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西方主流舆论对安倍政府历史修正主义的批判存在独特的规范取向和安全考量。与中、韩等国对日本右翼修正主义的反侵略、反殖民的主导性认知范式不同，西方主流舆论更多诉诸西方盛行的人权和“历史正义”范式。东西方舆论对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主义的认知都夹杂着安全顾虑。中、韩等东亚国家从历史修正主义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危险。而西方舆论主要担心历史修正主义导致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失控，担心日、韩这两个美国最重要的东亚盟国之间裂痕加大给中国可乘之机。此种立场主要体现了美国在东亚推行战略再平衡的安全考量。因为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和平主义形象已经被颠覆，西方舆论对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担忧明显上升。与此同时，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的考量，西方舆论也表现出其偏狭和偏见。
［关键词］西方主流舆论 安倍政府 历史修正主义
自2012年底安倍晋三就任首相以来，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政界成为一股强大的逆流，不断挑战东亚邻国民众的历史情感。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的一贯立场就是否认或淡化战争罪责，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赔偿、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并借此重新树立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摆脱“战后体制”。在安倍本人的纵容下，安倍内阁成员和亲信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推动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强征慰安妇、主张“纳粹式”修宪、否认南京大屠杀、称东京审判是为掩盖美国战争罪行、推动神风特攻队申遗、宣称要修正“村山讲话”和“河野讲话”等。安倍本人则宣扬“侵略”无定义，派助理向靖国神社交“祭祀费”，战败日致辞不提道歉，故意登上带有醒目“731”字样的教练机拍照，观看并颂扬以神风特攻队为主题的电影《永远的零》等。2013年12月26日安倍本人悍然参拜靖国神社，标志着安倍政府历史修正主义的言行达到了高潮。2014年3月，为争取美日韩三国实现首脑会晤，安倍政府突然在慰安妇问题上改口称不修改“河野谈话”，历史修正言行暂时降调。
与历史修正主义立场相伴随行的，是安倍政府在外交安全问题上的一系列对中国充满敌意的举措：在国际舞台四处公然高调宣扬“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类比为一战前的德国；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包围和孤立中国；高调介入南海岛争，挑动部分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冲突；在西南方向大力提升针对中国的军力部署；积极推动“修宪”进程，为参与所谓“集体安全”行动和海外用兵松绑；强化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设立国家安全保障局，制定《特定秘密保护法》，使首相在安全事务中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努力强化日美安全同盟，自觉积极充当美国在东亚防范中国的马前卒；在普天间军事基地搬迁问题上投美国所好等。
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难免受到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由此引发日本与中韩等东亚国家国民之间新一轮严重的“情感危机”、舆论和外交对抗，并加剧了东亚的安全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主流舆论也加入了这场东亚历史问题的纷争，凸显出西方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右翼存在的价值观裂痕和安全焦虑。西方主流媒体关注着与日本历史修正言论相关的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言论和事件。笔者以“Abe，Yasukuni”对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4月30日间部分西方重要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进行关键词检索。结果显示，英国路透社的相关文章共有110篇，《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文章共23篇，《华尔街日报》则有66篇，主题主要有：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挑衅性行动、中韩的回应和反制、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紧张关系、安倍政府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政策等。本文以转载于《参考消息》的西方主流媒体或西方精英在日本重要媒体上的相关报道和评论为主要样本，来分析西方主流舆论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认知。
一、西方主流舆论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右翼的价值观分歧
