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
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
但我对不起他：去了，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有愧。
我们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归纳了四种看法﹕
一，高尔泰的主观论；
二，蔡仪的客观论；
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幺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也历经坎坷。
说起三十年来家国，同感古国之古。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告别革命当人大代表是后来的事)。作为学者﹐他的优势在于人文精神，道义感和抽象地思维的能力，和钱钟书先生那种技术性活动图书馆不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作品都有一种理论性和指向性（要说明个什幺）。至于对与不对，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二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
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
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
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变古而有唐风。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祗一首了﹕
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
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
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幺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
三
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象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幺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
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圣地”。他说朝圣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的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幺多年，该补一补了。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
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
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象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
四
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迭迭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伸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已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象积雪下面的草芽﹐象音调不定的号角。
特别是有些油印的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我看到的不多。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偶或一见，必受震撼。《沃土》、《四五论坛》和《北京之春》也是。听说外地也有类似刊物，可惜没能看到。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幺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
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连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随机应变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
时代潮流包罗万象，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着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
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的打，锣儿当当的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
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象节日的喜庆。
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
那时言路虽有所放宽，但能够公开发行的报刊，还是受控制的。比较开明的编辑，至多只能打个擦边球。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懮国懮民，以正直和勇敢著称。编辑谢韬兼任《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也反对独裁专制。他们喜欢拙文，不敢贸然发表。观察形势数月，又替我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将《异化现象近观》刊出。
《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出后，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
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幺追究。
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
五
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象《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所谓的“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
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被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自然科学家金吾仑先生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
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幺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幺？！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
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横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
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各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都不来上班了。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
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
六
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
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幺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
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所里的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儿时间是值得的。
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幺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都不写信。甚至因此，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幺看，也不会要我合作。
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
命运攸关。别无选择，只有照办。前提和结论，都是给定的。补充中间环节，无非体力劳动：爬格子。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地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很苦很累，如同锯自己的神经。
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
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
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
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
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
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
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
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
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
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吗那幺认真？
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
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
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幺什幺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风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
，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
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
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
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
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
七
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
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后年，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
带著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象已经结束，又好象还在进行，风声鹤唳。
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象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象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
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象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
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
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
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批评了李泽厚的观点。没指名。我想越是朋友，越是可以讨论分歧。能讨论，才是真朋友。
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须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幺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苦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
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
八
《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幺》一文，给了《哲学研究》。主编陈筠泉先生很谨慎，考虑了八个月，才在八一年四月号刊出。我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口吻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自惭形秽之故。
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的对象和范围》一文中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
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
《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幺？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
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到文革追究“为什幺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也曾在大陆发表)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
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就淡漠了。受程维熙和张贤亮现象的吸引，写了些文学评论。后来被捕，逃亡，画起画来。自然而然地，也就从美学界和文学界出局了。本来幺﹐当年“入局”，也纯属偶然。
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新着，叫《美学在台湾的发展》，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作为空白中的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
九
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
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小雨拒绝交出，坚持说，她没见过，不知此事。
那份惊险，回头后怕。想不到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
结果比预料的要好：只是被赶出北京。
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坚持要退回兰大，谁也没法。
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
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横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
书生夹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
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
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幺﹐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