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0月，我因工作需要，由上海借调至北京，参加《人民文学》复刊的筹备工作。自“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曾听到过不少有关“四人帮”及林彪反革命集团残害忠良的恶毒事件，其中有关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的材料，就是触目惊心的一例。
记得那是在1977年5月30日的中午，我刚吃好中饭准备休息，作品组的向前编辑到我办公室来说：周明要在作品组宣读一份有关贺龙被迫害的资料，你要不要听？
周明也是作品组编辑，主要分工抓散文创作，他交游宽广，消息灵通，常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要闻传到编辑部。有关贺龙的史料我当然要听，于是我匆匆拿了一个笔记本赶到作品组。据周明说，这是他从朋友处借来的一份根据贺龙夫人薛明口述整理的珍贵史料，因要尽早归还原主，所以只好抓紧时间，牺牲大家的休息时间，给愿意听的同志宣读。
开始，周明简略地向大家介绍了历史背景：在1975年6月9日，也就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6周年的日子，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葬仪式。按照原方案是考虑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体不好，不请他们参加仪式，可是总理不顾医生的再三劝阻，抱病于该日下午赶到八宝山，面对贺龙的骨灰盒深深地鞠了几个躬，然后到笫一休息室抚着薛明的肩膀说：“我很难过，没有保护好他呀！老总已逝世6年了，他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随后，他在安葬仪式的追悼会上声泪俱下地致了悼词，声称贺龙是个好同志，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接着就宣读根据贺总夫人薛明讲话的资料，也许是整理过的原因，资料并未用薛明第一人称的口吻，而是采用了第三人称。
林彪的一块心病
薛明说，过去贺龙与林彪极少往来。在1937年，贺龙受毛主席党中央委托，同朱总、林彪、刘伯承等4人到洛阳去见蒋介石，谈国共合作问题。当时贺等几人按中央精神，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不卑不亢的态度，唯独林彪，对蒋表示十分恭敬，正襟危坐，认真记着笔记。在返回山西的路上，贺问林：回去如何向部队传达，林当即写了一张纸条给贺，当晚虽看不太清楚，但大致意思是明白的，称颂蒋介石对抗战还是有决心的，可以给部队吹吹这个风。这说明林彪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贺龙当即把纸条放进衣袋，到驻地后因换洗衣服忘了取出，结果被水一浸化掉了。此事林彪当时并不知道，但等他当权后，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十分担心贺掌握了这份材料，有朝一日对他不利。
再说叶群，她早先还要求进步，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时薛明随平津请愿团南下时，发现叶群有几个问题：一是她到国民党的电台当播音员；二是参加CC学生演讲活动还得了第一名；三是与一个有问题的外国什么战斗团有联系。薛明当即就找她谈话，叶群表示：今后走什么路，她要重新考虑。1938年她去了延安，数年后林彪在苏联结束养病回到延安不久，她成了林彪妻子。1943年在延安整风时，薛明找叶群谈话，提到当年她参加演讲得第一名的事。叶群承认有此事，但并不服气，还大吵大闹了一通，说薛明趁林彪去重庆参加和国民党谈判的时机整她。
那年下半年，林彪从重庆回来后，贺龙也对林彪说你老婆有问题，是薛明揭发的，我们都是老干部了，在政治上要提高警惕。对这些，林彪一直并未忘记。到1965年，叶群跑到贺龙家对薛明以威胁的口吻说：过去你说了我许多坏话，我不计较，今后不提就算了。
但是事实上，并未“就算了”。1966年8月后，他们先是通过吴法宪向毛主席无中生有的告了一条黑状，说贺龙有阴谋，要夺军权。开始时，毛主席并未受黑状影响。9月5日毛主席把贺龙找去，把黑材料给他看了，并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当时贺总问：是否要向他们解释？主席说：现在去解释不行。到9月9日晚上，毛主席让秘书给贺龙打了个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其他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次日，贺龙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同林彪谈话，寒暄了几句后贺龙说：林总，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林彪假惺惺地说：我对你没有什么意见，但今后是得解决一个问题：即拥护谁跟谁走的问题。贺龙当即表示：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对贺总的迫害日益严重
