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国国内的领导权换届将在2012年秋举行，因此出现政治不确定是必然的。不仅如此，2012年的经济也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目前来看经济减速难以避免，但没人能说清经济会下滑到什么程度。面临多重不确定因素，中国的政治家正努力给自己留出更大的弹性空间。美国胡佛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领导箴言》日前刊发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瑞·诺顿教授的文章，详细分析了经济不确定和政治不确定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给中国带来的中短期挑战。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目前，距高层权力交接只剩下几个月了，中国未来的政策和高层人事不可避免地变得非常不确定。至今，很多重要职位的人选仍未确定，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通常来说，2012年春季的高层领导人会议上就应该确定了十八大的基调和宣传口号。不过，直到现在，媒体的宣传基调和口号仍未出台。无疑，薄熙来事件占用了中国领导层的大量精力和时间，同时也打乱了正常的权力交接流程。不过，经济问题也是导致中国政治高度不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对经济的担忧一方面来自短期的挑战，另一方面则来自更深层的、长期的结构性问题。

短期挑战

4月份的经济数据使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大为震惊。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降低通货膨胀。通胀率已经从2011年7月的最高点（6.5%）缓慢回落至3月可接受的水平--3.6%。更重要的是，通胀率回落对经济增长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换句话说，"软着陆"似乎就在眼前了。这项最重要的任务似乎可以按照设想顺利完成。

不过，4月的数据显示，中国所有关键的经济领域同时出现增长放缓，从而使这种美好设想成为泡影。4月的数据让很多人担心衰退会成为事实。而5月和6月的数据比4月的数据更加稳定。部分分析家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达转折点，到下半年，增长会保持会稳定，甚至出现加速增长。而其他分析家则认为短期调整措施对经济没有太大的帮助。

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悲观主义的分析家指出了一个即便是乐观主义分析家也承认的矛盾：即被乐观主义者视为支撑2012年中国经济的短期调整措施，长期来看却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罪魁祸首之一。中国可以实现短期增长，但其代价可能是放弃重新平衡中国经济的努力。

支持健康的增长复苏有很多方法，但都需要时间、毅力和政治意愿。银行系统一直大肆宣传支持向小型和微型企业贷款，这是一项长期的承诺。限制国有企业的垄断特权，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门槛可以创造新的增长部门和领域。尽管目前有很多这种可行的政策，但都不能在短期内快速地实现稳定增长。只有加大政府投资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可以确定，没有人会再期望中国会推出2008~2009年那样的刺激计划。很明显，中国正将这一切问题解决方案延迟推出。2012年年中，中国采取了各种混合政策，其中部分政策旨在改革经济和对内开放，而部分政策则是希望尽快重新适度增加政府的投资。乐观主义者认为，这种混合政策足以维持经济稳健增长直至年底，而悲观主义者则认为实际增长率会大幅下降。

各方意见都认同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在放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各方都认为放缓的速度和持续的时间都是特别难以确定的。部分原因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欧洲的经济状况是中国出口放缓的最重要原因。欧洲经济未能如预测一样恢复，而中国的出口商缺乏乐观的理由。但是，还有一个更根本性的原因，即中国正在脱离长期高增长的阶段。几乎没人会相信，有一套经济政策能够让中国经济恢复过去30年实现的10%或更高的增长率。往日辉煌不可再现，而且目前就"新常态"经济的状态尚未达成共识。

长期衰退

确实，中国经济的的高增长创造了一个历史纪律，并改写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在过去的35年里，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不过从中可以看到其他"增长奇迹"，特别是东亚"增长奇迹"的影子。

其他"增长奇迹"的发展之路证明，高增长阶段终有一天会结束。高增长到了某一阶段，年轻劳动力进入新行业产生的红利开始迅速消失，同时增长率大幅下降。这种变化通常由某种危机激发：1973年，日本的增长神话遭遇第一次全球能源危机，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因此下滑5个百分点以上。从此以后，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从未超过6%。毫无疑问，未来中国也将经历经济的长期衰退和调整。

