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对于俄罗斯白银时期其他的诗人，诸如曼德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以及赫列波涅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甚至前期的勃洛克和安年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研究者比其小说研究者或许要少一些。上世纪80年代翻译成汉语的俄罗斯现代主义诗歌研究文集中，大多数论者基本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上述几位诗人。俄罗斯教育学院院士、批评家弗·阿格诺索夫在他的《白银时代俄国文学》一书中，帕斯捷尔纳克只是作为研究其他诗人的旁注出现，甚至在此书的结束语中，为了表示对“遗珠”诗人的歉意，作者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国内所见某版本《俄国现代主义诗歌》、《俄罗斯诗歌史》中，也不见其踪影。当然这不是说所有的研究者都会忽略帕斯捷尔纳克，但除了诗人读者和部分俄罗斯诗歌研究者外，大多数人还是更关注他获得诺贝尔奖、也给他带来更多光荣和灾难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尽管，他和曼德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是公认的四位俄罗斯白银时期最伟大的诗人。
在中文读者中，帕斯捷尔纳克诗歌最早引起广泛关注的，应该是1989年初出版的《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这本诗选集。在这本书里，他的诗选入了21首，仅次于曼德斯塔姆。1987年出版的汉译《日瓦戈医生》（此前一年苏联作家协会才为其平反）和同名电影在国内的流传，使得他为更多读者和观众知晓。毋庸讳言，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背景，帕斯捷尔纳克的写作为中国诗人和知识分子带来了令人震撼的启示。此后二十多年，又出版了多种帕斯捷尔纳克的汉译诗集，大部分作品选自他的《生活，我的姐妹》、《第二次诞生》、《在早班火车上》、《雨霁》等诗集，直至前不久，上海译文社才出版了《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上中下）三卷，收入帕氏诗作499首，参与翻译的译者多达八位，是目前国内出版最为完整的帕斯捷尔纳克诗歌中译本。
二
没有人质疑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抒情诗人这一写作身份的定论。比他早十年出生的勃洛克对抒情诗人有过如下精彩绝妙的描述：“抒情诗人是从你们划着十字绕行的那个可诅咒的巢穴走出来的，他把自己无辜的芦笛贴着嘴唇，准备告诉你们不听为妙的声音，否则，一旦听得出了神以后，你们便会成为叫花子靠乞讨度日。”
然而，早期的帕斯捷尔纳克却一度有过放弃写抒情诗的想法。一战结束后，整个欧洲满目疮痍，1922年底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现实和制度等很多方面呈现的样貌，使这位年轻诗人陷入焦虑和惘然之中，尽管那时他已经写出了令很多人称赞不已的、有影响力的诗集，诸如《越过壁垒》、《生活，我的姐妹》。1924年列宁去世，斯大林继任，并大规模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急剧的社会变化也加剧着诗人的忧虑。就在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没有音乐，也不会再有了，或许还会有诗歌，但它也应该不会再有了，因为需要生存，可当代生活却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它了……时代可顾不上那被称作‘文学’的东西。”1926年，他在一份给报纸的调查答卷上也表示：“旧的个性被摧毁了，新的个性还没有形成。没有共鸣，抒情诗就成了不可思议的东西。”大凡对社会学和美学的悖论有过激烈内心搏斗的诗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几乎都会产生和帕斯捷尔纳克同样焦虑的心情，这也是阿多尔诺对奥斯维辛后写诗不道德论断的一个出发点。然而，在这个关头，他的知心好友、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给予了帕斯捷尔纳克有力的支持：“我真不理解你，你居然要抛弃诗歌。亲爱的朋友，面对诗歌就要像面对爱情那样，只要她还没有抛弃你……你依然是竖琴的奴隶啊。”
这位被帕斯捷尔纳克称为“热情似火的、地狱般可怕的”女诗人，成了帕氏《短篇集》和长诗《崇高的疾病》的催产士——
“我感到羞愧，而且羞愧与日俱增
因为在这些陈迹的世纪
还把诗歌
称作一种崇高的疾病。
……地球难以理解这种混乱，
以致要离开书籍
扑向长矛和刺刀。
良好的心愿铺就了地狱。……”
诗人的敏感使他在全民迎接“新生活”的欢呼声中早早预见到了灾难的来临。事实上，到了上世纪30年代，斯大林政府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在国内开展的“肃反”运动，也残酷地证实了诗人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一切反对和质疑的声音都将被斯大林政权所毁灭。在此情形下，俄罗斯诗人们秉承良知的呼唤，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在不断有人被杀害、被逮捕、被送进集中营的情况下，靠传抄、背诵的方式，保留下相当多诗人们的作品。曾有人对帕斯捷尔纳克未被逮捕而大感意外，对此，他忠实的伴侣伊文斯卡娅后来写道：“有一种传说（帕斯捷尔纳克曾向波波娃讲述过其中之一），说汇报有关逮捕帕斯捷尔纳克的证明材料，斯大林说了一句：“不要动这个住在天上的人……。”
