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东方主义的名声不好。萨依德将它描述为一种无可救药的混合，混合了西方所酿制的关于东方社会及文化的幻想与敌意。他的描述依据英法有关近东的着述，在那里伊斯兰教与基督教斗争了几个世纪，直到这一地区近代落入西方帝国主义之手。但远东从来就是另一回事。太过遥远而不至于在军事或宗教上对欧洲构成威胁，它所生成的传说无关恐惧或憎恶，而是奇妙神奇的。马可?波罗记述的中国，如今大多被判作传闻，当时却塑造出各种美妙绝伦的景象，一直延续到哥伦布扬帆起航，去探寻中国的奇迹。在17和18世纪，当有关中国的真实资讯传来，欧洲仍倾向于对中国保有一种敬畏的钦慕态度，而非恐惧或俯就。从拜勒（1647-1707）、莱布尼兹到伏尔泰、奎内，哲学家们称赞中国是比欧洲自身更文明的帝国：不仅更富裕、人口更多，而且更宽容、更平和。在这片国土上，没有教士实施迫害，国家公职的任用所依据的是人们的优绩而非出身门第。即使是孟德斯鸠或亚当?斯密等人，虽然对有关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华而不实的说法心存怀疑，也仍然对其富裕和有序感到迷惑不解、印象至深。
舆论的剧变发生在19世纪，当时西方掠夺者越来越意识到清帝国相对的军力衰弱与经济落后。中国的确富足，但同时也很原始、残暴，而且迷信。尊敬让位于轻蔑，混杂着种族主义的警觉，“中国狂热”（Sinomania）翻转为“中国恐惧”（Sinophobia）。到了20世纪初，八国联军闯入北京镇压义和团之后，“黄祸说”在报刊与政客间肆意流传，一如杰克．伦敦或霍布森等作家当时所臆想的即将由中国人掌控的未来世界。而在此后几十年间，钟摆又摆回来了，赛珍珠和蒋夫人宋美龄博得了人们对中国英勇抗日的普遍同情。1948年以后，在更迅疾的逆转中，红色中国成为更强烈的恐惧与忧虑的焦点所在，一个极权主义噩梦，甚至比俄国还要邪恶。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速发展再一次转变着西方的态度，汇聚起诸如商家和媒体之类的亢奋和狂热。随之带来的时尚与魅惑的新浪潮，令人回想起洛可可时期欧洲的中国风。中国恐惧绝对没有消失，但又一轮中国狂热正在形成。
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1]，其书名属于第一类（中国恐惧）的危机文学，但它的功能无异于一种商业引诱，意在横扫预租的销售展台和机场书摊。而这部书本身则是第二种（中国狂热）文学的大作。其要旨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那个如今已众所周知的预测——按照当前的增长速度——中国将在大约15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在人口上四倍于美国，已经拥有最大的外汇储备、是位居首位的出口国、展示出最为壮观的股票市场收益，并占据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崛起成为经济霸主所带来的转变是如此之巨大，以至于在雅克看来，从此以后历史就可以直接划分为BC和AC：中国之前（BC）和中国之后（AC）。这部分论述是直接明了的定量推论。雅克通过反覆强调数据走势来阐明其要旨，而任何有一定经济学养的人都不会从中获得多少新的东西。
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除了改变国际竞争排名表之外，还将意味什么？雅克着作要旨的第二部分不是论及规模（size），而是事关差异（difference）。他相信，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甚至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它是某种更为辽阔也更为深厚的存在，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sation-state），是世界上最古老悠久且连绵不断之历史的传承者，其深层的文化同一性与自信心举世无双。远远先于西方世界，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官僚体系，浸润于儒家同时具有威权与民主倾向的视野，更多地通过道德教育而非武力来控制国内的臣民，并将周边区域纳入基于共识参与的朝贡体系。通过吸收封建贵族进入非个人化的国家公务之中，他们使市场力量从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发展出有着无与伦比的驱动活力且又成熟精致的商业社会。而19世纪的欧洲，只是因为在国内恰巧拥有更多可资利用的燃煤，又在海外对资源进行无情的殖民掠夺，才得以赶超（中国）这个在自己方式上有如西方一样工业化且规模更为庞大的伟大的准现代经济体。但这种西方的优势将被证明是一个短暂的间歇。如今，中国正再度返回到它作为全球经济动力中心的历史位置。
