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这位法籍华人文学家谈及了命运，压迫和他对自由的渴望。
法兰克福汇报：在德国的埃尔兰根市，举办了一场以您为主题的讨论会。而讨论会的主题就是“自由，命运和预测。”高先生，您相信命运吗？
高行健：我相信命运。但同时我又不相信命运。人无法最终抗拒命运的安排。人总是无法忘记人生的得失与恩怨但却无法怨天尤人。回首往事，我会说，那就是人世间的压迫总是无处不在。而只有上帝对我才是友善和仁慈的。
法兰克福汇报：当您说，上帝对你来说有着积极的意义，您是否认为，您的生命是否来自外界的塑造？或者人本身根本就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高行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人不能确切地区分，哪种观点更有说服力。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来说，我经历自身的磨难和命运的打击。有几次我几乎都在死亡的边缘。然而我还活着。因为我会说，上帝对我来说还是厚道的。
法兰克福汇报：您相信上帝吗？
高行健：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能在基督教里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归属感。我有这种宗教的感觉，而在我的工作中我也愈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归属感。我感觉宗教能在我困难的时期给我以启迪和帮助。
法兰克福汇报：您的信仰在您生命某些困难阶段对您有何帮助？
高行健：对生命的思考只有在人停下匆忙的脚步后才能进行。当人经历挫折或磨难时，人并不能自然地思考人生，人此时也没有机会去总结反思。而在我真正意识到内心对上帝的敬仰时，感谢上帝，我此时就有了一种思考的艺术。而这种思考的艺术对我来说是一把钥匙，打开记忆尘封的大门，驱散掉心中的忧伤和仇恨。
法兰克福汇报：仇恨？因为谁或什么事让您有仇恨？
高行健:仇恨来自于压迫。什么时候有压迫，人就会自然地产生与这种压迫作斗争的想法。但渐渐地我意识到，这种仇恨没有任何作用，无法给我带来任何慰藉。深陷仇恨只能让我深陷人性的阴暗面，然后自身只能产生更大的仇恨。
法兰克福汇报：您在中国经历过压迫：您无法工作，您的话剧被禁止公演，您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您被迫离开中国，抛弃自己的故土。而现在压迫对您来说还存在吗？
高行健：压迫总是无处不在，当然不同地方压迫是以不同形式存在。今天我已经在之前讲明了这一点，讲明了我对压迫的看法。尽管我现在身处西方，但我仍然能感受到来自外部的压迫和各种压力。但我很快领悟到一点，我必须尽快从这种压迫中摆脱出来。所以我得不停地逃。
法兰克福汇报：一直逃，直到流亡天涯？
高行健：流亡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因为流亡几乎伴随我的整个人生，并且还会在未来的岁月继续陪伴着我。我也一直活着流亡之中。但我的流亡不带有任何政治色彩。这是一段流浪，一种自我解脱。最好获取自由的方法就是找到一条通向自由的新道路，为我的创作寻找新的主题。
法兰克福汇报：没有自由，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也就无从谈起。高先生，您对自由是如何理解的？
高行健：自由的概念包含很多方面：政治层面的逃离，这是因为政治上的压迫。还有因为意识形态的逃离，逃离某个市场，逃离人生的问题或困难，逃离某种错误的观点。
法兰克福汇报：您总是在谈论逃亡和流浪。从我的角度来讲，这一点您在您的作品中已经表现得十分清楚。自由总是对您个人有着独特的诱惑。然而自由也不包括责任吗，自由难道就是去逃脱生命中的另一半？
高行健：我的确经常提及流浪。但是我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身心和创作的自由。我们会经常问自己，自由的好处究竟在哪里？自由对我来说是一个毕生追求的目标，而这样的人生目标又蕴含在真正的自由中。自由绝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自由总是能够被人感受到。自由在生活中，自由在思考中，自由是能够拥有自己的观点，最终自由是我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自由本身又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状态。自由总是和我们实际的愿望紧密相连。当然自由意味着责任。但这种责任并非为改变世界而生，而是首先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
法兰克福汇报：每当人们与中国人交谈时，中国人谈论最多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在过去的时间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物质条件的改善完全填补了自由的空缺。高先生，当您看见大部分中国人相比于自由，更在意自身赚钱多少，您是否会失望或许甚至感到愤怒？
高行健：必须要承认的是，那就是中国在这段时间有了更多的自由，比方说自由旅行。这在过去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基于政治上的管制或者经济上的拮据。实事求是的讲，和改革开放前相比，中国人事实上的确享有了更多的自由。但这仅仅是自由较低的层面。还有着更高层面的自由，比方说拥有发表针对某些话题言论的自由。更高的自由是去估计我们思想的自由。重要的一点就是，那就是人们必须要意思到，自身是需要言论和思想上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神圣不可或缺的。
法兰克福汇报：在中国和西方一直充满了各种误解和隔阂。中国不了解西方，西方也不了解中国。在这样的误解中，民主一词总是被提及。民主在中国有可能吗？
高行健：在短短的一个采访里，几乎是没有太大可能去谈论中国的未来。在中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我主要都居住在西方。基于我居住在西方的缘故，我的主要兴趣是西方。因此我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欧洲。在此期间我对中国关注很少，对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如何推进自身民主的问题实在无法回答。如果从我当年在中国的经验看，中国通往民主跟历史上西方的民主发展一样，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