无论这传说是真是假，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拒绝在一份可怕的文件上签名——“1937年审判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当时这二人都是苏联军事统帅）等人案件时，在作家当中征集签名，以示拥护判处他们死刑。有人也来找我，我拒绝签名。这事引起很大的震动与不安。”这段话来自帕氏口述，应该毫无疑问。他置生死于不顾，顶住了当局的压力和威胁，而这意味着他可能为此丢掉性命。
三
在那个严酷的时代——从斯大林上台，将近150万有异见的俄罗斯民众和知识分子丧生，一直到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三十多年间，帕斯捷尔纳克从未停止写作。他留下了长诗《一九〇五年》、《施密特中尉》、《斯佩克托尔斯基》，留下了《在早班火车上》、《雨霁》等大量诗作，以及《日瓦戈医生》等长篇和短篇小说。或许，作为一个人，他也有性格上的脆弱和犹疑，但他全部的勇气和担当都献给了诗歌，在他身上始终存在着一个不畏强权、自由独立的诗人：
“仿佛他会像林妖一般/从逃亡苦役犯的休息地走出……天空和大地，森林和田野/都听到了这少有的声音/这些组合均匀的成分/疯狂、悲痛、磨难、幸运。”
以及——
“生命之书已写到终篇,/它比一切圣物都神圣，……/世纪的进程像寓言/它会在行进中闪闪发光。/为了它可怖的壮丽/我甘愿在受折磨中死亡。”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于1945年到访苏联时拜望过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他注意到当时文学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偏见：“多年来苏联批评家一直指责他太深奥、复杂、繁琐，远离当代苏联现实。我想他们指的是他的诗既没有宣传性，也没有粉饰性。但如果指的是他的创作只写个人的世界，只说私人的语言，或所谓闭门谢客，刻意与他生活的世界相隔绝，那这种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警惕来自任何一方的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工具化，都是一个诗人必须的清醒，这或许是很多“政治正确”论家对他产生偏见的一个原因。1935年，他赴巴黎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大会时为文学辩解，他强调：“我明白这是作家们组织起来反抗法西斯的大会。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不要组织起来！组织是艺术的死亡。只有个人的独立才重要。在1789，1848和1917年，作家们没有组织起来支持或反对任何事。不要，我恳求你们，不要组织起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说这段话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可以毫无愧色地面对来自自己所写下的文字的检验，尤其是作为一个抒情诗人，他既继承了自己自《生活——我的姐妹》中对大自然和爱的一贯忠诚及抒情风格，也直面苏联的社会现实，从个人真实的感受出发，将生活经验转变为美学经验：他的创作忠实于缪斯而非代表威权的宙斯，忠实于记忆女神而非黑暗的遗忘。“我可以象海涅一样说，‘作为一个诗人我也许不值得被记住，但作为一个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我将被记住’。”而伯林则充满敬意地说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所谓‘白银时代’的最后一位也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位代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很难再想出一位在天赋、活力、无可动摇的正直品性、道德勇气和坚定不移方面可与之相比的人。”
《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几乎详尽地标注了诗人创作每组诗歌的年代时间，这给研究者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读到这套书之前，笔者正在读译者之一、诗人李寒翻译的一些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并为这样更年轻的诗人加入翻译队伍深感欣喜。这套诗集译者众多，每位译者的翻译风格、文本呈现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水平，所以不免会遇到部分挑剔读者的诟病，但我以为由于这套诗集几乎收入了帕氏全部的诗作，仍不失可珍藏及对照阅读的价值。而当夜深人静、翻开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作为一个写诗多年的人，我依然会情不自禁被这样的诗句打湿眼眶——
别睡，别睡，艺术家，
不要对睡梦屈服，
你是永恒的人质，
你是时间的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