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5年的秋天。到达德国弗赖堡的第二天，我便应邀到导师让克家作客。一切都是耿宁先生的安排。为了接我，耿宁特意从伯尔尼赶到弗赖堡，并陪着我在火车站后面克拉拉街的“阿尔贝图斯屋”(Albertus Burse)教会宿舍里住了几天。他只是与让克先生在电话里约好了我们的会面时间，自己却执意不去。我至今不知为何缘故。或许是他想让我早些独自面对欧洲的生活。
到弗赖堡随让克读胡塞尔现象学是耿宁为我提供的选择之一。另一个可能是到德国中部的波鸿大学在享有盛名的奥托·珀格勒的门下学现象学。说实话，我选择弗赖堡并不是因为让克在这里，而是因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曾在这里。另一个诱因则是弗赖堡离伯尔尼较近，我可以多有机会去耿宁那里。也就是这些念头，决定了我与让克之间的一段因缘。
德国人将博士导师称作"Doktorvater"，即“博士父亲”。我在见到自己的博士父亲时却未能把捉到这个语感。让克是一个哲学家中难得见到的高个子，有着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外表，棱角分明的面孔，高鼻梁上架着金边眼镜。全不像我老中医般的“硕士父亲”夏基松先生。
让克的太太，即我们叫做师母的，是一位中学的老师，和让克先生很般配。一看便知他们都是好性情的人。记得中午饭的一道主食的是牛肉卷，味道应当不错。因为对刚到欧洲的中国人来说，一道菜事后没有印象觉得不好吃，实在就是难得的了。这些当然都是以后回想并与教会宿舍及大学食堂的菜相比才得出的结论。
饭桌上还有几道什么菜，现在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道甜食是冰淇凌。让克的小儿子兴冲冲地拿着钱到附近的甜食店去买新鲜的冰淇凌，对此倒是记忆犹新，全不像十五年前发生的事。
在我去到弗赖堡的这年，让克刚好五十岁整。西方人结婚生子都相对较迟，他的三个儿子，最大的才上中学，最小的好像还没有进小学。所以饭后的一个节目与儿童有关：一同外出参观弗赖堡博物馆里的蛇展。
对于一个刚到欧洲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是陌生奇特的。可惜我始终没养成记日记的习惯，日记总是断断续续，而且是跳跃式的断续。当时与让克一家聊了一些什么，现在也无从查询。只还记得我在抱怨当时国内的书籍质量时，让克随即便从书架上拿出尼迈耶出版社的简装本《逻辑研究》给我看，那是当时通行的胶水粘连技术制书的牺牲品，在他无数次的阅读之后，书已成了一堆零散的纸片。以后我自己的《逻辑研究》读本也有此种劫难，所以我会一再地想起这个插曲。
让克当时还是一名讲师。这也就是说，他还不能从学校获得固定的薪水。需要说明的是：讲师在德国学院中并不意味着学问低教授一等，而仅只表明还没有合适的机遇获得正式位置而已。所谓德国大学的讲师，是指在完成博士论文及教授资格论文两级考核之后等待一个正式教授位置的大学教师。讲师原则上没有薪水。但由于德国的法律规定，教授必须是从在近年内在大学教书的教师中选拔，因而为了获得教授位置，讲师就必须不间断地在大学中上课，无论这些课程能否从学校获得报酬。故而可以说，讲师的工作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免费的。必须工作，但又得不到钱，这种状况对于讲师的经济生活是灾难性的。据说以前的大学教授往往有一个富裕的父亲或丈人，因为惟有此才能使他们渡过讲师这一段难关。而今天的讲师则或是依仗妻子的工作，或是借助于断续的助研经费。在让克那里，则是两者兼有之。因此，弗赖堡大学的同事私下里感叹，让克年过半百还未能获得正式位置，一家几口全靠妻子的工作和一些不稳定的研究基金，要维持这样的生活非得是生活艺术家(Lebenskünstler)不行。
以后我也渐渐知道，在德国有一批这样的讲师。仅就现象学界而言，慕尼黑大学的Ｅ．阿维－拉勒蒙在学界很有影响。我只读了他的一篇文章便与他心照神交，殊不知他始终与教授位置无缘，做了一辈子的讲师。幸好他的妻子是收入不菲的心理学家，这使他可以在经济上无多少后顾之忧。其他的讲师自然也都必须以各自的方式面对他们的经济困境。住在学生宿舍区的一位政治学的讲师，搬家时因为没有钱请搬家公司，自己也没有车，只好打包一趟趟地坐有轨电车搬运家当。这都是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这类问题其所以在八十年代的德国尤显突出，是因为六十年代德国各州大规模兴建新学校，一批学院新贵如波鸿大学、康斯坦茨大学、卡塞尔大学等拔地而起，也使得学校教授的位置以人缺为患。一时间许多学子纷纷将自己的一生所学定位于学院的研究生涯，而当他们有资格胜任时，局面却已经改变：学校的位置已经被一些相对年轻的学者占去，要等这批人退休实在已经为时晚矣。许多老讲师中流传着所谓“上当的一代”的说法，原因多在于此。
但让克的讲师命运却实在是他“咎由自取”。他本人并不是哲学出生，而是学工程的。在读哲学之前，他是在德国一家大电器公司AEG工作，正要升任柏林分公司的主任工程师。但他突然放弃了高薪的位置，返回学校注册入学，从头开始学习哲学，以后一步步完成硕士、博士和教授资格论文。待一切完成时已年近半百。此时即使拿到教授位置，也不太可能在职业上有所建树。这样的选择和经历实在会令常人百思不解。以后在一次由学生会组织的“我为什么学哲学”的讨论会上，他才详细地解答了学生们的疑问。
