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与发展的一般意义
在渐进的双轨改革，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强烈反差的绩效面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越南等国改革的成功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是很难复制的个案，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这种做法背后的经济逻辑，上升为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借鉴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
形成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总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视角来看问题，他们对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形成的逻辑，没有切身的体验，难以弄清渐进式改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意义，把中国转型期取得的成绩简单归因于政府干预的减少和市场力量的胜利。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大多引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和评估自己的发展或转型的绩效，由于中国没有按西方主流的休克疗法来转型，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当转型过程中确实出现主流理论所预测的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时，多数学者容易对号入座，只看到问题，而看不到成绩，因此忽视了成绩背后逻辑的一般意义，难于进行系统论述，把实际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层次。
二次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和半殖民地位，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的发展经济学思潮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以发达国家的产业为参照系，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必须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其前提则是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由于这种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不能发展起来，因此，强调通过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战略”来克服“市场失灵”，优先发展这种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虽然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遵循当时发达国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这种理论思潮以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机制为参照，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欠佳的原因是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主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来取消政府的各种不当的干预。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的绩效比改革前还差。
其实，不管哪个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农民、工人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后代生活得更好；知识分子的追求是一样的，都希望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政府领导人的愿望也是一样的，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受世人尊敬的国家。
但是，从二战结束到2008年的60年多里，主流理论的指导下全世界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韩国和我国台湾从低收入经济体变成高等收入经济体，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和西欧周边的8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升级到高收入水平，只有2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超过10个百分点，另外有1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减少超过10个百分点。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经过近三代人的多方努力，仍然一直陷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状态表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的作用还很有限，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⑴（注释见文末，以下同）。
二战以来少数几个发展和转型成功的经济体，并没有按照主流的发展和转型理论来制定政策。其中，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以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为切入点，发展中小企业，靠出口赚取外汇，积累资本，一步一步地实现产业升级，而先后成长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种成功是无法用当时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推行改革开放，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稳定与快速发展的中国、越南、柬埔寨和毛里求斯等，推行的则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这些在发展和转型上获得成功的经济体的共同点是，一方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既不像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的作用，也不像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
如何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总结这些经验，对出口导向、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这些因素的作用，以及成功和问题并存的经验做出解释，显然是有志于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应尽的责任，也是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们开始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认为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内生决定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小步快跑，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佳途径。
以及在过去赶超战略的失误，造成发展路径偏离最佳路径的转型过程中，双轨渐进的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利于在转轨过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绩，转轨的最终完成，则有赖于赶超战略向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的体制机制的回归。这一框架在我其后的一系列的研究和著作中逐步完善成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⑵。
我们的研究是遵循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也就是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入手，不是从《国富论》所倡导的观点，即分工为切入点来研究，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5%，人均收入需要1400年的时间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降至35年。
上述增长加速的现象是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因为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不断加速，主要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前提则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速度的不断加快。
由此带来的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对降低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的改进提出了要求，这是让现代生产得以进行和将产品销售到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的必要条件。而交易范围的扩大，则导致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不断增多，于是合同和法律就变得很重要。
同时，为了满足产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提高所需的资本，金融体系也必须不断提高其动员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同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完善，上述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各种金融、金融等制度安排）的改善能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因此，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按照经济学分类方法，用现代的、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应该称之为“结构经济学”。将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称其为“新结构经济学”，便于同结构主义相区分。这样的做法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
道格拉斯?诺斯在1960年代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以便同20世纪初期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制度学派”区分开。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它在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对于特定的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结构是给定的，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及结构又是可变化的。
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该经济体在特定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相对高昂，所以，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不一样的。
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个经济体处于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个经济体在这类产业上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经济体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前提。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产业都符合它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最有竞争力的结构。
一个经济体只有到了资本相对非常丰富的阶段，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劳动可以运用很多资本，才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才能很高。
所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水平，中间目标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措施则是加速资本积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只有加快资本积累，才能使资本更快地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使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收入水平的提升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产业结构的提升则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不能升级，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就会跌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个时点上都发展同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发挥得越充分，竞争力越强，投资回报率越高，经济剩余越多，积累意愿越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升级就越快。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越快，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越快，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借助于这个逻辑，就把发展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论述清楚了。