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这将会产生什么后果？雅克认为，对美国而言是创伤性的，中国将相当快地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不仅是在东亚和东南亚那些中国一贯具有影响力的地区，而且横跨从前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中国的软实力——包括其高超的体育技能、武术、市值昂贵的画家、形态多样应用广泛的语言、历史悠久的中医，更不用说中餐的美味佳肴——将会把中国的光辉洒向四面八方，就像好莱坞、英语和麦当劳成就了今天的美国一样。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不仅将刺激所有力争改善的贫穷国家纷纷效仿，而且将通过主张一种可能前景来重构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这不是西方徒劳地试图提倡的民族国家内部民主的那种前景，而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民主”。因为——雅克声称——我们正步入这样一个时代：作为冷战标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正在让位于一种“总体性的文化竞争”，在这种竞争中“另类的现代性”将终结西方的支配地位。在这种解放中，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性——根植于奉献家庭和尊敬国家的儒学价值之中——将会引领前进的方向。
应当如何判断这种解释？热情，无论多么善意，也无法替代辨识力。古代中国可以追溯到西元前1500年或更早。但是，宣称这就使今日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特殊类别的“文明国家”，无异于宣称法兰西文明造就了法国第三或第四共和国。众所周知，关于“诸种文明”的谈论总是自取所需的，而界定文化又是武断的：杭廷顿有点力不从心地划分出了八、九种文明，其中包括非洲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东正教文明。将这一修饰附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无所收获。当代中国就像1930或1950年代的法国，是一个整合性的民族国家，形式上存在于帝国模式之下，只不过它的历史要更悠久、规模也更庞大。同样，有关前现代中国悠久的经济中心地位或社会智慧的种种浮夸之辞，也对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无多助益。如果说，直到宋朝中国在技术和商业上还远比欧洲先进，那么到了明朝末期，它的科学就相当落后了，即便在盛清最繁荣的18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平均薪酬水准，更不用说宽泛意义上的思想进展，比起欧洲的前沿发展都是望尘莫及。那些先贤关怀民众福祉的田园诗般的景象同样也与历代王朝统治的现实相距甚远。现实的统治，用一位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何炳棣的话来说，从来就是“以儒家缘饰，以法家行事”（“儒表法里”）——包藏于道德教化修辞之中的压制。
对于《当中国统治世界》这部流行之作，以学术标准来评断其上述方面的任何部分都会是有失公允的。这方面对于此书的核心要义也不甚要紧，它在书中只是充当了铺垫性的民间传说，以便预先使读者适应那个理念——中国将至的卓尔不群。中国当然完全有可能会主宰世界，即便它在过去并不总是代表着世界发展的巅峰。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这本书中心寓意的不能自洽。《当中国统治世界》的大部分是不加掩饰的吹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欢呼致敬，不仅将它视若未来的首要强国，而且奉作具有解放意义的破冰者，这位破冰者将会——如这本书美国版的副标题所示——导致“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这类预见似乎已经成为晚近的一种英国特色：雅克的版本比马克．里欧纳德的《为何欧洲将掌控二十一世纪》只不过略少些荒谬而已。里欧纳德是雅克协助创立的德莫斯智库（Demos Think Tank）里的同道预言家。然而，《当中国统治世界》也有另一个层面，与它总体上的乐观叙事相抵触。一方面在国际上，中国据说已“信奉多边主义”，以软实力吸引其邻邦与伙伴，并促进“国家间的民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意识到，“中国人将他们自己看作是高于其余人种的”，继承了一种中原心态（Middle Kingdom mentality），一直具有或多或少的种族主义倾向，而且还继承了朝贡体制的治国术传统，这一传统可能曾有益于稳定，却始终以等级制和不平等为基础。这样的传承会不会危及国家间民主体系的美好前景呢？雅克说，那倒也未必，因为当“西方的世界已成过去，这个新世界不会再以原先的方式——世界曾是西方世界的那种方式——成为中国的世界，至少在下一个世纪不会”。换言之，这本书否定了自己的标题，这个标题纯粹是为促销而炮制的。