那么，这个过程的模式和规律是什么呢？不幸的是，研究表明这个规律就是没有任何规律。中国的工资水平尚未到达转折点。巴里o埃森格林教授(Barry Eichengreen)、朴东炫(Donghyun Park)和康镐炫(Kwanho Shin)三位学者2011年的研究显示，中国要到2015年才能达到其他"增长奇迹"开始衰退时的工资水平。不过，这个估算并不一定百分百准确。首先，2015年很快就会到来。其次，计算工资水平所使用的物价换算标准缺乏说服力。因此，这些对比研究并不能证明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增长放缓的阶段。事实上，以下两个理由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确实正在步入增长长期放缓的阶段。

劳动力供应的剧烈变化

第一个理由是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非常复杂，不过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中国劳动力增长正在大幅下降。未来几年，中国劳动力供应会开始萎缩。此外，如果考虑到非熟练劳动力因素，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会更加剧烈。非熟练劳动力的供应极可能已经萎缩了。原因有三：将来可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少年人数减少；从农村转向城镇的年轻移民的数量在减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正在快速增加。

这些改变并非坏事。从长远而看，拥有更多高度熟练和缓慢增长的劳动力对中国而言是好事。不过，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加大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传统行业部门不能再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而经济将面临为大量增加的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的压力。劳动力结构改变过快导致中国经济面临更多压力，不得不进行快速调整。这个同时也暗示着，导致高增长阶段结束的根本性结构转变在中国已经出现。尽管中国并没有到达高速增长阶段结束时的"平均"收入水平，却已经开始经历增长放缓相关的人口和劳动力转变，由此导致衰退阶段更早出现。

高投资和币值低估

第二个理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投资率。在短期内，高投资的确可以使经济保持增长。不过，通常来说，投资率不会一直维持在高水平。但是，中国的投资率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2003~2008年的6年间超过40%。此外，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再次提高了投资率。从2009~2011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投资率高达48.5%，创造了全球经济史上的记录。高投资率也会导致增长放缓发生得更加突然。其中的关联不难看出：当经济增长放缓时，政府希望通过增加投资维持高增长。衰退因此延迟，不过一旦衰退降临，衰退幅度会更大、也会更突然。中国不会也不例外。

何种衰退?

2012年，中国增长放缓的直接原因是短期的、和财政有关的，而不是长期的和结构性的。为消除2009年后出现的通胀压力而制定的紧缩货币政策是罪魁祸首。政府抑制多个经济领域的资产"泡沫"导致了本次衰退。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是长期衰退。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并不是日本经济从高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原因，同样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也不是韩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但是，这些外部效应都碰巧遇上或者激发了那些早就可预见的变化。结果是，那些变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了。中国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幸免。

直面增长放缓的挑战

上述挑战和不确定使中国领导层和普通民众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衰退，也没人能确定衰退的程度和时间。即便是大型央企也被上级主管部门敦促做好过冬的准备。明显，经济形势不景气引发了中国领导层以及政策不确定。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保持灵活性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提前大肆推进某一系列政策规定是是不明智的。而这种"谨慎"导致在权力交接的前几个月，中国缺少明确的相关指导政策。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使得中国政策和政治联盟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变。新的挑战增加了对经济专家的需求，并为经济改革家创造了机会。同时即将离任的领导人也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他们的政策也被视为是导致中国陷入两难局面和挑战的祸根之一。同样，这些挑战也给继任领导人增加了压力，迫使他们寻求能维持增长的解决方案。

【相关信息】

作者：巴瑞·诺顿（Barry Naughton），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中国际事务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简称胡佛研究所，美国著名的公共政策智囊机构，创建于1919年。主要以研究前苏联、现在的独联体为主，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工业政策、发展、科技、农业、能源、安全、外交关系等，对美国新保守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有主要影响。

原文"Economic Uncertainty Fuels Political Misgivings"于2012年8月6日刊登于胡佛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领导箴言》（China Leadership Monitor）2012年第38期，原文网址：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china-leadership-monitor/article/124561

许媚/编译 来源：中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