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政府行政体制机制的推动力量非常强势，实际上就是政府主导型城镇化。这种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对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扩张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取得的成绩需要充分肯定。根据各种材料大略观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大致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100年左右的发展成绩。但是，这样一种城镇化的发展方式，也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有些还是比较沉重的社会发展问题和矛盾，由此付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成本，需要很长时间的消解和消化。
比如说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巨大差异，就是学界经常讲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26亿农民工的最终归宿究竟在哪里？现在政策思路的可行性，仍然值得研究。中央确定2020年力争做到1亿农民工在小城市落户，这个决策本意很好，但如果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城市化结构现状，产业资源和公共教育与公共卫生等优质公共资源大量集中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许多小城市和小城镇缺乏充分的就业机会，也缺乏令人满意的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又有多少农民工家庭真正愿意到那里安家落户呢？
再说城市化扩张所依赖的土地财政问题，这个钱是通过什么方法得到的？可以讲出各种道理，但经济学的学理分析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政府和农民的不等价交换的收益，即使看成是产权交换行为，也是一种强势的国有土地所有权主体和弱势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产权交换。正因为是不等价交换，所以农民的自愿度和满意度是很低的。再说政府扩建城市和居民房屋拆迁，也常常是基于不等价交换过程，这就很难避免政府的大规模强拆行为。设想如果是等价交换过程，买卖双方各得其所，干吗还要强拆呢？应当看到，这样一种城市化过程，无论对失地农民还是被强拆市民来说，都不是田园式的美妙体验。当然，可能在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某些阶段，这样的资本积累过程很难避免。但是，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肯定不行，这个发展过程在大量积累资本的同时，也在大量积累社会民怨的负能量，为国家经济政治长期稳定发展，社会长治久安，积淀了巨大风险。
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还隐藏着一个未来不可知的重大风险，我称为“城市建设短周期风险”。纵观世界著名城市的建设，都是着眼城市发展建设的百年大计，以百年发展为周期，甚至更长时间，即除战争和巨大天灾外，百年内不会出现城市新的整体大拆大建。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状况很值得研究。有些城市的行政长官急功近利，只以本届任职时间为周期，搞规划、搞建设，而且常常是每届行政长官都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思路和建设规划，城市发展只求建设规模、建设速度，以及外表光鲜，没有考虑什么百年大计，这样，在30年或50年的城市建设短周期后，国内很可能就会出现一轮普遍的城市大拆大建，大规模的城市建筑都要推倒重来，那个时候，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就要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了。
最后，中国城市化发展还有一个时间约束问题。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30年，前15年城镇化的年均增长是15%到16%，后10年到15年城镇化的年均增长是将近2%和23%。可以大致计算一下，现在我们的城镇化水平将近54%，15-20年后，再增长30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就会达到或接近80%，由此计算，中国大规模城镇化剩下的发展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要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里，怎样以更合理、更科学和更能体现中国人智慧的方式完成城市化的历史任务，显然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需要深入研讨，需要政府决策部门和学界的同仁们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