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讲坛第261期日前召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秘书长王一鸣发表了题为“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的主题演讲。王一鸣表示，随着要素结构变化，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中高速增长阶段。这个时候重要的是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努力推进制造业向中高端发展。要结合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国际产业变革最新态势，找出制约中国创新驱动的主要因素，进而设计出激励创新制度。
增速减缓的根本原因是要素结构变化
王一鸣说，从中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端水平迈进，是中国经济发展出现阶段性变化以后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经济增速的放缓的原因是什么？王一鸣说，经济都是有周期波动的，大家也通常用周期性因素去解释经济放缓。但是这一轮阶段性的增长变化，它有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的相互叠加。而且通常在研究中都认为结构性因素在这一轮经济的下行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这一轮既然是阶段性变化，就很难用短期的需求变化来完全解释，还一定有供给侧的因素。
从需求结构来看，最近几年外需、内需都在放慢，尤其是投资明显在放缓。从产业结构来看，制造业过去经历迅猛的扩张，现在由于内外需的变化，面临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它就会倒逼制造业的生产要素向其它部门流动，现在更多是向服务业流动，于是服务业进入扩张时期。服务业的特点是就业容量大，但是相对来说，平均劳动生产率要比制造业低，如果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明显提升的话，这种要素的流动在一个时期内也会带来减速。
最深层面的一个因素是要素结构在发生变化，最基本的要素结构是人口结构。中国人口结构的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减少，2012年减少了345万，2013年减少244万，结果人口抚养比也就从过去30年的下降转为逐渐提高。过去人口抚养比是逐步下降的，这叫做人口红利，对经济有明显的贡献。增长阶段的变化最重要的因素是潜在增长水平下降。这种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跟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是直接关联的。最近几年中国老龄化的进程在明显加快，去年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亿人，现在按照比较保守的估算到2025年会超过3亿人，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现在随着抚养比的提高，储蓄水平也开始逐渐向下调整，这意味着无论是劳动的投入还是资本的投入，它的增长速度都会相应放缓。
随着资本投入减少，劳动投入减少，经济增长很重要就是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抵销要素投入增长的放缓。过去生产率的提升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生产要素的跨部门转移，从低效率的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它的总体效率会提升。比如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它的产出会成倍增长，有人做过一些实证，大概是7倍，甚至更多。现在随着这种转移速率的下降，意味着通过要素跨部门转移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速度放慢了，更需要靠技术创新、科技进步。
另外，中国现在还需要推进改革。由于这一轮改革涉及到深层的利益调整，所以它的效益的释放也需要一个过程。
还要看到，在传统的经济研究里面一般不会着重讲外部性，但是现在外部性越来越重要，尤其是资源、环境的约束在持续强化。
所以，我们说经济增长正在发生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这种调整有人叫次高速，更多的叫中高速。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它跟中国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也是基本吻合的。
速度下一个台阶质量要上一个台阶
经济增速放缓怎么看？王一鸣认为，总体说是符合规律的。中国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就像一个人的发育一样，不能永远都长个，到了一定阶段其它的器官也会发育，人的整体质量会改善。中国现在也在转向这个阶段，要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的提升。而中国的这个转变中是有自己的特点的。
首先，从态势上看，中国的这种增长放缓是有独特性的。因为几乎所有的高速增长经济体到了第四个10年，增速都在4%以下。中国已经改革开放36年了，还有7.5%左右的增长率。实证显示，人均7000国际元到11000国际元是一个经济体降速的高概率区间，速度有明显变化。按照王一鸣他们建立的麦迪逊数据库，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371国际元，按预测2015年将超过11000国际元，所以中国也处在减速的高概率区间。
二是这种增速的放缓有的具有突变性，也有一部分具有渐变式特征，中国的增速放缓更多地接近于后者。中国潜在增长水平是下降的，以后也肯定还会下降。但是中国的内需市场还没有完全释放，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随着内需市场的扩展会部分替代投资增长的放缓。近些年中国的居民收入水平在明显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消费的贡献相对于投资有提升，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而且未来中国劳动力数量增长的放缓，也带来了人力资本提升的空间。中国每年毕业700万大学生，这个规模比欧洲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多，这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新的源泉。