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就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特定时点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使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会选择能多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少用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中才能形成，所以，有效的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制度前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是由先行企业推动的，先行企业家进入新产业要承担很多风险，如果失败了，说明这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其他企业不会进入，但先行企业要承担失败的所有成本；如果成功了，证明这个产业是该经济体新的比较优势，其他企业就会跟进产生竞争，先行企业不能有垄断利润。
由于先行企业要承担很大的失败的风险，却很难得到成功时的垄断利润，为了鼓励企业家成为先行者，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除了进入的产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动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外，还决定于各种软硬基础设施是否随着产业的升级，资金、市场规模和风险的扩大做出相应的完善，这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超乎任何单个企业的能力，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也需要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决策来改善软硬基础设施，或利用其可动用的有限资源来提供相应的完善。所以，有为的政府同样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前提。
在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每个新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完全一样，政府无力为所有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以产业政策来为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励，并为这些产业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应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原因在于根据结构主义所制定的产业政策试图去发展超越发展阶段、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于是在80年代以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流经济学界形成了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的共识。
然而，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即使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家仍有可能没有成为先行者的积极性，或是，即使有了先行者，也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而失败。
例如智利，市场化的改革很彻底，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指标”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华盛顿共识改革后30年没有任何新产业出现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少数发展成功的国家的政府都发挥了有为的作用，以产业政策来协助企业，因势利导新的产业的升级。所以，不宜以绝大多数国家政府过去的产业政策的失败为理由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作用的必要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除了对先行企业提供必要的激励外，应该根据新产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来降低交易费用，以帮助经济体中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所谓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是指在要素生产成本上具有优势，但缺乏必要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使得交易成本过高无法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新结构经济学还从近现代以来成功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发展中国家甄别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的方法：这些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共性，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企业进入到跟其发展程度相差不远，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倍左右，发展绩效良好的国家的成熟产业中去。
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有一个共性，即在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的20%、甚至更少的情形下，就直接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学习和模仿对象。这种经验背后的道理是：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则比较优势差距也不大，收入水平较高而发展绩效良好的国家的产业会因资本快速积累而不断升级到新的产业，这些国家成熟的产业就成了和其他发展差距不大的国家的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基于上述经验和理论分析，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提出政府“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做为制定产业政策的框架：
第一步：选择一个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左右，并已维持了20-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或是2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和自己处于同一水平而20年来发展很好的国家作为本国产业升级参照与学习的对象。这些国家成熟的可贸易部门就可能是自己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
第二步：考察国内企业是否已经自发地进入这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有，就要分析为什么较低的工资和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仍然无法使这些企业同参照系国家的企业竞争。其原因通常是交易费用过高，然后分析交易费用高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好，还是人力资本不足、物流不好或金融支持不够，从中找到政府应该帮忙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三步：倘若国内企业尚未进入这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培育支持国内企业进入外，政府可以积极的招商引资引导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企业到本国来投资。由于那些产业已是参照系国家的夕阳产业，这些国家的企业家一定有积极性把生产转移到发展差距不大，工资相对比较低的国家。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改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并通过招商引进那些企业。
第四步：当代技术变化和创新速度都非常快，有些新产业二十年前尚未出现，但因为技术创新现在出现了，国内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个机会，已经进入并且表现出获利能力，比如19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印度企业最初给美国做信息服务外包时靠的是卫星通讯，成本很高；印度政府就建设光纤通信，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使印度的信息服务成为该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已经发现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的机会，政府的责任是帮助企业克服瓶颈限制，降低交易费用，使其进一步发展。同样道理，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如果国内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些资源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市场的价值和广阔的前景，政府也应该为这些企业的扩大生产和其他企业的进入消除瓶颈限制。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和企业经营环境普遍不好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政府可以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方式，改善园区内的软硬基础设施，创造局部优势条件吸引国内外企业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使政府的有限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第六步：政府向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励以补偿先行企业所创作的外部性。这里的补偿不同于赶超战略时的补偿，赶超战略下的补偿旨在解决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比较优势战略下因势利导的补偿则旨在克服外部性问题，企业自身是有自生能力的。政府通过改善软硬基础设施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必须依靠改善经营来获得利润。所以，前者所需的补贴数额大、时间长，政府不得不以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的方式来进行；后者所需的补贴数额小、时间短，政府只需给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在有金融抑制时给予优先获取金融服务或在有外汇管制时给予获得外汇配额以进口必要的技术设备的机会。
上述“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可以帮助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效的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以支持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对于中等发达国家，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少数产业则可能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前类产业的升级，上述六步法依然适用。对于后类产业若要有新技术或新产品，企业需要自己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和技术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需要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所需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另外，也还可以像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⑶。
对于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可贸易制造业，政府则可以帮助这类产业中有条件的企业转型到从事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研发、品牌、营销的微笑曲线两端，或将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加工生产环节转产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区或国家，使企业继续依靠其技术、管理、资金、市场渠道的优势在海外创造第二春。
根据上述新结构经济中有为政府的框架，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在总体的基础设施差、企业经营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也能经由政府动用其可用的有限资源，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为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并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由此为整体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有可能快速发展，克服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两代人之间成为发达经济体。
新结构经济学也为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失败和渐进、双轨改革的成功提供了解释。结构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进口替代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必须以价格扭曲和各种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给予保护补贴，以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导致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危机不断。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是因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诸多扭曲是内生于原先错误的产业政策，在经济中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如果，按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休克疗法取消所有保护补贴，必然出现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造成经济崩溃和社会、政治不稳，实际上为了社会稳定或是不愿这些先进的产业破产影响国防安全，在私有化以后还是要继续给予这些企业各种更加隐蔽、效率更低的保护补贴，经济效率的下滑和危机不断也就不可避免。
