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人很难归类。他们往往性情古怪，思路独特，不合群，羞怯或孤傲。一般来说，这种人不大招人喜欢，特别是政治家，无论是专制者还是民主派，都会因为他们难以归类，不便管理，而把他们看作天生的敌人。高尔泰就是其中一个。

我一到纽约就跟他们联系。高尔泰耳聋，一般总是他的夫人浦小雨接电话。在小雨柔弱的声音中，突然听见高尔泰的大嗓门："北岛，欢迎你来！"随即就消失了。他只使用电话的话筒部分，因听筒部分对他毫无用处。

头一次见到高尔泰是一九八七年，在成都的一个画展上。我们握手时，他的手大而有力。我从手注意到他的体魄，健壮、敏捷，且不善言辞，和著名的美学家、大教授身份极不相称。我们闲扯几句，我记住了他那略显阴郁的眼睛。其实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顺的日子......暴风雨短暂的间隙。

听说过他的一个故事。一九八三年高尔泰在兰州大学教书，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被定为全省批判的重点。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省委书记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踪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

高尔泰，江苏高淳生人。五七年因发表《论美》一文而被打成右派。大概是高家天生的反骨，父亲和姐姐也遭此厄运。不久，被劳改的父亲在出砖窑时跌倒，再也没爬起来。高尔泰在戈壁滩的劳改营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自己也差点饿死。

五九年他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死亡线上挑出来，送到甘肃省博物馆画十年大庆的宣传画，逃过一劫，使他有一天作为证人，记下那远比古拉格群岛残酷十倍的苦难。 他离开劳改营的当天，头一次和押送他的警察共进晚餐，他嚼都不嚼，大口吞下太多的肉块，以致到今天还常常胃疼。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洛杉矶。八九年夏天，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南京被捕入狱，被关押了半年多。出狱后他和小雨通过地下通道逃到海外。我们的舞台由于一次事件转动了。亲朋好友，天各一方，甚至永远不再想见。没想到事隔八年，我和高尔泰竟在地球的另一端重逢，真是又惊又喜。他变化不大，原来眼睛中的阴郁竟然消失了，代之以明朗，像洛杉矶的天空。他耳背，跟他交流很困难。每次我说话，都是由小雨大声重复一变，有点儿像通过口译，只不过是从中文到中文。好在我们都不认为谈话是重要的，大家在一起坐坐，共享那温暖的时刻。小雨是高尔泰的学生，曾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搞美术工作。她性情温和，心甘情愿地跟老师浪迹天涯。他们当年靠给西来寺画画维生，日子简朴而充实。告别时，我有一种冲动，想搂住他那厚实的肩膀。不，我想不是哀怜，而是骄傲，为他而骄傲。

以后陆陆续续读到他的回忆录《寻找家园》，让我记起那一瞬间的骄傲。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高尔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他告诉我，他是压着极大的火气写的。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可见他功力之深，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

我们去看望高尔泰夫妇。从曼哈顿出发，穿过荷兰隧道，进入新泽西。我的朋友学良开车。车是跟他弟弟借的，又破又小，新装上的轮胎还有问题，车身发飘。我们离开都市，穿过人烟稀少的旷野，春风吹绿了大片的树林。

他们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老人住宅区花五万美元买了个小房子，这笔钱在曼哈顿最多只能买间厕所。我是建筑工人出身，房子一看就是低成本的。两室一厅，一间卧室，一间是高尔泰的书房，还有间相当敞亮的花房，作小雨的画室。这里太安静了，静得耳朵嗡嗡响。他们生活简朴，很少与别人来往，除了画画写作，唯一的乐趣就是到附近森林里散步。

高尔泰和我所见过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一样。他外表更像农民，眼睛眯逢着，脸色红润，总是带着敦厚的笑容，好象望到了一年的好收成。我和 高尔泰聊天，小雨继续充当"口译"。后来发现我坐的位置不对，正好对着他那只聋了的左耳，我调整了一下，靠近他的右耳，谈话畅顺多了。我突然想到，他不戴助听器，显然是有意切断和世界的联系。当他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通向内心之门。我夸他的散文写得好，这回可让他听见了，他乐得像个孩子，接着问我别人还有什么看法。又连忙从书房取出一本影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发黄的纸片，仔细看去，上面竟是些肉眼难以辨认的字迹，细密得像古瓷上的纹路。他告诉我，每张纸片都有一万多字，是他在牢改营写的。为安全起见，他把钢笔尖磨得比针还细，趁没人时写在纸片上，再把这些纸片藏在棉袄的夹层里。一件棉袄竟有十几层大小口袋，装满这些危险的秘密。文化革命抄走了他所有的手稿，唯独这些记述了他更隐秘的思想的小纸片被抄家者当废纸踩来踩去，没人注意，得以留存。

晚饭前，他带我看看他和小雨的画。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去年他们给庙里画了三十幅画。六十年代高尔泰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壁画多年，老天再次成全他，这本事成了他在海外谋生的手段。他告诉我，有时写作会突然想到挣钱糊口，只好忍痛放下笔。

客厅墙角有一副做俯卧撑的木架，是他自制的。我常去健身房锻练，连撑二十下，不免有些得意。没想到他连撑五十下，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毕竟今年六十二岁了。五十年代，他凭天生的体质，平过百米短跑的全国记录。也许老天给了他这副好身子骨，就是为了让他熬到别人熬不到的那一天，为人间的苦难作证。他告诉我，"六*四"后他在狱中，狱霸像对待所有新来的犯人那样对待他，忍无可忍，他三拳两脚就把那家伙摆平了。

同行的朋友咪咪反客为主，转眼间做了一桌好饭菜。高尔泰端出坛上等黄酒。席间，小雨又成了客人们的回声。上路时，高尔泰握着我们的手，大声说，"很高兴你们来！"这句客套话，被他还原其本来的含义：他真的很高兴。

夜色深了，我们的车走错了方向，又绕回来。他们还站在那里，大概要去散步。我似乎看见他们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