三是中国的研发投入也在迅速增加。去年已经超过10000亿元，研发占GDP的比重达到2.09%，比当年英国研发占GDP的比重还高。
四是中国城市化的潜力和空间还很大。名义的城市化率只有53.7%，现在提出要解决1亿人的落户问题。
五是区域回旋空间较大。
还有一个是深化改革对经济增长会有促进作用。
王一鸣认为，这个时候，经济要想持续增长，一定要转换方式，从过去追求高速增长转向追求高效的增长。它的路径会跟以前不一样，速度下一个台阶符合一般的变化规律，但是质量要上一台阶，核心的内涵就是生产率要有明显提升。只要生产率提升，即便速度放缓了，企业的盈利能力能够有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就不会随着速度的放缓明显下降。企业盈利了，政府财政收入就能稳定增长，就业随着服务业的扩张也会容量扩大，这样民生就可以改善。速度放缓一点的话，环境的压力还可以大大减缓。
国际产业变革逼迫我们迈向中高端
要想产业上台阶，王一鸣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些当前国际产业变革的态势。
首先是经济服务化。在他看来，服务化的趋势在强化，比如西门子、GE这些大跨国企业，都在从一个设备制造商转向一个服务商，通过它们的后台设备供应，提供最终解决方案。这就是国际产业变化的新开始，而这种服务化趋势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其次是制造高端化。要不要继续发展制造业呢？当然还是要发展。跨国公司在制造业链条中现在采取把最高端的核心留住，然后大量的其它环节都是外包。
第三是生产智能化。现在最典型的生产领域就是工业第四代，都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3D或4D打印技术这么一些基于网络的制造，跟传统的制造方式完全不一样。传统的制造都是要有标准的，只有这样才能规模化，否则没有规模就叫规模不经济。新一代制造强调个性化定制，没有模具，没有标准，也不需要规模。所以新一代的智能制造将是革命性变化。创新在许多地方也被叫做创造性毁灭，中国现在号称世界第一制造大国，产业变革如果不跟进的话，新一代制造对传统制造也会造成创造性毁灭。
第四是组织网络化。所谓的网络化生产模式，就是把不同的生产工序，各自配置到成本最低的区位上去，用互联网进行整合，甚至可以实行零库存管理。
第五，发展绿色化。这不仅是要求有绿色化的生产方式，还要求按照生态产业链的模式来设计工业园区。
王一鸣认为，上述国际产业变革对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发展提出了紧迫要求，所以亟须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首先，要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知识化。他说，所谓制造的服务化就是要提升在制造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这些环节中的人力资本含量。要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来帮助制造业提升它的服务化水平。第三方的研发、第三方的设计是以后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发展的新型领域。
其次，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抢占国际产业竞争的制高点。新兴的产业领域不能走传统制造的老路，不能再搞成过去那种加工组装的模式，一定要从一开始就研发、设计，围绕产业链设计创新链。这就要求新兴产业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有战略产品，有工程规模化应用，有龙头和配套，形成一个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链条。
再次，改造提升重化工业，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提高环保、能耗和技术等准入标准。此外，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向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方向发展。
最后，强化研发设计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向自主研发制造为主转变。王一鸣说，以前传统的高技术组装是加工组装，现在需要向自主的研发、制造、设计转变。要想做到这一点，到底是需要产业政策还是竞争政策，现在也在讨论。最近总理开会，格力董事长董明珠说企业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不需要你给我扶持。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能赚钱的企业不需要扶持，只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
要设计激励创新制度
王一鸣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是分不开的。新的一轮科技革命现在已经初露端倪，它的基本特征是ICT（信息、通信和技术）技术与各领域技术的深度融合，形成很多新的业态。
工业领域不用说了，商业领域是电商迅速崛起，马云领导的阿里巴巴成功上市标志着资本市场对这个业态的承认。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领域叫跨境电商，为中小企业提供出口贸易服务。以前中小企业如果自己去办出口，既要雇专业人士，又要建营销网络，还要找物流公司去发货，现在跨境电商帮中小企业做出口，不仅不要服务费用还倒贴，每出口1元补3分，结果它还能赚大钱。跨境电商目前因为关税问题还涉及到立法，如果立法方面的问题能解决，业态也会有迅速提升。
在教育领域、研发领域，网上共同研发平台传统的IT领域代码是绝对保密的，现在在慢慢开放，吸引更多人共同做研发，研发出来的成果再有人按市场价收购，这叫网上共同研发平台。小米就是依靠类似的平台发展起来的。
归纳一下新的技术革命。
一是信息技术进入新一波创新浪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3D打印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涌现。
二是新能源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现在实验室里太阳能的转化率已经能做到44%，全球新能源消费的比重已达到14%。
三是生物技术进入产业阶段化。生物技术的产业化条件慢慢在具备，基因药物、基因治疗方式市场潜力也在慢慢显现。
四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现在做半导体，速率的提高已经快达到极限了，于是开始用石墨烯做芯片。而随着人工成本的提高，机器人的市场前景将非常大。
