为住房、汽车、甚至吃饭都可以说是消费：假如不用支付房款，几乎每一个人都愿意住进宽大舒适的别墅洋房里去；假如不用支付车款，几乎每一个人都愿意拥有自己的一部汽车；假如不用支付饭钱，几乎每一个人都愿意享受琼浆美食。但请问各位，即使一分钱的治疗费都不用你自己掏，哪位愿意得病？——没有人愿意，更别说还要支付高昂的治疗费用了。
所有的消费还有一个共同的效果：花了钱以后可以实现自己的消费愿望。美食一顿，我们吃饱之余还可以回味；锦衣一件，我们穿暖之余还可以欣赏；洋房一套，我们安居之余还可以凸显个性。可是医疗呢？除了江湖骗子外谁能保证花了钱就一定能够治好所有的疾病？所有的消费，还具有选择性：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吃什么食物、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但针对疾病的医疗手段和治病药品，你却别无选择。医疗产业化这一恶政的辩护士们说什么：“可是医院就像住旅社，选择大医院就象选择星级宾馆，选择个体诊所就像选择街头旅社。”这纯粹是放屁。我承认，街头旅社和星级宾馆的条件、服务确实有很大差异，但都能满足人们睡觉的基本要求；请问，个体诊所和大医院，都能满足人们治疗疾病的基本要求吗？所以，医疗不是什么消费，医疗是保障人的生存权的最基本的手段。对于任何公民来说，自己忍受病痛之苦却又要倾家荡产地治病，还要承担治疗失败、人财两空的风险，实在是极大的不公正。
任何一个不同情弱者的社会，决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也决不是一个好社会。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太缺乏起码的公正和爱心了！即使是我前面所提及的那些属于“消费”范畴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也是存在有一定底线的：至少要保证居民不会食不果腹，至少要保证居民不会衣不敝体，至少要保证居民不会露宿街头。穷人看不起病，但是病魔并不因此而对穷人放一马；相反，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生活的压力和缺乏必要的保健，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容易遭受疾病的折磨。既然这个国家仍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就更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不同于以往落后社会的爱心和公正。否则，就是盗名欺世、名不副实。
既然医疗不是所谓的“消费”，那么医院自然不应该被定位为一间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那么医生和医院的性质究竟是干什么？我认为：医生应当和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一样，是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公仆”；医院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就是为人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证。中国政府应该而且必须将医疗卫生开支列入政府主要财政支出，而且要保证这笔钱公平地分配。既然执政党宣称自己是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那么就理所当然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容讨价还价，更不能总是以主人的态度高高在上地对人民指手画脚。如果人民生活改善、心情舒畅、安居乐业，不用你宣传也自然会拥护你——这是社会安定必须花费的成本，这个成本比花多少万元争一个体育项目的世界第一要有意义得多。
我并不一般地反对“产业化”，而是要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产业化，经实践证明确实会给人民带来实惠，比如住房的产业化以后，大大改善了我国居民的居住环境，成功地使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改革初期的3.8平米增加到目前的21平米，使得几亿群众告别了住房短缺，这样的产业化就值得推广。但是，我坚决反对“一产业化就灵”的迷信。在我看来，有两个领域是绝对不能产业化的。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因为前者涉及到社会弱者改变命运的机会，同时也涉及到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后者涉及到社会弱者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认为教育和医疗是“产业化”的底线，突破了这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了。
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些衣着鲜亮、面色滋润，坐在那里侃侃而谈“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的所谓专家学者的时候，我都禁不住咬牙切齿，真恨不得把手伸进电视掐住他们的脖子，大声质问他们：“你们的良心是不是给狗吃了？！”因为，我觉得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生命健康的权利。因此，我呼吁每一位尚有良心的同胞，和我一起反击祸国殃民“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把它们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会有报应的。”（〔英国〕狄更斯，《双城记》）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原作于 二○○三年七月三日～八日
修改于二○○四年九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