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则一方面给予原先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一定时间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和支持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以加快经济发展。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增长，加快了资本积累，使得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自生能力。当现实中除了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的企业可以用财政直接给予补贴，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时，原有的以各种扭曲来进行的补贴就可以取消，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完成了。
所以，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来看最好的休克疗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最糟的；而从新自由主义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最优的转型路径。我国和苏东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验则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预测。
结语：来自中国的创新型理论才能推动中国的发展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人均收入达到6,800美元，期间6.8亿人脱贫，并对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一个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崩溃论”和“唱衰中国”的论调在海外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只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忽视了上述成绩，以及中国的发展、转型经验的一般意义。
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教材直接翻译自发达国家通用的教科书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介绍的是西方主流的理论。
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以西方主流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随着条件的成熟，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最糟糕的经济是改革不彻底的双轨制经济。受此理论的影响，国内外不少人把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
不过问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却都是双轨渐进的改革。并且，出现在我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腐败等广受人们诟病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是二次大战以后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主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的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和危机不断。
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日本和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
根据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而且，发达国家本身的社会不断在发展、条件不断在变化，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断在演进，盛行一时的理论常被后来出现的理论所扬弃。
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的结果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只有这种来自于我国的创新性理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我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有可能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以常无的心态而不以现有理论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我国现象的新理论，《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的奇迹》一书1994年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后，获得学界一定的肯定，张曙光老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 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韩、越等国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该国的版本，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1999年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增订版。
1994年我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以此为教材。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工作前，根据上课讲义整理成书，书名《中国经济专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则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文版，并改名为《解读中国经济（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
这本书在国外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称：“此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两千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复兴。它以具有分析性的资讯，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林毅夫以他富有见地的比较优势战略观点将中国注重实效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转型国家照成灾难性后果的”。
诺奖得主罗杰?迈尔森称：“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一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林毅夫是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人。在书中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以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前景的全部而重要的视角。”
诺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称：“这本书对中国过去的落后根源以及后来的超凡成功进行了清晰而富有见地的研究，对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的著作，一部早就应该出现的重要著作”。
建立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框架，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参考。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我国的问题、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2007年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
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⑷。这本书总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
诺奖得主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
诺奖得主斯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论文结集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了《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结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经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201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得学界的好评。
对《新结构经济学》，诺奖得主斯宾塞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对《繁荣的求索》，诺奖得主阿克尔洛夫称：“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250年来的经济思想编制在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
诺奖得主福格尔则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诺奖得主谢林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更让我高兴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的接纳和重视。
2012年9月，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访问中国，为了和我讨论如何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应用于卢旺达的经济发展，特地在中国多停留了两天，以便等我从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会议回来和他面谈。
2013年2月，我率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亚访问，坦桑尼亚的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为表彰我对发展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我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在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发奖牌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独占鳌头，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
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
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多出于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⑸。中国只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长的潜力，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已经指日可待。
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盼望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能以此为目标，一起努力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贡献。
注释：
⑴Lin, Justin Yifu and David Rosenblatt, “Shifting Pattern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Rethinking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olicy Reform, 2012, pp. 1-24.
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包括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⑶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的政府由于预算有限，对基础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选择的，所以，虽然形式不同，发达国家的政府其实是一直在用产业政策来支持经济发展的。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大规模储存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公司在未上市之前，除了得到风险投资的资金之外，也得到美国小企业局50万美元的风险股本投资。同样，Google的计算技术也是来自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对美国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在美国的各种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中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Mariana Mazzucato 2014年出版的新著《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
⑷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
⑸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祝贺创刊40周年”，《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