安倍参拜后，中国倾向于将参拜之举的实质解读为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韩国政府发言人刘震龙声明的核心要旨也基本相似。对于中、韩等东亚国家人民来说，日本右翼的种种历史修正主义言行让人回忆起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殖民侵略带来的无尽劫难和羞辱，并令人感到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噩梦。外来势力殖民侵略带来的恐惧和屈辱在东亚地区仍然根深蒂固，构成了这些国家记忆文化的主旋律。军国主义殖民侵略正是东亚国家解读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主要视角，慰安妇则是殖民侵略带来伤害和屈辱的具体承受者。
在帝国主义时代，对弱小民族采取炮舰外交和殖民侵略曾被西方视为民族国家崛起的普遍、合理的路径。但在二战以来，此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被包括西方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摒弃而丧失了合法性。在日本右翼历史修正主义问题上，西方主流舆论同样接受中、韩等国反对军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意义框定方式。2013年4月23日，安倍在谈及1995年的“村山谈话”时宣称，各国对“侵略”有着不同定义。《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很快对此发表评论文章。一贯亲日的《华盛顿邮报》认为日本的侵略事实不容置疑，中日两国官员的愤怒可以理解。而《华尔街日报》则称，日本侵略“跟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毋庸置疑”，并称安倍的可耻言论会让日本失去更多朋友。但与东亚国家相比，这一解读视角在西方的重要性要低得多。针对2013年底安倍参拜行为，中、韩主要以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殖民侵略视角谴责安倍参拜，而西方主流舆论更多关注安倍参拜对西方“历史正义”规范的背离。显然，西方主流舆论以契合其自身价值观和利益的方式对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进行意义框定，与东亚国家存在明显（但非绝对）的差异。
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行中，最易遭受西方舆论广泛批评的是慰安妇问题。在西方，严重侵犯妇女的尊严和身心不仅违背人类“良知”，更是严重侵犯其人权价值观的行为。日军对慰安妇的身心伤害就属于此类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任何历史修正主义者对慰安妇伤口撒盐的言行几乎毫无例外地会遭受西方主流舆论的“围剿”，并一再严重损害日本的国家形象。中韩就慰安妇问题开展对日斗争也最易在西方社会获得响应。2013年5月13日，日本维新会共同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公然宣称，慰安妇对于维护军纪是“必要的”，“驻日美军应利用色情场所”。这触怒了西方社会并引起了来自西方的强烈谴责。在桥下发表狂妄言论后，美国国务院、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都先后对之进行了谴责。众议院外委会主席称，二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有组织而残酷地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性奴隶的行为“违背有关人类尊严的一切国际标准”，并强烈谴责桥下的谬论是“往幸存者和其家属的伤口撒盐”。包括日裔众议院迈克尔·本田在内的一批美国议员还在6月上旬参拜了位于新泽西州的一座小型慰安妇纪念碑。此外，桥下的言论还受到了联合国和多国人权组织的谴责。2014年1月下旬日本广播协会官员(井胜人再发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狂言，再次引起欧美媒体的关注和强烈反感。慰安妇问题也成为4月奥巴马在访问韩国期间非常关切的一个重要议题。
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言行，挑战中、韩等国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侵略的记忆文化。但对西方而言，它所挑战的主要是西方的“历史正义”规范。这一规范主张冲突的施害群体依据真相承认历史罪责，对受害者进行道义修补，在此基础上求得受害群体的宽恕，由此寻求双方走向和解。自20世纪末期以来，以“历史正义”规范为要旨的创伤记忆文化在西方形成，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并向全球其他地区扩展。①此种记忆文化以西方基督教社会就纳粹大屠杀历史罪责对犹太人进行认罪、道歉和修补为主要参照，德国尤其成为体现此种文化和“历史正义”规范的模范，为国际社会所推崇。在此种文化下，西方国家政府为一些群体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而道歉和修补，一些非西方国家也加以仿效②，使国际社会出现了“谢罪政治”和“道歉潮”。
在对待历史罪责的问题上，西方舆论常常将日本与德国这个“谢罪”模范进行对比，并要求日本将德国作为学习榜样，承认历史错误，向东亚国家公开道歉。对于2013年8月15日安倍在战败日致辞中不道歉并派特别助理向靖国神社送交祭祀费的行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称安倍向世界发出了错误信号，正在激怒世界其他地方的朋友。安倍于2013年12月26日悍然参拜靖国神社之举，在西方主流舆论尤其引发了广泛的严厉批评。美国驻日使馆就此罕见地表示“失望”，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深表遗憾”。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言人斯特芬·赛贝特称：“总的来说，所有国家都必须诚实面对自己在20世纪发生的这些恐怖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有在诚实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同昔日的敌人建设未来。这是德国所坚持的信念，在我看来，它适用于所有国家”。《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参拜意味着安倍放弃了和解理念，转而利用紧张来推动一系列右翼举措。该报编辑部也专门发表社论，严厉抨击安倍参拜之举是“挑衅性行动”。
