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双榆树南里新建小区一幢小楼的一个单元，两室一厅，窗明几净，1987年以后，我曾多次在那里度过愉快的下午。这个单元的临时主人就是香港报人、作家罗孚先生。所谓临时，其实很长，有整整十一年之久。
我是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周氏兄弟研讨会上结识罗先生的，他的露面令我吃了一惊。他发言回顾1960年代主编香港《新晚报》期间刊登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情形之后，我趋前问候，并索要联系方式，他笑咪咪对我说：我知道你，你如不怕，可来我家玩；如果通信，那就写北京××××史林安收，我这才知道他还有这个名字。
研讨会结束，我马上登门拜访，我有许多周作人研究上的问题要向他请教，没什么可害怕的。是保姆开的门，我开始还以为敲错了房门。他告诉我，这个小区住着不少名人，如有侯德健、有×××等。而且，有关方面为他安排了保姆，负责他的饮食起居。我没大没小起来，惊呼道，这岂不是神仙过的日子？他不禁笑了，但笑容中难掩一丝苦涩。
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的话题，关于周作人、关于叶灵凤、关于曹聚仁、关于聂绀弩、关于香港文坛、关于他正在写的“燕山诗话”……他说自己保存着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和其他单篇散文的手稿，将来如能回到香港，一定让我看，应该会对我有用。罗先生一诺千金，他1993年结束北京幽居回到香港后不久，我正好到香港访学，那天上午我们约定在铜锣湾一家茶餐厅见面，他拎着一个大包到来，打开一看，竟真的是厚达一尺高的《知堂回想录》全书手稿和十多篇未曾发表的周作人散文手稿，我后悔让一个70多岁的老人拿着那么重又那么珍贵的的文稿出门，应该我去他家观赏的。这是我第一次亲灸周作人手泽，一页一页翻阅，不免激动万分。后来他把《知堂回想录》手稿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那十多篇周作人集外文也复印给我，我提供给钟叔河先生了。直到三四年前，我和香港收藏家许礼平兄去罗府拜访，罗先生精神已明显不如以前，但记忆仍很清晰，见面就说你来得正好，我又找出几篇周作人文稿，忙不迭让罗师母拿出来给我看，对后学的关爱仍一如既往。
罗先生在香港《明报月刊》上不定期连载的“燕山诗话”，我几乎每篇必读。当时这组文字署名“程雪野”，我读时就怀疑到他，见面一问，果不其然。其中有一篇《饱吃苦茶辨余味：关于〈知堂杂诗抄〉》就是写的我参与其事的《知堂杂诗抄》的出版。“诗穷而后工”，我认为罗先生这组“燕山诗话”是他晚年的力作。后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他在《序》中透露“我的北京的十年是诗的日子，不是日子过得象诗，而是颇有闲暇读诗”。正因在京读了“比较多的新文学家的旧体诗”，罗先生写下了一些诗话，并有了宣之于众的冲动。为避免发表后可能引起的麻烦，“因此用了一个笔名，由（《明报月刊》）编者随便赐赠，这就是‘程雪野’，据说主要是一个‘雪’字，不是雪野风光，是朋友的好意，望我昭雪”。1990年代以后，他在北京三联出版《香港，香港》、《香港作家剪影》等着作，又署名“柳苏”（他所编的叶灵凤着《读书随笔》则署名“丝韦”），据说柳是柳宗元，苏是苏东坡，“唐宋八大家”中的这两家，一被贬广西，一被贬广东，而罗先生又恰在广西、广东都呆过。这个笔名起的妙，妙就妙在取这“贬”意，当然，他是被“贬”在京城。可惜我粗心大意，此事未及向罗先生求证。
大概是1992年吧，我突然接到罗先生一封信，说幽居期将满，可能可以南归了，在京居所中的书刊要处理，你如进京，可来挑选。待我出现在他家时，他说：你来晚了，已有几位友人来过，刚刚艾教授又拿走了一批。幸好还留下一些，其中有一套《博益月刊》就全部归了我。当晚他请我到附近一家新开张的餐馆小酌，悄悄地告诉我：据说是有关方面开的，请我在这里吃过饭，菜肴倒不错，我自己也来过几次了。这是他第二次对我提到有关方面。对我而言，如果不是他蒙受不白之冤，留京十一年，恐怕也无机会与他结识，更遑论成为忘年交，不断请益求教了，世事有时就是这样吊诡。
幽居终于期满，有关方面询问罗先生何去何从，罗先生答曰：哪里来回哪里去。于是他回到了第二故乡香港。罗先生南返以后，以全新的姿态活跃于香港文坛，诗文双管齐下，佳作源源不断，成功地实现了从“报人”（已无报可编）向作家的身份转换。《北京十年》的问世，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我三年前在《罗孚先生与〈北京十年〉》一文中就指出，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回忆录是他对1980年代中国文化界的独到观察，是一份难得的真实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历史厚度和思想深度”，这个观点至今不变。
此后，我每次到港，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和罗先生、罗师母一家及鲍耀明、鲍瑞美兄妹欢聚。我是小字辈，罗先生和鲍先生已是半个世纪的老友了，他俩是曹聚仁先生介绍相识的，曹先生对罗先生的评价是“系一位君子，绝对值得相交的”（引自鲍先生5月3日致我传真）。一次晚宴后，罗先生还欣然挥毫，为我书写了一幅他深情悼念中国改革开放代表人物的七绝。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与“绝对值得相交”的罗先生一起逗猫玩。醒来回味，梦境竟颇似当年的情景。那是“九七”前夕，我再一次造访罗先生府上，一只可爱的大白猫躺在客厅大桌上，爱理不理的样子，可见它在罗府待遇之高。罗先生写过一篇可爱的《你爱猫么？》，细述家里养着一头猫，只是借来吓老鼠，并不是为爱猫。结论却是“你爱猫么？我想不一定吧。我的意思是说，不一定不爱。”不一定不爱，那就是爱了。当年一度“左气逼人”，晚年不留情面地自我反省、大彻大悟的“君子”原来还是爱猫人，难怪他在《夏衍和旧梦》一文中描写夏公与猫难舍难分的关系时赞曰：“猫真是通灵的动物。”而今，罗先生可以在泉下与他的好友夏公尽情说猫了。
2014年5月3日罗孚先生谢世后第二天急就于海上梅川书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