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这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可以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解决方案应该是针对供给方，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刺激需求。要放下心态来先抓改革，改革是会带来收益的。

我不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需求方也有要改的方面，也可以形成改革红利，比如三大需求对于GDP的拉动作用。第一，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的作用，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第二，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到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的流动潜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改革，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

2014年是中国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目前已进入三季度末期，如何客观认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潜力？中国未来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又是什么？

对此，上海证券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解决方案应该是针对供给方，努力提高潜在增长率，而不是刺激需求。

“改革与增长不是或此或彼、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产生显著的红利。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蔡昉说。

高增长之后减速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

上海证券报：8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投资不旺，内需继续乏力。微刺激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好像已是现实。对此，您怎样看待？

蔡昉：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决策者、经济学家和观察家大多认识到，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速度常态，并且至少从理论上都承认：这是长期的、结构性的现象，而不是一个周期性的减速，或者是短期的冲击现象。但是，在提出政策对策时，大家还是会从周期性的需求方面的冲击来考虑。

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既是经济史学家，也研究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他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几位合作者，做了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这项研究在分析了所有具有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后发现，任何一个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国家，终究在某一时刻要减速。后来经过归纳，“特定发展阶段”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有高有低，平均起来大概是在人均收入17000美元。这是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因为指标不同，再加上汇率因素，这些国家平均减速的幅度，比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的情况还要严重：从减速前七年平均6.8%的增速，下滑到了减速后七年平均3.3%，减速幅度达到一半以上。这是看到的所谓一般规律，其实只能叫平均规律。

从这一点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中国现在的经济减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按照自然趋势或者重力规律则还要继续往下减；第二，减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也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因此，现在大家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有一句话：“增长速度应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也就是不再强调一定要追求8%的增长速度。

上海证券报：您刚才提及，在提出应对之策时，大家还是会从周期性的需求方面的冲击来考虑。

蔡昉：是的。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需求方因素大部分情况都是短期的冲击性因素，而非长期的结构性因素。对于长期结构性因素，应该从供给方也就是增长能力来解决。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表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长期的人口红利和劳动力，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丰富的剩余劳动力，现在受到的制约则转变成了需求方因素，就是中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如果中国解决不了消费不足的问题，其经济就会“撞墙”。这么大的国家撞到的可不是普通的墙，而是GREAT W(长城)。他是一贯唱衰新兴经济体的。针对他所讲的消费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消费是一个结果，不应该作为原因提出，去抓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对的。我认为这个批评是正确的。所以，林毅夫教授提出了要推动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我认为两个人讲得都有道理。中国长期需求方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外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三驾马车，一直是不平衡的。先是过度依靠外需，随后过度依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贡献还不大。所以，克鲁格曼讲的是长期的需求平衡问题。而林毅夫讲经济增长要靠投资，因为技术进步和新的比较优势都体现在投资中。其实，人口红利消失后我们会面临储蓄率下降的问题，所以他的观点不仅对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都是具有针对性的。

经济增长减速源于供需双重因素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什么？是供给因素还是需求因素？

蔡昉：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制约，也不是短期冲击，而是供给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鉴于此，我更强调供给方因素。在宏观经济学家、增长经济学家中形成了两类观点，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归到供给派，有多少人可以归到需求派。虽然有些经济学家自称“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不太恰当，但是至少有人关注供给方因素，就是增长能力如何提高。当然更多人关注需求方因素，即有没有足够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

我把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组合，就可以认识中国的经济增长，解释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情景。

供给方因素要观察潜在增长率，即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土地、资源)供给和生产率进步，能够支撑怎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供给能力可以强，即在潜在增长能力很高的时候；也可以弱，即在潜在增长能力降低的时候。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方因素也可以有强有弱。强供给、弱供给、强需求和弱需求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四种宏观经济格局，其实也是四种经济增长常态。

逐一认识这四种经济增长类型，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现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到底是什么在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先谈第一种情况，强供给和强需求的组合，即高潜在增长率与日益增长的需求共同导致改革时期的高速实际增长率。

我和同事估算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在给定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资本的积累速度、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情况下，能够支撑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