靖国神社本身的性质也受到西方舆论极端负面的解读。西方主流媒体在其报道和评论中，往往都提供关于靖国神社与日本历史上军国主义的关联，包括其中供奉14名甲级战犯的灵位。而且，也不时指明其在中、韩等国社会情感中的特殊敏感性。纪录片《南京》的导演认为在靖国神社陈列的否认日本战争罪责的展览中，“点缀着军国主义的宣扬”。③日本右翼将靖国神社视为纪念日本战殆者的合适场所；但这个体现日本神道教精神、煽动民族主义的神社，其对侵略暴行的美化让英国前驻日本大使休·科塔齐“不寒而栗”。他反对在那里供奉甲级战犯，并认为千岛渊才是纪念日本战争阵亡者的合适场所。④2013年10月3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和国务卿克里向东京千岛渊战殆者公墓献花，以行动表示不能认同安倍的历史观。美国人对日本右翼将靖国神社与美国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相提并论尤其感到愤怒，将之视为对美国的污辱。明迪·科特勒2014年1月16日刊发于《国家利益》的文章很有代表性。在他看来，靖国神社建立的目的就是将神道教的至高无上性、天皇的神圣性和皇室的中心性深植于国家政体中；这一神社颂扬太平洋战争，为日本帝国而设，是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和东京审判的无言否认，是一个“挑衅之地”。这与阿灵顿世俗、中立、非政治化地纪念美国在历次战争中的阵亡战士在历史和精神上全然不同。与西方所提倡的通过记忆来促进和解的主张也背道而驰。
直接挑战西方纳粹大屠杀记忆的言行，在西方有着特殊的敏感性，极易引起西方主流舆论的反感。2013年7月29日，安倍内阁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谈及修宪问题上，主张学习二战前的德国纳粹在不知不觉中修改《魏玛宪法》的“技术”。这一发言实际上挑战了西方社会的“纳粹禁忌”，马上引起了西方舆论的猛烈抨击。著名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次日就发表声明要求麻生对他的讲话进行澄清，质问：“纳粹政权的哪种技术值得学习———怎样偷偷地推翻民主吗？”该声明还称：“世界从纳粹第三帝国汲取的唯一教训就是当权者知道不应该怎样做”。美国政府私下要求日本政府“撤回发言”。一些德国主流媒体也批评了麻生向纳粹学习修宪的言论。在国际舆论压力下。麻生被迫于31日收回发言。日本右翼分子在一些图书馆恶意损毁《安妮日记》的行为，引起了更多犹太组织的批评，西方许多重要媒体也将之视为日本“右倾化”的迹象。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在其声明中表示“震惊”和“深感担忧”，要求日本政府查处这一“憎恨行为”。反诽谤联盟也表示此种行为令人“震惊”和“可耻”。而以色列驻日大使馆和日本犹太社团也很快宣布向日本东京的多家图书馆捐赠300本《安妮日记》，以实际行动回应损毁恶行。基于民族主义恶性竞争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祸，推崇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西方对日本民族主义的上升高度警惕。在2013年英国路透社刊发的众多相关文章中，保守民族主义形象是关于安倍政府及其本人重复出现的话题。安倍上台未久，持自由主义倾向的《纽约时报》就发表社论指责“安倍重新试图否定历史”，并断言安倍是“右翼民族主义者”。2013年4月安倍发表侵略定义“未定”论后，西方媒体关于安倍民族主义路线的评论有所增加。持准官方立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所在2013年5月发表的报告中，就从安倍的民族主义话语、与右翼组织的关联、任命持民族主义立场的阁员等方面，将安倍描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其亲信发表关于历史问题的挑衅性言论后，西方媒体的批评升级。即使持保守立场的《华尔街日报》也于2014年2月26日刊发题为“日本民族主义抬头”的长文，文中从政党政治、流行文化、对中韩好感度下降、对美国敌意和不信任感上升等方面描绘了日本国民集体转向民族主义的态势。
受安倍鼓舞的日本“仇外型”极端民族主义让西方舆论尤其警惕。2013年10月7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更以“武士归来”为题发表文章，塑造了日本民族主义好战、在中日之间制造争端的形象。2013年8月20日，《朝日新闻》发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格卢克的采访。格卢克认为，日本仇恨型民族主义的发展比安倍更为危险。在2014年2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也担忧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仇外倾向。3月17日，戴维·皮林发表在《外交政策》的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右翼的“民族优越论”，以及其对日本帝国野心的支持。
西方舆论还对否定东京审判、修正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企图保持警惕和高压。2014年2月初，安倍新任命的日本广播协会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大放厥词，称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美国对日本领导人发起的战后审判是为了掩盖美国的战争罪行，这些罪行包括投放原子弹以及对东京进行大规模轰炸等。他的言论遭美国驻日大使馆的强烈谴责。《时代》周刊2月7日也以“日本广播协会官员：我们没有犯下战争罪，都是美国瞎编的”为题表达愤怒和谴责。《经济学家》报道了安倍政府内部充斥右翼，以及安倍本人使日本广播协会右倾化的努力。在2014年2月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也担心安倍的历史观会与美国人关于自身在二战和战后对日占领中的角色认知产生冲突。