让克以前并无哲学方面的素养和家学渊源。他对哲学的兴趣是由他的一个兄弟偶尔引起的。这位哲学爱好者有一次向让克津津有味地阐述了费希特自我－非我的哲学故事，使他此后一直摆脱不了这方面问题的缠绕。他最终觉得世上实在有许多比电器的制作和研究更深奥的事情可做。于是决定，放弃实用之技而受命于精神之学。就这样，好像是一念之差，世上便少了一个有用的工程师而多了一个无用的哲学家。
中国古人常常谈到“无用之大用”。海德格尔也曾说，“无用之物在任何时候都始终是一切之中最有用的东西。”但这些话语在如今的时代氛围中听起来总让人觉得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味道。科学实用的意向如今已经把人文虚致的精神挤到了墙角。两种文化对垒阵营的势力强弱越来越不成比。把哲学人文的有用无用、边缘中心拿来讨论，这本身已昭示出现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它处在实用精神的压迫之中。
但让克对哲学的关注和投入并不是出于对某种人文终极意义的关怀，也不是为了某个“天意”或“真理”而有殉道之想。他的决定仅仅是兴趣使然，或者说，纯粹是源起于一种惊异。在与他的接触中，我始终可以感受到，尽管学生们私下里对他的生平津津乐道，或以他来为自己的选择自慰，然而让克本人对此却始终非常淡然，既说不上后悔，也谈不上得意。他只是默默地在做着他自己愿意做和乐意做的事情。这里面很少有功利的算计，很少有投资的犹豫。他甚至没有感受到功利主义和实用精神的压迫，因此也没有那种失落，那种怅然。记得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曾说，如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还有薪水可拿，那就太好了。如果还能得到额外的奖金，则是更幸运的事。但这样的幸运在现实中实在太少。在让克这里，幸运的概念已经被还原到了最基本的一点：做自己乐于做的事情。即便如此，他做起来仍然是如此地彻底、如此地从容。
从客观上看，让克的确是在以自己的一生证明，即使在如今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所描述的人性因素仍然可以是有效的：求知乃是人的本性。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每会自愧愚蠢；他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所以，这样的人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而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形而上学》，980a，982b）或许正是这种由惊异而求知的本性，才使得精神的贵族在任何贫瘠的时代里都未曾消失殆尽，才使得文化的创造性功能得以在一代代人手中薪火相传。
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与让克先生还有过多次私人的交往。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请我看瓦格纳的歌剧《帕西法尔》，也就是那部导致了尼采与瓦格纳决裂的歌剧。因为那里面——用尼采的话来说——“到处是女流腔，是胡乱的狂歌”。让克先生请我听歌剧并不是为了让我了解尼采与瓦格纳的恩恩怨怨，而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他的小儿子就在歌剧的童生合唱班里。尽管如此，让克先生显然很重视这次邀请。他事先从图书馆借出厚厚的两大本《帕西法尔》剧本及背景资料，开着车将它们送到我住的教会宿舍，好像是生怕我在演出时会因不明所以而呼呼大睡。
那是一个对《帕西法尔》的现代诠释，连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都身着现代人的西装。瓦格纳的歌剧照例很长。剧场休息时，我们在大厅喝着香槟。让克先生的小儿子带着妆蹦蹦跳跳地出来向我们问好。结束时掌声如雷。而后踏着夜雪离开剧院……该忘的都忘了，不该忘的怎么也忘不了。
在1990年毕业前后，我也曾回请让克夫妇来学生公寓的家中作客。那是我在德国弗赖堡六年哲学生涯中的唯一一次。据说我是让克同意指导的第二个博士生，但却是第一个获得学位的博士，因此他显得尤为高兴。他为我写了一份八页纸的博士论文评语，认为“可以毫无保留说，作者的这项工作是对胡塞尔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餐桌上他也谈到另一评委的意见：我的论文过于局限在胡塞尔视域中活动，过于依赖胡塞尔语言。对此他似乎并不以为然。用他的话来说，我的论文在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一百个以上的人能够读懂和领会，虽然不多，但也可以满足了。
