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极端来理解，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反对逐渐与腐败问题交织等同，这一阶层包括的往往是具有强大社会资源的家族、腐败官员，甚至黑恶势力团体。从另一极端来理解，特权阶层问题是由现行体制造成的。
导读：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巴瑞?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是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今年三月的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电子会刊(Daedalus)登载本文，其观点同他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经济状况和走向的一系列讲话大体一致。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滋生出一种自满和抵制改变的情绪。中国民众认为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对阻塞了改革的可能性，从而造成了某种信任危机;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们则认为，现有经济发展战略无法持续;改革倒退、投资过度、财政脆弱等问题将同快速的人口变动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倒退纠结在一起，并会导致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因此，新的经济改革是唯一正确可行的道路。
中国新的领导集体似乎高估了中国经济的成功。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都明确表示出他们的看法，即中国的新的经济影响力使之获得了更多尊重和国际影响力。在中国经济被公认为 “增长奇迹”、人均GDP超过中高收入的阈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一种中国必胜的心态和自豪感在政府和民众中间弥漫。
以如此速度进行转型必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阻力。除了经济混乱、待遇不公、环境损耗等问题，飞速增长的经济也导致了向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的动力的减少。1993～1999 年，朱镕基曾主持开展了一系列财政、金融和市场体系改革，以应对经济-政治危机，随着国有企业在 1996～2001 年间的大幅裁员，这些改革的实施一度达到顶峰，而在 2001 年入世后趋于停滞。受益于那些改革，2003 年开始主政的胡温领导集体接手了十分有利的经济形势，他们也似乎准备沿着前任的改革轨迹前进。最初的议案有许多好的想法，但大多并未执行。人们认为，就以市场导向型经济改革而言，过去的十年是迷失的十年。尽管在社会层面，温家宝减免农村税收，增加教育和医疗经费，为国家医疗保险体系打下基础，增加国防预算，增强军事实力，但在建立未来持续繁荣所需的体制架构方面，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成绩不多。
特权或者说既得利益阶层势力的膨胀通常被用来解释改革停滞和改革积极性的受挫等现象。“特权阶层” 这一概念涵盖甚广。从一个极端来理解，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反对逐渐与腐败问题交织等同，这一阶层包括的往往是具有强大社会资源的家族、腐败官员，甚至黑恶势力团体。从另一极端来理解，特权阶层问题是由现行体制造成的。
不管是中国内部还是中国之外的人都意识到，没有政治背景的人在中国将会越来越难做生意。私有部门得到了极大地发展，国有部门在绝对体量上也不再继续收缩，尽管私有部门在体量上已成为整个经济的主体，但私有企业主们越来越感受到国有企业的强大竞争力，也越来越需要同权力持有者们或是特权阶层达成和解。
过去十年中，经济改革每每风声大雨点小，这使政府可信度受到损害，再加上体制改革的停滞和特权阶层影响力的扩大，人们对中国实施改变的能力产生了质疑。习近平和李克强敏锐地觉察到这些意见，开始推进某些改革政策的落实。如今能观察到，经济改革在中国正在复苏。持改革态度者在政府和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媒体中往往占据着重要席位。他们中的核心成员都保持一个共同的观点，也是唯一的共识，即现在的经济处境和政治路径并不稳定，如果政策制定者们不先行一步主动改变，即将到来的变化将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他们对现状不可持续的观点有以下四方面理由。
第一，中国经济体制如得不到明显改进，其生产力发展的步伐也会受到牵制。中国生产力能不断提高有多种原因，包括新技术的采用和制度的改良;关键在于让表现不佳的实体破产，将生产集中在最具竞争力和生产力的公司上。但近年来，这种竞争机制的优势不断缩小。如果不进行新的一波改革，生产力增长将会日渐缓慢。生产力不是简单用来测量的，而且在生产效率的显现和我们对其进行测量的能力上，存在时滞效应。经济学家必须对此做出学理上的严格判断，我们的行动才有依据。但决策者会考量发展速度与投资的相对关系问题。有很多理由说明，发展速度应该降下来，但如果投资率依旧保持高位，就更说明现有体制的生产力有问题，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改革。
