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西方媒体集体“妖魔化”中国，从散布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进入2005年，西方媒体集体转向，原来的对华负面报道好似一阵风吹过而去无踪，代之以充斥着溢美之词的“正面”报道。中国过了“恶言”关，但是否准备好了“蜜语”陷阱呢？

记住苏联崩盘的教训

顾城有诗:“许多时间，像烟。”20世纪美苏纠缠在冷战的推手中，差不多一个半世纪的较劲，最终以苏联阵营的崩塌而使冷战从形式主义转为空虚主义。作为苏联的末代“守护人”，已是垂暮之年的戈尔巴乔夫，回望1986年至1991年那段经历，在品尝着失去爱妻赖莎之痛苦和孤独时，也许会时常捧着他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耳边或许还在依稀听到当年西方媒体聒噪一时的戈尔巴乔夫热，心里还在琢磨着当年的“新思维”的神奇。

虽然失败“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恩格斯语）。但是，中了西方“迷魂汤”计的戈尔巴乔夫所表现出的动机、优点、缺点或变节绝非只是偶发事件，却是成了愈演愈烈的频发事件。戈尔巴乔夫热红遍西方媒体，西方大国领袖与戈尔巴乔夫称兄道弟，而与之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媒体不遗余力继续丑化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经济体制，目的就是要苏联人民造成一个错觉:苏联所碰到的困难全是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经济政策所致，苏联的出路只有改革，而这个改革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当年沉醉在西方一遍叫好声中的戈氏，就如喝上了孟婆在奈何桥上准备好的迷魂汤，对苏联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突然变得迷糊，只要一碰到问题，就忙着服用西方连哄带骗送来的药方。西方说，只有一放开价格，市场的力量就会自然解决消费品短缺的问题;只要国有企业全面快速私有化，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并且预言，改革后的苏联将在短期内达到西方一流国家的富裕水平。

戈尔巴乔夫至今一再如儿子被狼吃了的祥林嫂，逢人便说，他原本不是要搞垮社会主义的。然而当年的谋士盖达尔和丘拜斯也跟着他瞎起哄，一起把苏联送上了不归路。

今天，当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逝去的时间逐渐还原人们所有的容忍和理性时，尤其是看到今天的俄罗斯依然徘徊在真正给本民族经济带来好处的世贸组织门外，看到西方大国前后不同的声音，看到苏联启动改革时西方允诺的援助待真正改革后连影都见不到，人们的善良才真正受到了洗礼。原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职员彼得·施瓦茨推出了《胜利——美国政府瓦解苏联的秘密战略》，一切都说得再直白不过了。从里根时代起就启动的“攻心为上”软战争战略，结合“华盛顿共识”所制定的经济战争策略，成功地支解了苏联，毁灭性地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施瓦茨说:“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件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今天饱尝伊战苦果的美国，从硬的一手转向软的一手，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陷入颜色革命的风暴。可以看到，真的有许多国家纷纷中招。但颜色革命过后，美国又会对这些颜色革命先驱者什么回报呢？

不能热昏了头

西方媒体刮起“中国热”，令人忧虑的是，国内媒体也刮起“中国热”。如果这种“中国热”是不怀好意的话，自我炒作“中国热”无异于争喝迷魂汤。

自然不能把“中国热”全装入“灌注迷魂汤”的神经质中。但是当媒体过分夸大中国的经济总量，而故意疏漏中国的人均经济占有量之时;当媒体把中国的崛起的期望当成现实的崛起，而故意忽视中国许多长久没有解决的问题之时;当媒体夸大中国沿海城市的发展，而故意跳过中国2/3国土上的发展参差不齐的严重不均衡状况之时，我们就不能不对这种过分的赞美抱有一定的戒心。

当欧美发动一场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剿灭战时，不能不怪罪于媒体故意夸大了中国外贸增长，夸大了中国的实力，从而成功地动员了所在国的民众抵制中国商品的情绪，而此时的中国却如一个诚实的农民打好了一地的谷子正扛着压背的粮食往WTO市场上吆喝，却发现市场早已人去楼空。中国纺织品陷入了欧美的阴谋中，一场不可告人的阴谋，一场最肮脏的阴谋，这次中国出口大户纺织业所遭受的打击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纺织品配额没有消除之前，是灾难性、是全局性的。国人也许在抱怨国内有些纺织企业不守规矩，岂知中国纺织业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早已成熟到一定程度，为什么中国纺织业越来越遵守世贸规则时却遭到最没有同情心的报复？

同样，在西方媒体一片颂扬中国奇迹之声中，美国软硬兼施、连哄带骗，试图让人民币汇率放开，而借口则是要让“强大的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多么耳熟的话语呀。当年西方劝戈尔巴乔夫放开价格，这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结果呢？

中国文化的骨子里对“恶语”有相当的抵御力，却对“蜜语”的侵蚀缺乏免疫力，就连军事战略大师孙子都只看到一面:“赠人益言，贵比黄金;伤人之言，恶如利刃。”孙子断没有想到，所谓的益言，有时也是“恶如利刃”。

从20世纪80年代起，某些西方大国政府和情报机构雇用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及国际经济学方面的专家，开始策划及研究对他国发动“软打击”战略，他们大量动用打着民间标签的基金会或研究机构，引导及控制媒体的舆论风向，培养目标国的精英，在不动声色中把这些精英当成他们实施软打击战略上的棋子（苏联的盖达尔与丘拜斯就是最好的例证），布好圈套让目标国钻，最终的结果是目标国完全或严重丧失经济对抗能力。今天当所谓的精英们言必称国外如何如何时，一定要先仔细想一下是不是中了他人的圈套。

自BBC率先抢滩上海，对中国作了前所未有大幅报道后，美国《新闻周刊》也推出了代表21世纪的21个版面密集报道中国，CNN也表示将专门开辟中国专栏。众多其他媒体也纷纷加入了这场“中国热”的角逐中。

笔者决没有一竿子打死外国媒体的意思，也没有把别人的关注统统斥为阴谋诡计，更不是在故弄玄虚，危言耸听。凡事一分为二。关键在于我们不能丢掉应有警惕，不能忽视如何从战略的高度来应对这场“非常规”战争的威胁的深层次思考，不能因急于求富求强求崛起而误入别人布好的圈套，使多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作者:索非亚大学访问学者）

（本文摘自《看世界》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