最后一次见到让克先生是在1996年的初春。我有机会获得洪堡研究基金，赴德国做一为期两年的基金项目研究。让克先生是这个项目的推荐人之一。在去伯尔尼的途中，我在弗赖堡停留了几天，专门去看望了让克先生。他那时已获得教授的位置，并接替他的老师维尔纳·马克斯担任弗赖堡大学胡塞尔文库的主任。他的一家也离开了弗赖堡，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为了节省路上的时间，他把一星期的课程安排在一天上完。因而我在这天中午见到他时，他显得有些疲倦。但他在看到我时仍然没有掩饰他的高兴之情。为了让他有时间休息，我只是与他在胡塞尔文库的办公室里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向他汇报了我回国后几年的工作。他向我祝贺并且道谢，因为用他的话来说，我做的每一项工作、取得的每一个成就，他作为老师都会是第一个受益者。
此后一晃又是几年过去。在世纪交接时，突然收到好友塞普先生传来的令人无法相信的噩耗：“让克在九月份去世了。他在近几年患有几乎不治的心脏病。我在年初曾请他和他的助手们去布拉格做工作报告。他当时看上去有些虚弱，但健康状态在总体上似乎已经稳定。然而在九月初，他在学校里突然倒下，显然当场就去世了。他的葬礼是于九月中在弗赖堡主墓地举行的。”
一个并不辉煌的人生就这样突然地中止了，突然得让人心碎、让人无力承受。现在就只还有思想在维续。让克身后留下的至少有他的两部专著：博士论文《因果与动机。胡塞尔现象学中角度性与客观性之间关系的研究》（海牙，1973年）和教授资格论文《胡塞尔的物质自然现象学》（法兰克福／美茵，1990年）。他还发表过一些文章，或是论述胡塞尔的自然概念，或是论述谢林的自然哲学等等。当然肯定还会有一大批手稿留下来。他一生都在思考自然哲学的问题。想得很多，写得很慢。然而每发一篇必有分量。他是我认识的哲学家中第一个用电脑写作的人，这或许与他过去的职业有关。但他不只一次提到，用电脑写作切忌太快，这会让思想一滑而过。让克的思想风格与油滑二字素来无缘，但也谈不上凝重。如果让我选择，我想还是用“从容”二字来概括较为妥贴。
还记得在五十岁生日的那天，让克恰好有课，是讲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五研究。知情的学生们在他的讲台上放了一把鲜花，并在黑板上写道：“祝下一个半百愉快幸福！”他走上讲台，先是对着黑板一楞，领悟过来便由衷地笑了。而后他把鲜花轻轻地挪开，道谢并开始他的课程。
而今十五年过去，下一个半百还未走完三分之一，他便中途倒下。夺去他生命究竟是什么？是劳累过度？是心情不畅？是先天隐疾？我无从得知。依着我对让克的了解，他的一生过得极为充实，因为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终于可以做着他自己要做的事情。想着他的一生，我似乎对海德格尔所说的一句话有所领悟，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所能做的无非只是泰然任之地进行等待而已。”让克的一生，就是一种纯粹的等待、一种无所期待的等待。
让克先生去了。或许在他还未感受到痛苦之前就已经去了。我一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不再是实体，却仍可以康德所说的“想象力焦点”的方式继续活跃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活的和死的在这里几乎无法分离。我想这就是精神力量的奇特所在。于是我们会说：生活就是忆念；生活只是忆念而已。
2000年1月8日于南京
附记：
上面的文字完成后不久，曾收到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编辑李玉琴小姐的来函。除了告之我翻译的胡塞尔《逻辑研究》繁体版已在台湾出版的喜讯之外，她同时还在信中写道：“近日因为2000年，各界传唱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才开始对这位自小即相当熟稔的大作曲家重新感到非常好奇。不晓得毕生研究作曲的人生是如何一种情境，同样也对您这样一直专注在胡塞尔哲学的研究学者的人生，感到迷惑与不解。相信和我有同样迷惑的读者不会少，哪天如果您在‘正业’研究得空之余，可以为读者解惑一番，在全球资本畅行之时，学习哲学所为何来吧。”
我在回信中附以上文并说明，“关于您信中表露的‘迷惑与不解’，我这里附上一份前些日子刚完成的随笔，是为纪念我刚去世的导师而作，且其中也涉及《逻辑研究》。或许它可以有助于解惑。实际上，与我所熟识的一批哲学家相比，我或许已经算是比较‘入世‘的了。有喜爱的事情可做，有维生的工资可得，甚至还有美金的稿酬，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如此应当不难理解。”
若有其他关心我的朋友也有此类疑惑，这里便借此文一并作答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