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管理者和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对大量的改革经验进行抽象概括，勇于创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使之成为深化改革的科学引领，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发挥过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得益于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艰苦探索，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实践舞台。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需要管理者和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同时，对大量的改革经验进行抽象概括，勇于创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使之成为深化改革的科学引领，以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十月革命以后，前苏联决策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逐步确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体制设计和理论依据方面基本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但在实践过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我党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并产生了若干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成果。
如，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否完全排斥商品生产？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值得研究。”他次年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但计划只能计划那么几类，社会经济生活是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如果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把灵活多样挤掉，搞得简单、呆板。他说，“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为此“一定要有下面那样多的小计划，和中央的计划互相调整。但只是计划调整还不行，还要利用价值规律。”
1958年，毛泽东指出：“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强调，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962年“七千人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时，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再如，怎样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毛泽东等人提出过适当放权的主张。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就企业管理而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它的独立地位，“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应当保证企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调配、福利设施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利”。
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讨方面，孙冶方在1956年提出：“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1957年，顾准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由价值规律通过市场发挥作用。经济计划应“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沈志远在1962年著文强调，必须肯定按劳分配首先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但是，由于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即使有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有所认识，这些规律在实际工作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改革开放促进政治经济学繁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改革开放随即启动，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实际上是把此前党的领导集体和经济学者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探索付诸实施了。
在为这次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内容包括四个问题：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问题为的是朝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讲第4个问题时，涉及到经济改革，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十年动乱”以前正确认识的延续。例如，关于权力下放，邓小平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关于收入分配，他认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些见解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的理解和诠释。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写道：“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好，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对这个文件，邓小平给予充分肯定：“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到上世纪90年代初，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终于确定。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体制联系起来，无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还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上，都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邓小平1978年的一份手稿中写道：“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1979年，邓小平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982年，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990年底，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时指出：“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其中提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由此可见，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依据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也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带来勃勃生机，主要表现在：摆脱了传统教科书式即斯大林式的概念堆砌、规律排队、缺乏生气的教条格式，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置于现实的、生动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基础之上；把商品与市场列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与基础，并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中进一步研究整个社会的矛盾与发展，这就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成为一个逻辑的整体；把生产力研究重新纳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视野，这既是接受传统体制时期否定生产力而孤立研究生产关系的严重教训，也是把政治经济学重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轨道；把经济运行机制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内容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大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有益部分，大大拓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及其视野；改革开放与发展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其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呼唤
毋庸讳言，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的有些课题尚待解答。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对如此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政治经济学理应给出足够关注，发出主流声音。
当下的经济学研究大多热衷于数学模型、实证研究、规划编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何在、怎样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如何看待物质丰富和人的解放之间的关系等话题留意者少，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探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课题、新经验，更是曲高和寡，有些高校甚至连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教师也后继乏人。然而，偏重于技术分析的现代经济学是否可以完全取代政治经济学？中国的发展是否真的不需要更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答案是否定的。
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有一系列严峻的改革难题需要政治经济学理论给出解答。如国资、国企改革，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企业的产生是因为能节省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不可能消除，当存在企业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大大减少了。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垄断经营、产能过剩、滋生腐败等情况仍然存在，最近出台的国资、国企分类管理、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都是为了消除上述弊端。解决国企改革难题，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角度开展深度研究。
政治经济学还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发现，迫于竞争压力和追求利润，现代社会中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将成为必然趋势，它对经济运行具有两方面的作用：在积极方面，能加快资本积累，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协作分工；有利于大企业的市场竞争。在消极方面，资本集中与垄断的形成存在显著联系；它引起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不利于工人就业；资本集中借力于股份公司的推动，由此产生新的金融贵族，助长投机行为，制造经济泡沫。列宁在1916年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把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新特征，指出这种集中已经导致垄断，形成了金融寡头，必将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没有如期到来，但是他们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判断西方经济衰退的原因，并由此认识鼓励、培育中小微创新型企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在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政治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源头，从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到现代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其间存在着继承和演变的关系。当今世界经济的诸多问题，如果运用技术分析无法解决，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思辨和方法，往往可以柳暗花明，给人启迪。西方学者能够写《21世纪资本论》，其观点不妨见仁见智，其视野、其高度则是值得称道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正处在历史性的转型发展关头，尤其需要大智慧，大思路，大理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责任。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