中国将不会统治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我们正步入一个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在其中将“越来越具有优势，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独特的“中国现代性”在全球竞争中赢得霸权这一观点，并不比中国高速发展引领“民族国家之间的民主”这种看法更具有内在逻辑。这一观点在该书中的作用，可以依据作者的职业经历来理解。雅克曾经担任英国共产党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主编。他的政党和刊物在1990年代早期消声匿迹，此后，他投身于主流新闻业，蜕去了昔日的语言，即便未蜕尽沉淀的痕迹。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如今已是陈年旧事。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放政策，它被接纳到世界市场，应当如何与此相关？这不是《当中国统治世界》想要去阐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所属的那种语汇，是这本书力图要回避的。超过五百页的书里“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就没出现过。但是，全球竞争仍在持续，在其中更令人同情的一方仍有可能会获胜。简单地说，如今这场竞争的对手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过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范畴，而是另类的“多种现代性”，即那些层出不穷的各种文化存在方式。这种语汇变化的功能并不难明了，它提供的是让左翼赢得慰藉的机会。既然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获胜大概已成定局，那么何必再为此多费口舌？何不转而向前去看那可喜前景，看那已经压倒一切而成为我们今天共同命运的一株非西方变种，正出现在一个其统治政党至少仍将自己称作共产党的国家？
可惜啊，这种一厢情愿的渴望中存在着一个逻辑困难，无法克服。如此构想的另类多种现代性，是文化的而非结构意义的：它们所区分的不是社会体制，而是价值系统——通常是道德与感知的独特结合，形成生活中特定的民族“风格”。但恰恰因为对任何一种特定文化而言，这都是最为特殊的，所以通常也是最难以转移给其他文化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可能普遍化。最近另有强调后意识形态世界中的文化差异的着作——可以想到的是杭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福山的《信任》——就把握了这种不可通约性，未曾主张任何一种复杂文明有可能趋于以某种形态的经济秩序所能做到的方式，去主导所有其他文明。此外，那些关于中国现代性最终将成为霸权的预测，不仅忘记了任何明确界定的民族文化的那种内在的自我限制特征，还进而忽视了中国人对其独特性尤为强烈的坚持，这对任何到过这个国家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没有多少当代文化，或许除了日本之外，会如此自觉地抗拒国际对比，如此相信自己的形态和传统之不可复制。雅克以他的方式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时而将其夸大为一种近于种族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与此相关的证据其实比他所设想的要少。但他未能看到，对“中华性”（Chineseness）的崇拜何以彻底地破坏了他所想象的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汉族现代性”在全球胜利传播的那样一种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崛起，是这个时代的重要事实。但这种崛起没有在空洞的现代性观念中得到阐明，这一观念在《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最后仍然像它在开始时一样含混不清。或许可以不失公允地说，这本书实际上所代表的是昔日马克思主义与亚洲价值的一次迟到的相会。因为除却在一般意义上坚持儒学的精神延续性（中国的共产主义被视为其直系后裔），这本书极少论及当代中国社会本身，格外引人侧目。只有一些文字草草提及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但政府目前正做出调整；稍多的篇幅关涉自然资源的短缺和环境问题；一个简略的段落谈及中国共产党；对边疆地区的困扰有一些谨慎的思考；同时坚定地确认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所以如果中共能不受干扰地再统治30年，或许就再好不过了——对于那些关切中国社会实际景观的读者，这差不多就是他们能从中获得的全部。当然这本书里没有任何烦扰北京当局的内容，可以想见它在北京会大受欢迎。1935年，英国韦伯夫妇曾将他们关于苏联的书命名为《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个新文明？》，并在后来的版本中去掉了那个问号。时下对所谓“文明国家”的探讨，方式与此也有某些神似之处。
