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写完《还要来一次反右运动吗?》，就读到18日出版的《新世纪》第32期。本期的“舒立观察”，题目是《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同《环球时报》上那篇昆仑岩的文章不约而同，都是借着邓小平说事，都说到“左”右之争。但思维取向却截然相反：昆仑岩意在反右，胡舒立却着重反“左”。从对历史和现实的评价，到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两人都截然相反。
昆仑岩说：“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应对几次大的风波，都是反对右的而不是‘左’的错误倾向。”胡舒立则指出，最能反映邓小平“实事求是品格的，就是他对中共内部‘极左’思想的鲜明态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到90年代初南方谈话，他对极‘左’的危害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对极‘左’路线的卷土重来保持高度警惕。”
昆仑岩认为，邓小平南巡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是社会和党政干部的主体。“他们最大的特点，恐怕恰恰是脑子里没有多少‘左’的框框”。胡舒立的评价相反：当今“‘左’的惯性仍然强大，传统的教条、口号，无形的棒子、帽子，仍在压制人们寻求改革突破的热情。”
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评价，引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昆仑岩强调“反对右的倾向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是防止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颠覆性错误”。胡舒立却说：邓小平关于“主要是防止‘左’”的遗训仍然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现实的问题仍然“主要是防止‘左’”。
毫无疑问，无论是对历史的回顾，对现实的判断，还是对当前‘左’右的分析，胡舒立的文章都更符合于实际。改革开放以来，‘左’的势力一直是反改革反民主的主要障碍。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他们把民间的商业活动斥为“投机倒把”，把建立特区说成是“恢复租界”，把政治、文化领域的改革主张归纳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苏联东欧变色后，他们甚至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粉碎了这股势力的反改革图谋，带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高潮。左派人士多次发布万言书，危言耸听地散布中国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进入新世纪后，面对改革的不可逆转，他们接过改革的口号，提出改革具有不同性质，自命为“社改派”(社会主义改革派)，而把推进现行改革路线者称为“资改派”(资本主义改革派)，是“赵紫阳集团”。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赢得普遍的赞许，他们虽然黔驴技穷，但仍然力图扭转改革的方向。昆仑岩说的“反对右的倾向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是防止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颠覆性错误”，就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严重警告：如果不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右，就会发生颠覆性的错误。胡舒立明确地指出：“‘左’的思潮还表现在对全面改革的认知上，特别是在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基层民主建设、司法改革和舆论监督等方面。”因此，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路线，仍然需要坚持邓小平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胡舒立和昆仑岩的分歧以‘左’右之争的形式出现，有它的历史条件，他们都是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引起论述的。胡舒立在文章里还谈到;“不少人提出‘超越左右’，以谋求改革共识。还有人士认为，左右之分已是过时的政治修辞，不能概括当下的现实。”这种看法大概相当普遍。最近有几位朋友在我的微博后跟帖，也谈到这个问题。如：“这种左啊右啊的奇谈怪论扯了几十年，无非就是领导人的看法，这是典型的人治社会的特征。世界上哪个发达国家是整天叫嚷防左反右的?”(@胡杨SUN)“只有把权力交给市场才是真正改革，空谈什么左右，纯属扯淡。”(@姚澜)“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还在整天讨论这种无聊的问题。”(@转贴砖家)“这个腐败的体制根本没有左右之分。”(@nfzgh)
对于这些观点，胡舒立是这样说的：“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不过，对重要范畴的讨论，需有一致的内涵与外延。在中国现实语境中，邓小平对左与右的理解依然成立。”
我赞同胡舒立的说法。所谓“不无道理”，不仅因为左啊右啊都是“过时的政治修辞”，而且这两个概念被彻底颠倒近六十年，已经无法纠正，我们完全有理由“超越左右”，弃之不用。左右之分，源自法国大革命时的三级议会，开会时贵族僧侣坐在右侧，第三等级即资产阶级坐在左侧，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主张革命与民主，贵族僧侣却反对变革与进步，所以后来就把主张革命和进步的社会力量称为左派，把坚持保守僵化的社会力量称为右派，所谓左倾右倾也由此而来。这在全世界已经成为共识。
我国自西学东渐以来，就逐渐进入了以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为基本特征的历史时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引进了西方关于左右的概念，把主张民主和进步的人士叫做左派，而支持专制保守的人士则是右派。如在北伐前的国民党内，廖仲恺、宋庆龄等被认为是左派，张继等的西山会议派则被认为是右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对独裁专制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里的青年学生，都被叫做左派，这是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关于左右分野的政治常识相一致的。
但是，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就颠倒变样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把对共产党和各级政府提出批评的人，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右派分子”，因为毛泽东通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虽然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但由于中国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条件，他既然要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超越民主主义的革命，就只能依靠本来就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封建专制主义，所以他建立起来的，也只能是封建专制其里、社会主义其表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制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相比，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就其性质来说，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而不是迈向社会主义。因此，1957年对毛泽东的专制统治提出批评的，是呼求民主和进步的左派，他们体现着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求;真正的右派，是对批评者大肆镇压的毛泽东、邓小平们，他们体现着封建专制统治的利益。但毛泽东却把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加在左派的头上，赞誉那些维护专制统治的追随者是社会主义的左派。左右的颠倒就这么延续了五十多年，要求民主自由的进步人士被认为是右派，而维护专制统治的保守人士反而被誉为左派。
左右的颠倒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为了消除这个讽刺所造成的混乱现象，“超越左右”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对于现实问题的探讨，往往需要上溯到历史，这就使某些已经毫无现实意义的、甚至是被扭曲的概念，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摆在我们面前的昆仑岩和胡舒立对左右的不同论述，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的。
左右之争所体现的，实质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之争，路线之争，体现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同取向，是前进还是倒退。历史和现实都已经清晰地表明，迄今为止，阻碍改革的，主要是力图保持现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向毛时代倒退的“左”的势力。昆仑岩的文章，是他们企图扭转改革方向的最新的尝试。胡舒立用邓小平在22年前所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说明要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和政策，就必须防止来自左边的封建专制势力的干扰。这是对昆仑岩们的最有力的批驳。
2014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