第二，投资驱动型增长的弊端逐步显现。中国过去通过加大国内投资来规避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但在这方面的成功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一部分投资无疑浪费在了一些毫无用处的项目上。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占 GDP 总量 48% 这样规模的投资是史无前例的。如今，中国从发达国家中搬袭的基础设施体系也建设得差不多了，要为经济演进的需求配以合适的投资变得越来越困难。产能过剩，说明投资驱动发展的红利已释放殆尽。另外，现存机遇减少，风险增加，投资者对未来期望不高，会导致来自民间的投资减少。
第三，投资过量造成财政脆弱。过去五年中创造的许多资产被用在体制不佳的公司中，如负债 4290 亿美元的中国高铁网络、成千上万的地方政府工程以及各地的债券发行。有国家背景的公司不仅能轻易获得银行贷款，还可随意进入新兴债券市场;政府从短期市场中筹措资金偿还长期借贷，使企业重构的工作很难进行。金融结构调整被延迟，但资源却不断流入低产值甚至无产值的公司。这种既不破产也不活跃的 “僵尸公司” 的大量出现最终会造成金融领域更大范围的恐慌。
第四，中国劳动市场正经历深层改变，趋势就是劳动力人口增长的大幅减缓。2005 年后，劳动者竞争促进了非技术工种工资上涨。观测者们断言，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即将结束。这一迅速来临的改变也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雇主需要付更多的工资吸引人们弃农从工(即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这通常预示着高增长时期的结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带来的增长告一段落，中国在服装业、鞋业和玩具制造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出口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耗尽。人口老龄化出现，抚养比率上升;2012 年，工龄人口达到上限开始下降，并将在生育控制政策的影响下进一步加速。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必然会变缓。但这不一定是坏事。毕竟，高工资意味着高收入和更好的生活，也给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带来契机。而且，中国是大陆型经济，无需单凭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次巨大挑战，只要谨慎对待，便可带来一个更高产值、更为高效的社会;与之相反，中国经济将付出巨大代价。在这方面，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
中国正面临一系列与过去不同的挑战。一般在结束高增长阶段后，一国经济通常会向技术密集型和先进产业进行升级。政府支持向 “低干涉” 转变，经济、社会方面限制放宽，用以促进升级过程。为了早做准备，中国从 2001 年开始大力投资高等教育、科研和新兴工业。但拥有大量资金的政府对科研创新过多直接干涉，最终将阻碍经济向创新、多样化和有活力转变。中国必须提高人口资源质量，明确潜力部门、产品和服务，从跟随者经济向全球领导者地位转变;减少国家干涉，消除创新产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授权消费者制定基础经济决策。改革的支持者们一致认为，如果不进一步进行市场导向型改革，问题将无法解决。劳动力增长减缓、工资猛增、消费结构和竞争力快速改变，表明了现存经济发展战略的局限。甚至有可能，前面所说的四个不可持续的因素积聚的负效应会在同一时间到达顶峰。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表了不局限于传统经济领域的改革文件。与以往不同的是，其内容十分直接：它要求重新定义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决策制定，让市场在收集资源、发展社会管理上起关键作用;此外，还包括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增加国有企业上缴政府和社会福利基金红利比例。金融改革、财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以及行政壁垒的减少都有涉及。文件还提供了用以衡量改革是否切实实施的基准。
当然，实现这些野心勃勃的目标远比说起来困难。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能否以身作则，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到来之前放弃特权呢?
至少，主体机构必须改变，使经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更加规范化。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毁灭性的严重问题。要使科技创新、制度灵活、百姓安居乐业，中国必须向更低的增长率转变。到那时，中国会变成更为富裕的国家。中国绝对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政策制定者必须拥有意志和决心，起草有效预案，开启经济改革的崭新篇章。来源：国际中国研究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