对当代中国的严肃理解要到他处另寻。两部杰出的学术着作，分别来自政治与思想光谱的对立两极，可以作为当前的标竿。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2]出自自由派右翼，是实证调查、清晰概念和独立思考的一部力作。任何人想要知道在中国出现的究竟是何种经济以及什么类型的增长，都应该从这部着作入手。黄亚生的理论前提是刻板的新古典主义：只有私人所有制、保障财产权、金融自由化以及经济交易的全面去管制化才能实现合理的发展，别无他途。然而，他的结论清晰地展现了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观察之真确：被误导的意识形态固然可能（或许通常都是）成为原创性研究的障碍，但也有可能成为这类研究的必要前提。通过细致详尽地核查原始证据，其中最重要的是大量追踪贷款及贷款人记录的银行文件，而不是仅仅依靠汇总后的二手统计资料，黄亚生得以穿透那些自毛泽东去世后的改革年代里一直笼罩着中国经济表现的难解而混乱的云团。
他的主要发现是，中国表面上看来持续不断的高速增长率，其实是基于两种相当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80年代，金融政策的全面自由化，使乡村地区私营经济（其中许多被冠以误导性的“乡镇企业”名号）得以蓬勃发展，当时大量银行信贷流向农民新创企业，农村的贫困状态大幅下降。但是1989年的冲击来临。此后，国家突兀地改变了路线，中止对农村企业家的信贷，转而将贷款资金投入庞大的、重建中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而且（同样相当重要的是）对大城市引入的外国资本提供了众多优惠政策。黄亚生指出，这一转变的社会后果极为严重。不仅在农村和城市居民之间，而且在城市人口内部的不平等都在不断加剧，因为劳动工资占GDP的份额下降，而农民则失去土地，农村医疗和学校教育溃散，农村地区文盲率实际在上升。在苛评上海——展示中国“超级现代性”（hyper-modernity）的窗口——的章节中，黄亚生论证了，这座城市的普通家庭从炫丽高楼和先进基础设施中所得到的收益究竟有多么微薄。在“大盗横行的森林”中，在“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波将金大都会”[3]里，官员、开发商和外国经营者飞黄腾达，而私营公司频频受挫，普通家庭挣扎度日。在20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官场规模已扩大了一倍以上，官员薪资仅在1998到2001年间就连续四年取得两位数的高增长率。
黄亚生谨慎地表达了对目前胡－温政府政策走向的某种乐观态度，认为它纠正了1990年代江－朱体制最糟糕的过度偏差，但同时他也提到，本届政府的改革可能已经来得太迟，以至于无法挽救那些因劳动力迁徙而被置空的农民企业的瓦解。在结尾处，他将今日中国攀升的基尼系数与东亚其他地区（日本、韩国和台湾）高速发展时所保持的相对平等做出对照，并比照出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外企和国企起着重要得多的作用，而国内私营部门的重要性则较小。他坚持认为，其中一个后果是生产率的增长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一路下滑。在黄亚生看来，经验教训是直接明了的：效率与公平必须依赖于自由市场，而自由市场在中国仍然处于半挣扎状态。中国当然有资本主义，但却是被腐败和自我扩张的国家所扭曲了的变种，它否定了人民管理自己经济事务的自由，因而未能创造出公平或福利的合理条件。黄亚生的处方是过于简单了，其实只要看一看美国，任何像黄亚生这样的麻省理工学院学者，可能就会明白这一点。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严格的财产权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社会平等。不过，作者以堪称典范的认真与明晰所提出的指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其后隐藏着的对于冷漠和不公的愤怒也同样清晰可辨。很少有经济学家会想到将自己的着作，像《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那样，题献给几位被囚禁的村民和一位被处决的家庭主妇。
