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被认为是近年文学评奖的最大丑闻。先是阿来和岳南这两位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一票未得，接着是评委被告知不能投梁衡先生的票，原因是梁先生的散文中提到了中共党史上的敏感人物张闻天，而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则是以雷人的打油诗获奖的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啸天。这个结果让全社会发现，原来这个国家级的大奖，其评委的文化判断力甚至不如跳广场舞的大妈。

我不由得想起话剧演员陈佩斯的名言：“我是一个很干净的人，从没拿过奖。”相对于2010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车延高获奖所引起的质疑，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已经耗尽了它全部的公信力。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好事。魏晋之时，礼教为大盗所窃，阮籍嵇康这些干净的文人，只能愤而反对礼教；民国后社会道德全面沦丧，吴道镕陈伯陶李瑞清这些干净的文人，只能遁迹海滨，寻求属于自己的乐土乐郊。今天干净的文人，应该自觉抵制像鲁迅文学奖这类的伪名虚誉。

道理很简单，失去道统制衡和引导后的权力，根本不具备基本的文化判断力。无论是来自官方的权力，还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权力，都没有基本的文化判断力。权力选出了于丹，选出了南怀瑾，而这一次，权力选出了周啸天，选落了阿来、岳南和梁衡。

西方谚语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中国的传统则是，政统归于天子，道统归于士大夫，道统应该是制衡政统，让政统归于淳美的力量。但近百年来，士大夫阶层早就被连根铲除，道统久已不复存在，只得任由政统一家独大，没有了道统制衡的政统，如何能够引领风骚、人文化成呢？

在历史上，凡是由士大夫道统所系，而推行于世的礼乐典章，都会被人民群众悦领虔受。如孔子删定六经，泽被万世；欧阳修著五代之史褒旌气节，遂开天水一朝文化辉煌之局；朱子家礼，世人竟效；士大夫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担荷着传承美德和知识的使命。因为有士大夫阶层的存在，中国文化才能绵延不绝，中华民族方得文明以止。但自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首倡新文化运动，鄙弃雅言，崇尚俚语，人民大众不再身沐士大夫的教化，而转向接受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士大夫阶级遭到全面排斥。更加以历次政治运动的残酷清洗，士大夫欲逃逋于薮泽而不得，劫后馀生者，不过如粒米之视太仓，一舟之存沧海，我们这个时代，成为历史上从所未有的最没有文化的时代。道统既亡，政统所做的各类奖项，其不具公信力，不具权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以此次周啸天获奖为例，评委们在回应公众质疑时说，他们已经征询了当代诗词权威人士的意见，都认为周啸天获奖是合适的，这才都投了周啸天的票。问题是评委们所谓的当代诗词权威人士，与内行心目中的权威人士，是截然两个绝无交集的群体。前者不过是些在各大诗词协会窃居高位的诗官，和一些创作天分匮乏的大学教授；后者是早被“靠边站”的真正诗人，他们拥有无数仰慕者追随者，却是组织眼中的另类，是必须要排斥打压的对象。失去道统支撑的社会，只能是优汰劣胜。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历史功绩”是树立起与古典学问完全相左的现代学术。古典学问的全部目的，在于成己成物，学问的至境，必然是人格的至境；现代学术却只管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学术成为与汽车修理、管道疏通没有二致的技术活，成为教授们混饭吃的家伙，又有几个学界中人，对世道人心抱以殷忧？所以不仅官方的文化判断不值得相信，即使是纯由学界人士组成评委班子的民间奖项，也常常需要打上问号。我就曾亲见某个由教授们评审的诗词奖，办了很多届，大多数时候都是平庸浅易之作入围乃至高中巍科，深到独特的作品，往往在第一关就被刷下去了。

一位昆曲界的老前辈对我说过，刚解放那会儿说是外行领导内行，现在是外行领导外行！这就是道统沦亡后的文化现实。然而否运终转，一阳昭苏，希望不泯。我毕竟见到过两个最公正的文学奖项，一是王功权先生斥资支持的屈原奖，二是林英男先生资助的国诗大赛。这两个奖项的评委，都是创作上久负盛名的硕学之士，他们不趋时从俗，不献媚当道，谨守孔门“古之学者为己”之义，秉公心法眼，对历史负责，不啻浊水中的净莲，所评选出的获奖人，也无一不是当代诗词创作的名家。可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主办者只有拥有基本的文化判断力，才能够找到真正懂行的权威，也才能获得公信力。

本届鲁迅文学奖打碎了人们对这类官方奖项的最后希望，这实在是一件好事。现在的社会文化，就像是富营养化的池塘，水藻疯长，鱼虾绝迹。否极方能泰来，只有更多的拥有基本文化判断力的民间之士愿意投身文化事业，只有真正的文学家，真正的学者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誉，有了源头活水，文化池塘的生态才能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