日本右翼在历史认识问题与西方存在的价值观裂痕固然让西方主流舆论担忧、愤怒，但令西方（尤其美国）更为担忧的，是日本历史修正言论所体现的“地缘政治迟钝”。
二、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导致西方的安全焦虑
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论，伴之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化举措，在东亚（尤其中国）被视为现实的安全挑战。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像德国那样得到应有清算，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仍然存在，因此，东亚国家一直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保持着高度警惕。中韩两国日本之间的领土主权纠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残留的问题，因此，领土主权之争与历史情感又形成了紧密关联。实际上，领土纠纷本身也是东亚“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言行并不仅仅是一种对国民身份认同和尊严的情感性挑衅，本身也令人想起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复活。彭光谦列举安倍政府的一系列右倾化举动，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不可回避的现实威胁”，中国必须“随时准备以雷霆之势，坚决粉碎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切实做好应对战争偷袭和不测事件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中国还倾向于将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与日本重整军备的动向相关联，将之解读为对战后以来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挑战。
在西方，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同样引发了安全担忧，这主要体现在美国政府和舆论的态度中。奥巴马政府一直在通过公开和非公开的方式向安倍施压，要求他在历史问题上不要挑衅邻国。安倍参拜后，美国驻日大使表示“失望”；2014年3月6日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又称，参拜是“使地区形势复杂化的行动，不具建设性”，“实际上会影响到别国”，并使美日之间合作变得困难。美国类似的立场和表态主要并非出于价值观分歧，而主要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国会研究所数份关于日美关系的报告，其主要着眼点就是日本政府言行是否会危及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2013年8月的报告担心安倍及其内阁成员会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步骤或发表声明导致地区关系恶化，进而干扰地区贸易融合，威胁美国盟国间的安全合作，使业已紧张的对华关系进一步恶化。2014年2月的报告进一步论析了安倍参拜之举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损害，包括加剧东北亚地区紧张、损害日美信任等。④具体而言，西方主流舆论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问题上的安全关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担心中日对抗升级，可能导致美国被拖入中日之间的战争
自2012年以来，日中关系已经因为岛争变得日益紧张，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论则使此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向“历史问题”延伸并因之加剧。西方舆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两国之间围绕历史和领土问题不断升级的紧张态势。安倍参拜后，欧美媒体密集报道了中日之间的外交和舆论战，关注着两国之间对抗的升级。傅高义也对此深感担忧，专门撰文探讨中日之间如何降低冲突风险。他指出，“如果不正视未解决的历史问题所带来的愤怒情绪，就无法消除紧张局势。”2014年1月23日，安倍在达沃斯论坛上再次口出狂言，将当下的日中对立与一战前的英德矛盾相提并论。这尤其受到西方舆论的广泛担忧和批评，《金融时报》称之为“可怕和具有煽动性的”，并称“中日在东海展开战争的可能性正迅速成为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之一”。美国舆论尤其担心此种紧张导致“擦枪走火”，使美国被迫卷入中日战争。约瑟夫·奈和陆克文联合撰文指出，“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而在于较低层次上的误判的可能性，在于‘事件处理’方面的有限经验，以及竞争性民族主义气氛下的局势升级”。卡彭特如此表达此种担忧：“尽管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尚不太可能发生，但趋势令人不安，目前甚至无法排除爆发战争的噩梦”。美国领导人愚蠢地坚持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立场，“让美国站在了日益加剧的中日对抗的前沿。”
2.担心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内部裂痕加剧