黄亚生的主要关切在于乡村中国的命运，正如他所正确强调的那样，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仍然是在农村终其一生。而城市劳工的命运则是李静君着作《对抗法律》[4]的主题。关于工人阶级的研究，曾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重要论题，如今却随着劳工运动作为政治力量的式微，在世界各地都走向衰落；近年来，也许只有法国出现过这方面真正卓越的着作。李静君这本书，出自激进左翼的立场，转变了这一局面。虽然在形态与尺度上相当不同，但在力度上，像这样的着作，自E. P.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来，还未曾出现过。实际上，完全可以将此书命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体和再造”。作为七年实地研究和采访工作的成果，这是一部人类学和透彻分析的杰作。
这部着作采取双联对半结构，一半针对东北的锈带地区，另一半致力于广东的新兴阳光带。前半部分研究的，是在解放后建设了中国主要工业基地的无产阶级如何被摧毁。当东北的大型国有企业被废弃或变卖，工人纷纷失业，常常几乎陷入赤贫，与此同时，官员和奸商却用工人全部创造的所剩之物中饱私囊。巧合的是，在王兵那部9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中，我们还存有一幅这个老工人阶级及其世界陷入困境的画面，令人难忘。这是本世纪世界电影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与《对抗法律》一书相搭配的姐妹篇。这部纪录片在渖阳摄制时，李静君正在同一城市开展她的研究。此书的第二部分探讨了东南沿海出口地区出现的新工人阶级，他们是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者，其中大约有一半是女性，缺少集体认同或政治记忆。他们做着低薪酬的工作，却没有保障，辛苦劳作长达每周70或80小时，工作条件往往十分恶劣，普遍处在易于遭受虐待和工伤事故的境地。在锈带地区遭遗弃漠视，在阳光带地区受过度剥削：劳工在这两种地区受到的待遇都是冷酷无情的。
工人们对此作何反应？处在这样一种体制中，他们没有形成工会或政治组织的自由，而过去曾以提供适度保障和自尊来换取他们服从的那种社会契约，如今又被废弃，那么法律——无论多么专制——就成为他们能够诉求的唯一资源。由于任何直接行动都有遭到员警镇压的风险，抗议通常就走向法庭，寄希望于雇主或地方官员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能在法庭上得到惩治，并相信，中央政府若是知道其法律正遭到破坏，就会采取行动保证这些法律得到执行。对中共领导层之良好意愿的这种普遍信心，或许可以被视为俄国人对沙皇“小父亲”（Little Father）之传统信念的中国版本，这位沙皇只是没有意识到手下官僚和地主的罪行。中央的当权者自然愿意助长这种幻想，即他们对下级的非法行为并不负有责任，为他们自己留有退路，可以在抗议看上去就要失控的最后关头，再出面介入调停。
事实上，正如李静君所阐明，要想让法律作为控制与神话化的有效体制发挥作用，法院就不能在犯罪或镇压问题上一成不变地充当橡皮图章。一般而言，橡皮图章正是法院实际运作的方式。但在少数案例中，劳资纠纷的判决——多半是部分地而非全部地——是对工人有利的，这维持了法律仍然是一种保护的那种信念，即使是那些背后有国家权力撑腰的人正在公然藐视法律。某种意义上类似于汤普森在《辉格党人与狩猎者》中所描写的18世纪英格兰，各种“法治”观念正演变成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底层以愤怒对峙上层，努力从后者的傲慢冷漠中争夺判决结果，这是弱者手中唯一的潜在武器。
李静君展示出，工人们在这场不公平竞争中的频繁失败，并没有导致更具爆发性的抗议形式，其原因主要是物质性的而非意识形态的。在锈带地区，被剥夺了其他一切的工人们通常保留了自己的住房，这是作为基本保障住宅在私有化时以低价售予他们的。阳光带地区的打工者，在他们土地尚未私有化的农村老家，仍然拥有一小块土地的使用权作为一条退路。尽管新老工人的命运各有其不幸，两者却都不是一无所有：各自都有某些不愿失去的东西。
这些结论的清醒和现实主义，丝毫没有削弱《对抗法律》中力透纸背的悲剧意味——这是希望遭背叛与生命被摧残的悲剧。李静君在一个个令人心酸的采访中，捕捉到了改革时代无情的工业机制中那些受困之人的声音，这是她这部着作最杰出的成就之一。那些故事常常令人心碎，但讲述的口吻却不但有苦涩、听天由命或绝望，而且表达出勇敢、义愤、艰忍，乃至于幽默。没有多少社会学研究能够像这本书那样，如此令人难忘地结合了结构的与存在的、客观的和主观的真相。若不对这种真相进行考察，就不会对当代中国有明晰透彻的感知。19世纪时，欧洲曾在美国那里看到未来，尽管这个未来还相当遥远。在21世纪，西方以某种相同的方式观望中国。当然，迄今为止还不曾出现探索东方的托克维尔。他曾获得的成就是可重复的吗？还有许多时间可以等待。但是，无论《美国的民主》会在哪里找到其继承者，就此指望任何一部《中国的现代性》恐怕都是靠不住的。[5]
安德森是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新左评论》的创办者兼主要编辑。来源: 《思想》第15期《文化研究：游与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