推算历史，总体来看，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潜在增长率，就是10%。但是，与之相伴的是总和生育率(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的下降，人口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因此，得到的直观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和人口变化密切相关的。即中国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靠的是人口红利——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也就是教育水平的增长，人口抚养比(劳动年龄人口能够支撑的依赖型人口)下降，劳动力的流动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中国有条件形成高储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有条件避免资本报酬递减，资本积累是可以对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的。

因此，大体上看起来，中国过去9.8%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本上都来自于人口红利。如果人口因素逆转：过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很快、比重也在快速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而在今后，劳动年龄人口不增长或者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提高而非下降，将是什么状况？所有这些之前有利的人口因素都变成了负向，中国出现的这些人口的逆转变化，就发生在2010年。

“强供给—强需求”两者结合，就出现了三十多年来“强供给—强需求”带来的中国高速经济增长。

上海证券报：那么，后续的三种组合会带来什么变化？

蔡昉：第二种情况是强供给与弱需求的组合，即增长出现缺口，导致周期性失业。强供给在潜在增长率很高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弱需求，就是需求和供给不能相匹配的状况。

其实，那个时期也不是没有经济波动，有的时候还是强供给，不过需求可能更强，比如过度投资和大干快上。或者遭遇某种危机，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或者国有企业下岗，也造成了实际增长速度和潜在增长速度不相一致的情况，也就是增长缺口。

因此，即使在“强供给—强需求”期间，也有增长缺口，造成失业现象或者通货膨胀。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应该相匹配，两者之间不应该有太大的差距。

第三种情况是弱供给与弱需求的组合，出现在过去的两三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恰好完全匹配(7.5%上下).

中国经济减速是由于2004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以及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减少。201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7.7%，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也在7.6%至7.7%。201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7.7%，测算的潜在增长率大致也是这个情况。如果2014年的经济增长降到7.4%~7.5%，那也还是大致与潜在增长率相匹配的。这是估算的潜在增长率，与近两年的经济减速恰好是吻合的。这种既没有通货膨胀，也没有失业现象，其实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2004年之后，农民工的工资急速上涨，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实际增长速度是12%，一直到现在增长还在继续。在2010年进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甚至很多人都不会想到的现象，就是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已经停止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了。

总之，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多因素也都发生了变化。很自然地，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是必然发生的。测算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从“十二五”时期一路下滑。大体上从过去的10%，下降到“十二五”期间的7.6%；如果是自然下降，到“十三五”时期，会降到6.2%的增速。

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强劲，但没有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因为劳动力已经短缺。同时，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幅度没有那么严重，因此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能够创造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也不会增长那么快了，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速下降，那么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相符，也就不会出现失业现象。

第四种情况是弱供给和强需求的组合，即如果不接受目前的增长率而过度刺激将导致超越潜在增长率。弱供给指的是已经下降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目前的7.6%，下一个五年规划时期是6.2%。如果我们不习惯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而对经济采取各种刺激政策，设想一下会出现什么情况？

打个比方，如果刘翔的生产要素供给(体能等)和他的生产率(训练水平)能够允许他跑出12秒的成绩，但是社会需求(主管单位的行政干预、社会舆论的忽悠、广告商的物质诱惑)硬要刘翔跑出10秒，结果就是经常性的受伤。

因此，在未能改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要刺激经济，就会出现很多行业甚至基础设施都产能过剩的情形。许多产能利用率低得最厉害的行业，恰恰就是那些被当作刺激政策载体而列入鼓励名单的行业，甚至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十大振兴产业名录上。这说明，潜在增长率下降意味着比较优势弱化，没有真实的投资需求，过度补贴只能造就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

牢记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教训

上海证券报：四万亿经济刺激带来的后遗症还在发酵，大量的货币投放并没有如愿进入实体经济。那么，钱都去哪里了？

蔡昉：是的，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和刺激性产业政策导致超过实际需求的货币增长流向哪里了呢？