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制约中国创新驱动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第一，企业创新能力薄弱。有研发活动的大概就10%，研发中心规模也很小，所以无论是研发规模还是水平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二，技术转移和转化率低。经济学家熊彼特说，技术创新是技术的商业化、市场化。中国国立的科研院所，人员都写论文去了。这种论文可以评研究员，可以评一级教授，却不能产业化，技术转化率不到10%。美国大概能达到50%转化率。
第三，体制机制不健全。因为要素价格扭曲，所以对创新驱动没有形成“倒逼机制”，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尤其是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存在追求GDP的强烈动机，热衷于招商引资，对创新重视不够。结果就是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不完善，与经济发展结合不紧密，不适应经济发展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要求。
鉴于上述情况，王一鸣认为，设计激励创新制度非常重要。如何转向创新驱动？他提出五方面建议：
第一，推进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第二，把科技创新与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结合起来。第三，强化创新驱动的教育和人才基础。创新需要有个性的张扬，而中国的教育模式是标准化的，所以怎么样最大程度提供个性化发展空间很关键，教育首先需要创新。第四，构建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机制。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形成创新生态，制度比技术更重要，最典型就是深圳。深圳原来没有太多好大学，但深圳却有很多非常有活力的创新性企业，华为是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去年产值超过爱立信。
最后，王一鸣总结说，中高速增长是为中高端迈进创造条件，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要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推进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还需要维系一个稳定增长的环境，这样才能为向中高端发展创造条件。不要把稳增长和调结构对立起来。
需要在构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中推进向中高端水平迈进。中国原来的增长模式是集中的资源投入，这种模式是有条件的，要求目标明确，技术路线清晰。未来创新有很多是目标不明确、技术路线也不知道的，这就要在试错中找到创新方向。这种情况下政府不能主导，再集中式投入失败了风险很大，所以需要发挥市场的功能。
要在培育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中推动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王一鸣说，现在全球国际分工越来越倾向于价值链分工，所以一定要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提升自己的位置，这就是需要培育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出去，走出去的规模明年可能就会超过引进来的，这就是加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一个过程。中国以前走出去更多的是矿产品、基础设施，未来则一定是中高端制造业。
问与答
问：我想问，中关村这边一直被誉为中国的硅谷，在创新方面与美国的硅谷有哪些差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培养成真正的硅谷。
王一鸣：你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都提的问题，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的理解是美国西部文化是创业文化，早期进西部什么都没有，不靠自己的创新你就没有出路，就是靠创新。很多人说那里的空气好像都能感觉到是创新的空气，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觉得未必我们一定要像硅谷，有很多东西是很难学的，做了也未必成功，可以学合理的能够吸收的东西。我们现在很多国内的研发机构转到硅谷，也是因为人才问题。
问：如何才能划分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比如在煤炭、房产领域。怎样才能减少腐败发生，使得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王一鸣：国有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划分标准很明确，不需要我去回答。
如何防止腐败发生，现在力度正在加大。反腐在新的时期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怎么防止发生需要一套制度，最简单的一句话是，阳光之下很难腐败，透明了怎么腐败？透明化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我不是搞这个领域的专家，只能这样简单回答。
问：9月30号央行刚刚发布房地产方面新的政策。房地产这个行业怎么样转型升级进入新的常态，请您给判断一下以后的趋势？
王一鸣：现在大家都知道，房地产行业的调整不是今年才开始的。它也在进入新常态，高速扩张时期已经过去了，从前年开始慢慢进入一位数的增长阶段，今年的销售面积明显负增长，经历了一个调整。这个调整对房地产企业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压力。面对这种压力，房地产企业有很多选择，最大的选择就是跨界，基于房地产本身做一些关联性的东西。
还有一个是坚守，在房地产内部调整产品结构，这取决于每个企业的不同情况。什么东西都有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怎么做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很难找到一个标准答案。
问：创新的目的是什么，能不能对辩证唯物主义有一个创新、一个突破？
王一鸣：最好别把创新和哲学连起来，尤其是最好别跟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
创新我觉得需要制度、文化，形成一种环境。环境比技术本身重要，有好的土壤它自己会长出来。你去珠海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深圳长出那么多有活力的企业，珠海就长出一个格力，这个可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