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论同样重挫了日韩关系。针对安倍的日韩对话提议，朴槿惠以历史问题为由一再拒绝，甚至公开质疑日韩进行首脑峰会的意义。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全面冻结了与日本的外交对话，包括一些双边的国防和军事交流项目。即使经美国勉力撮合于2014年3月参加美日韩三国峰会，朴槿惠对安倍仍然冷脸以对。中、韩两国则相互接近，通过多边和双边途径开展合作，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对日共斗”局面，包括慰安妇问题上联合对日、在哈尔滨建立安重根纪念馆、在西安建造韩国“光复军”纪念设施、韩国归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韩国的遗骸等。
西方媒体关注着日韩关系的不断恶化和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的合作和接近，此种态势让美国尤其沮丧。安倍参拜后，企业研究所学者迈克尔·奥斯林如此评论：“如果连我们在这一特殊地区的两个主要盟友都不说话了，那我们如何能开展行动？”国会研究所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日韩关系恶化使日美韩之间的三边安全合作变得复杂化，不利于日本提升军事和外交影响，以及部署三国统一的反导系统，还可能导致美国与其中一方的关系恶化。2014年3月核峰会前夕，奥巴马政府极力撮合日韩这两个盟国参加首脑会晤。《纽约时报》如此评论其背后的战略动因：日韩两国间的不和日益成为白宫不安的源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白宫担心中国会利用这种憎恶离间美国在亚洲的两个重要盟友。这将导致中国在东海更加自由。存在分歧的日本和韩国就核计划向朝鲜施压的效果也会打折扣。①正因为如此，美国政要一再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避免使本已紧张的韩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3.担心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受到负面影响，但西方舆论界的观点出现分歧
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旨在防范中国、管控东亚潜在的安全危机，但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一战略客观上要求美国的亚洲盟国之间加强团结，也要求日本这个关键盟国更积极地承担美国的“配角”。美国期待和欢迎日本政府提升安全能力、强化美日同盟的举措。
对于安倍提升安全防卫能力的举措，西方一直持支持和赞许态度。但对历史修正主义，西方舆论界在整个2013年都大体认为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行为，而且对改善日本的安全地位并无助益，反而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带来冲击。2013年4月《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认为，安倍无视历史会损害日本通过改革强化自身安全地位的合理的目标，“对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旧情绪只会让安倍更难推动国内改革，难以获得周边国家的认同”。《金融时报》8月1日的一篇文章如此评论：（美国）亚洲战略平衡容许日本提升军力，但日本安全地位的调整必定引起北京、首尔和其他国家的悸动不安。因此，“必须以最大限度的外交技巧和谨慎态度加以处理”。而安倍政府的做法“实在太严重而且太危险”。
到2014年初，美国舆论界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将参拜解读为安倍配合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以重新定位日本全球角色的全方位努力的“战略性一招”，并主张美国接受参拜现实。天普大学日本校区的杰夫·金斯顿则将安倍参拜之举视为别有用心地妖魔化中国，在中日之间制造危机，为推进自己不得人心的施政议程误导日本民众。这两位学者都不否定参拜对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关系的伤害，但都认识到参拜在安倍减轻日本国内安全政策改革阻力中的工具性作用，区别在于前者将之视为有益于美国安全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赞许了安倍的战略谋算，而后者则仍将之视为美国的挑战。
此种安全焦虑，折射出西方对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转换的认知。安倍上台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对东亚地区安全的紧张态势忧心忡忡。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而且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变得更加强硬。东亚海域的领土主权纠纷正在升温，危机四伏。朝鲜核问题陷入僵局，朝鲜政局变动频繁。美国在中东、中亚严重受挫，其以“战略东移”防范中国也感到力不从心。2014年3月美国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到：“长期的主权争端或者对自然资源的不同主张带来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破坏性的竞争或者发展成冲突的风险加大了”。美国既不想中国过快崛起，但也不希望被盟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直接冲突。如何管控这一系列安全危机，已经对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安全秩序构成严峻挑战，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带来新的考验。