此后，林彪对贺龙的警惕一直没有放松。1966年12月28日政治局开会，毛主席还同贺龙打招呼，要他坐到前面来。但在两天后，江青就不断地在群众中煽风点火，说贺龙怎么坏怎么坏，要造他的反。这样，一批一批的红卫兵、造反派就常到贺家去造反、抄家。当时贺龙身体也不好。总理知道后，就专门把贺龙夫妇接到家中。邓大姐还拿了一些纸条对薛明说：“你们要吃些什么就写在这纸条上，让工作人员给你们做。”总理还打电话到贺龙家，对占在那里的造反派头头说：“贺龙是元帅，是副总理，他的家不能抄，你们赶紧撤出来。”但实际上当时家已抄过，把中央一些绝密文件都抄走了。以后，总理鉴于贺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于1967年1月18日，决定把他们夫妇俩安排到郊外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休养。1月20日，总理派杨德中送他们去，并带口信给贺龙说，希望他在那里好好学习，写写字练练书法，养好身体，到秋天再接他们回来。这样，他们到了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在3月7日贺龙在那里写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资料给总理并转党中央和毛主席。3月11日，总理派人到贺龙处，说材料已收到，非常高兴，还说你的几个孩子已找到，只有一个女儿还未找到。之后总理还经常派人去关怀问候。但是到了秋天，总理并未派人来接他们。贺龙知道，总理是不会爽约的，他一定有难处，于是他每天翻报纸，看不到总理活动的信息就寝食难安。
时隔不久，林彪、江青找到了贺龙的藏身之地，不知他们对警卫和看管人员作了什么手脚，从此开始，生活上的麻烦逐渐增多。负责警卫的人借口天旱、断水，一天只能得到一小罐水。吃的菜也越来越少，日用品日益减少，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破了只好补了又补，有时送饭的警卫故意把饭丢在地上，让他们拾起来吃。贺总的身体越来越坏。有天晚上，贺总觉得不舒服要吃药，薛明就起来想找医生去配药，一不小心摔倒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贺来扶她时也摔倒了，两人就躺在地上，幸亏有一个警卫战士发现了帮助扶起来并报告了连长。但一直到第二天夜里才来了两个医生，也不好好询问病情，就胡乱开了点药，并吊了葡萄糖。医生有时到外面偷偷商量什么。当时警惕的贺总对薛明说：当心他们，他们是要把我害死的。这时管理人员又要他们搬家，贺总表示不能搬，说这是总理给他们找的地方，住其他地方不去。最后还是被迫搬到山下另一间房子里，警卫也看守得更严了。因贺总身体越来越坏，要求治病，后决定去301医院，开始不让薛明同行，经再三提出，并要他们向总理请示，经总理批准才准许同住医院。但医生受命控制得很严，有些药根本不给使用，治疗了一个星期，就由警卫战士重又把贺总抬回到原地。
一代英雄悲惨离世
1968年9月8日，林彪用军委办公厅名义，写来一张条子，要贺总交代在1933年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洪湖与贺是怎样谈判的，哪些人参加，达成什么协议等等。贺总看了气得在桌子上狠狠敲了一拳，说当时来的人都给枪毙了，还交代什么。他知道这是林彪存心找岔子陷害，搞清君侧。当时毛主席能讲一声贺龙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就好了。
不久，贺的病更重了。他们要送301医院，贺总说不去，这医院不是他该去的地方，但他们一定要他去，贺总问薛明怎么办？薛明说要能让他们两人一起去就去。以后总算让她去了。医院里的警卫看守得很严，几乎没有一点自由，贺总硬是要出院，回到原住处后，从口袋内掏出两张纸条：一张是主席写给王观澜的一封信，讲如何对待疾病的态度，当时是贴在医院墙壁上的；另一张是在医院里用过的药名。这都是趁着四个看守人员不在时，分几次偷偷抄下来的。回来后贺总就不时朗读毛主席的这封信，有时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歌曲。
1969年2月的一天，贺总实在有点想不通，就用手杖敲打贴在墙壁上的林彪头像说：“你为什么不准我革命，当年我指出你缺点也是为你好啊！”4月1日，贺总从广播中听到说“九大”召开了，他很高兴，连忙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表示祝贺。“九大”以后贺总的身体更坏了，但迫害并未放松，而且伙食很坏。贺总有一次看到看守人员在杀猪聚餐，他真想吃点猪耳朵，就向看守人员要个猪耳朵。他们根本不理睬，回答说这里没有卖的。
6月8日早晨，贺总连吐了三次血，到9日上午9时，病情越发加重，警卫人员报告了301医院。医院派来了车子和医生，他们把贺总抬上车就开走了，把薛明挤出车外。6个小时后才派人来通知薛明，要她去一下。薛明赶到医院才知道，年仅73岁的贺总已在下午3时去世。医生向她讲了治疗经过，她已经昏昏沉沉，根本听不下去，只记得说什么血尿比原先增加了10倍多等等，并表示等他们儿子到了后可以一起去看遗体。
贺总死后，对薛明的迫害并未停止。1969年11月，薛明被弄上火车，去了贵州。当时派了警卫、护士。两个护士的任务就是监视。江青还叮嘱：“这老太婆可厉害呢，你们得注意！”当时薛明身有重病，血压高，脚肿得厉害。为了锻炼身体，她常常在房间里背着背包跑步。一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身边的人也没有告诉她。到1971年11月，总理打听到她在贵州，就派了8341部队的人找到贵州，向她宣读了关于林彪的七个文件（这文件当时是规定不给被审查人员传达的），宣读后问薛明还有什么意见。薛要他们慢点走，她要好好揭发林彪的罪行。以后薛回到北京由刘西尧作了安置，但迟群这只黑手又伸了进来，要她交代和叶群的关系。到1972年才恢复党籍和军籍。1974年9月，党中央对贺总作了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薛明本人一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彻底解决了问题。
上述材料是当时的笔录，因在听读的时候心情异常激动，肯定有不少遗漏，中间还有一些十分动人的细节无法一一记下，所以这份资料只能算是一个概述，好在有不少情况还是鲜为人知的。这次整理，我参阅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等书。真无法想象，解放以后，在这么高级的干部中政治斗争如此复杂、尖锐，真叫人不寒而栗。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离休教师）
来源:《世纪》201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