日本教训告诉我们，钱会流向股票市场、房地产、海外资产及其他虚拟经济领域，凡此种种。结果形成经济泡沫，也就是在1980年代后期严重的日本泡沫经济。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有很多人将日本经济和中国经济进行比较，有人说中国像日本的1950年代、1960年代，充其量是1970年代，这是按照人均收入水平计算的。但是，如果考虑中国 “未富先老”、比较早地用光了人口红利，遇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新的人口发展阶段，那么中国更像是日本的1990年代。

虽然日本走了弯路，失去了二十年，但是由于当年已经是高收入国家，所以，日本可以说是陷入了高水平陷阱。但是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来得太早。如果中国不能够接受日本的教训，走了日本的老路，那么就会跌入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目前所要避免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我把中等收入陷阱看作一个四部曲，走完这四步，就会“成功”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一步，经济增长减速，这是必然的，自身不能决定的。第二步，面对减速，没有意识到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减速。如果像日本一样，选择了刺激需求而非通过在供给方面改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那就会造成所有坏的结果：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传统体制的复归，增长方式不能转变，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等。第三步，收入分配恶化。刺激政策是错的，终究没有改变经济增长下滑的结果，反而导致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收入分配恶化。即当收入蛋糕不能再继续做大的时候，有话语权的群体拿到越来越大的份额，那个时候的收入差距扩大就是以弱势群体的绝对恶化为前提。第四步，矛盾激化，导致改革陷入僵局。一方面，这部分绝对恶化的弱势群体会产生不满，变成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强势群体会把有利于自己的资源分配体制固化，反对一切改革。因此，体制会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既得利益群体，越来越不利于分享经济增长，体制越来越僵化。这个时候，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就会进入“完美”的拉美陷阱。

所以，当前最重要的一步，不要把现在的经济减速看作是需求方的因素而过度刺激经济增长。要放下心态来先抓改革，改革是会带来收益的。知道改革会有红利，就容易下决心了。

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中国能有作为

上海证券报：面对潜在增长率下降，中国怎么办？

蔡昉：应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出在潜在增长率下降，而潜在增长率不能靠刺激需求超越，但是潜在增长率本身可以改变、可以提高。因此，我们应该着眼于潜在增长率，从供给方解决增长速度问题。靠什么呢？靠改革。人口红利没有了，改革红利还在后边。

挖掘潜在人口红利(劳动力供给)和新的增长源泉，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如户籍制度、教育培训、企业改革和生育政策等。这里列举的是我相对熟悉的领域，当然远非这些。

改革红利有哪些呢？比如说：农民工市民化即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继续改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改革国有企业有利于改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贡献；此外，调整生育政策也有利于未来的劳动力供给。

长期看，经济增长速度降下去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永远达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给潜力。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新的额外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

我不认为所谓“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为了以示区别，从需求方也有要改的方面，也可以形成改革红利。比如说三大需求对于GDP的拉动作用，最终消费(至少在过去十年)是对宏观经济起稳定作用的需求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需求拉动因素(而出口和投资需求贡献波动性强，互相弥补)，促进消费的各项改革也能创造改革红利。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都能够提高消费需求，促进宏观经济稳定。

因此，需求方的改革，也有改革红利。这样的话，我就和供给学派经济学划清了界限。

第一，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的作用，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现在农民工虽然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口就不能在社保、义务教育等方面获得均等的待遇，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一旦出现宏观经济波动，或者到了40岁，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形，他们就回家了，劳动参与率被制度性压低了。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把他们变成市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劳动力供给就更加充足了。一旦农民工的收入提高和稳定后，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高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也就像正常市民一样，释放出消费能力，需求因素也随之得到解决。

第二，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到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的流动潜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大部分是来自重新配置效率，也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改革，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当然，还有触动既得利益的方面。

我觉得今天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看成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重要的全会，重点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而在这些改革中，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改革不是以牺牲增长为代价，因为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容易形成改革共识，就会形成一定的改革阻碍力量。

前面的分析说明，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如果是这样，形成共识推进改革，还能形成更好的改革方式。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这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将来更是几乎没有了。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可以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例如，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形成一种成本分担、收益共享的机制。

因此，改革与增长不是或此或彼、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产生显著的红利。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

来源：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