东亚认同政治抬头则是导致西方对安倍历史修正主义产生安全焦虑的另一个因素。近代以来，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暴行给这些国家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耻辱和创伤记忆，也成为这些国家国民认同的重要内容。西方两部新著都分析了近代史上遭受侵略对中国人历史情感和国民认同的重要影响。《富强：中国迈向21世纪的长征》一书将这种耻辱视为“中国人心灵中的深刻特质，是中国领导人继承的文化DNA”，而雪耻就是中国人的“民族基因”。《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生存之战》一书更进一步凸显了日本对华侵略带来的劫难，并将抗日战争的经历视为现代中国历史认同的关键：“现代中国……形成于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血腥战斗中”。此种以遭受日本侵略而形成的创伤记忆，同样也是朝韩两国国民认同建构的关键要素。未曾和解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伴之以没有解决的领土纠纷，在中日之间缺乏危机管控机制的情况下，极易导致紧张关系失控，继而导致严重国际冲突。在西方看来，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可能成为点燃冲突的导火索。
三、结语
显然，西方主流舆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日本右翼存在明显的价值观鸿沟。日本右翼的历史观还停留在19世纪，而西方已经形成了新的“历史正义”规范。与中、韩等国对日本右翼修正主义的反侵略、反殖民的主导性认知范式不同，西方主流舆论更多诉诸西方盛行的人权和“历史正义”范式。东西方舆论对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行的认知都夹杂着安全顾虑。中、韩等东亚国家从历史修正主义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危险，担心日本再次破坏东亚安全秩序，损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西方舆论并不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兴，也不认为其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美国国务院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甚至在《外交事务》撰文支持安倍政府改革日本自卫队、强化军事能力。他们主要担心历史修正言论导致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失控，担心日、韩这两个美国最重要的东亚盟国之间裂痕加大给中国可乘之机。此种立场主要体现了美国在东亚推行战略再平衡的安全考量。因为安倍的历史修正言论，日本的和平主义形象已经被破坏，西方舆论对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担忧明显上升。此外，美国保守舆论开始将历史修正言论视为有利于安倍提升日本安全地位，重塑日本国际角色的战略性举措，并主张美国从安全利益出发接受安倍参拜的既成事实。
意识形态敌意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使西方舆论表现出其偏狭和偏见：
（1）基本回避自身在东亚“历史问题”产生过程中的责任。无论对日军国主义不彻底的清算、还是《旧金山和约》对争议岛屿主权模糊处理，都是主导对日占领的美国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此种选择又服从美国对苏、中冷战的战略需要。《开罗宣言》中反法西斯同盟关于日本归还侵占领土的庄严承诺，在当下的西方舆论中，很少被探讨。
（2）“护日”倾向。在抨击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言论同时，西方舆论也一再报道安倍的“对话”表态，而中、韩两国政府却显得不依不饶。西方舆论很少分析安倍“对话”表态的虚伪性。那些让安倍政府“对话”表态成为“假唱”的迹象，如安倍亲信和阁员历史修正言论、安倍本人在历史问题上的易变性等，在西方舆论中似乎并未影响安倍的“对话”愿望的诚意和可信度。在安倍因参拜而受到国际舆论围剿后，日本国际形象受损进一步让那些亲日势力忧心忡忡。西方舆论仍然将日本视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西方自由派在历史问题上对安倍政府的失望，乃是对日本没有坚持“与我们一样”的失望。奥斯林那样的保守派对日本则降低甚至放弃了“与我们一样”的要求，选择让日本“对我们有用”。珍妮弗·林德甚至主张，美国应该以西方的人权价值观来对东亚历史纷争进行意义重构，将侵犯人权的重点关注对象从历史转向当下，团结日本打压中国。美国由此可以实现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统筹贯通。
（3）对中国反制行动的意识形态和阵营偏见。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对中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中日之间很少“中立持中”，遑论对中国公开同情和支持。在2013年，路透社的相关报道基本上展现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挑衅邻国的形象，并将安倍本人描绘成“右翼民族主义”者。但从2014年初开始，路透社刊发多篇关于中国反制行动的文章，塑造了中国在联合国和西方咄咄逼人地开展对日“宣传战”的形象。一篇文章还指中国在西方提升对日宣传战，努力在西方和日本之间制造裂痕。奥斯林除了从安全考量出发为安倍参拜辩护外，还专门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攻击中国，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一系列反制措施称为“外交憎恨机器”。文中如此论述：“中国最近专注于重新挖出日本帝国的阴魂来抹黑和孤立当下民主的日本———这个唯一能够破坏中国野心的近邻强国”。该文还颠倒黑白地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反日情绪，故意恶化双边关系并拒绝负责任的外交。
［作者简介］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3期
