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国、欧洲都在改革。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时的口号便是：变革。我认为美国需要改革的是过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老百姓的资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欧洲债务危机以后，政界已经达成改革的共识，其重点应该针对过度的福利主义，因为过度的福利导致债务经济，削弱了经济的活力；中国的全面改革从文革结束后开始，当时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意识形态挂帅和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
从改革的结果来看，中国可能是相对最成功的。主要体现在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现在，中国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美国的医疗改革还没有成功。从2004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基本没有遭遇欧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解决了很多问题。如今，美国改革遭遇的障碍恐怕是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美国政治体制中的否决点太多，很难进行实质性改革。在欧洲，政客如果提出根本性改革，往往要下台，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德国之所以现在经济状况较好，是因为施罗德执政时进行了福利改革，但他后来便下台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怎么解决改革和西方民主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有三种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大致决定了改革的命运。
在美国模式下，资本力量过大，压倒或左右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最主要的标志便是根据2010和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机构和个人的竞选捐款不再有上限。有时候我说，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华尔街。钱生钱的游戏玩得上瘾，是戒不掉的。这个制度如果不改革，恐怕未来会有更大的危机。
如果说美国改革不成功是资本力量过大，欧洲改革成效不彰的原因则是社会力量过大。虽然欧洲的资本力量也很大，但不如美国，欧洲是社会力量压倒了其他两股力量。在欧洲，民主有如一种宗教，许多具体问题都靠民主解决，其中的假设便是越多人参与越好。用中国人的话讲，欧洲光有民主没有集中，难以形成改革的合力。
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达到一种新的、动态的平衡。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资本力量基本不存在，社会力量太弱，政治力量过于强势造成了文革等悲剧。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变了，资本力量发展起来了，社会力量也逐渐发展起来了，特别是现在有了互联网传播，政治力量仍然保持了相对的中性和强势。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中国历史上成功的政府几乎都是比较中性、强势的。治理中国这样的大国，领导人需要有担当，否则做不了事情。中国的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发展起来之后，已经对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压力和制约。我认为，相对中性、强势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原因。
关于中国可以讲得更具体一点。
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资本力量的长处在于它可以创造效率和财富。过去60多年的历史表明，前30年间，中国对资本力量压制过多，导致了经济活力严重不足，民生改善进程过慢；随着改革开放，资本的力量迸发了，中国人创造了财富增长的世界奇迹。但资本力量也带来自己的副作用，如果没有其它制约力量的话，资本逐利的特点会导致社会高度两极分化乃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
在中国，资本力量总体上受到了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某种制约。即使在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今天，中国政治力量还是保证了弱势群体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社会力量延续中国平民主义的传统，社会主流几乎也一直倾向于节制资本。
三种力量的这种动态平衡格局应该是中国得以避免美国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可能也是普通百姓中国梦的前景可能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精彩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力量迅猛发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和参政方式。前30年间，中国社会力量过于单薄，这导致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生活缺乏活力，信息反馈严重失灵等，这也是为什么当政治力量过强，导致了像大跃进和文革这样的悲剧时，社会力量无法实现及时有效的反馈和反制。
随着中国经济和互联网的兴起，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中国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中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许多公共政策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从未像今天这样开放，这种讨论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的言论自由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
但社会力量也有盲目的一面，特别是追求福利最大化和民粹主义的趋势也需要警惕。好在中国的政治力量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开始更多地对社会力量进行引导甚至纠偏。最近强调建立“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对网上谣言的治理就是很好的例子，说明中国的政治力量头脑清醒。这种纠偏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值得肯定。
所以，我的基本结论是，在改革方面，中国模式总体比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成功。
中国与美国相比，在中国，100个最富的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但在美国，恐怕二三十个最富的美国人便可以左右白宫。与欧洲相比，欧洲决策过程中社会力量过大，导致“从群众中来，但没有到群众中去”。
我们应该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走，也就是保持政治力量相对比较中性和强势的特点，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来推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在技术层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在政治层面（即三种力量的平衡方面）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模式。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transcendence），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既要避免美国病，又要避免希腊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